浅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马克思与中国实际结合”。
浅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化”，包含了双重要求：一方面，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所谓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常讲“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出发点是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所谓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就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和三个理论要求。一个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三个理论要求，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而研究总结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二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并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中使之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三是通过民族形式包括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式上也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和要解决的是近代中国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推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经历了以1956年为起点和以1978年为起点的两次探索、两次“结合”才完成的。
“第二次结合”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来的。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如何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殚精竭虑的问题。
由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这个别无选择的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
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在这时，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要找出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新中国的建设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发生失误，出现波折。如同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那样，实现第二次结合也充满着艰辛和曲折。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在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甚至严重的失误。主要的错误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另一次是1966——197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党内在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思想混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并非是仅仅关系毛泽东一个人,它关系着整个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宽广的胸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超人的智慧,适时地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奠定了历史的认识基础。
首先,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否定了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在1977年7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第39,43页)。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决回击了当时出现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第298页)我们今后的任务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第300页)。再次,正确分析和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提出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这1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思想,如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亲自打
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第172页)最后,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党的决议这个带有法规性质的文件,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今后发展中的地位。
由此,这也就成为了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前提条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开始了“第二次结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对象有其特殊性。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作用的发挥就等于无的放矢。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研究中国的国情，把握所处时代的特点。邓小平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以其求真态度、世界眼光，不仅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而且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与时代特征，认识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分析和判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1978年，邓小平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科学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
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需多重要的新论断，如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概括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诸如姓“社”姓“资”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多方面作了系统概括，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将其写入党章，1999年又载入宪法。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运而生，标志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推进，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