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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篇：道德，照耀人生的光辉
天地有人生，幸福在哪里？道德求至善，社会兼个体。人性唯实践，德性与伦理。立言论现实，更须探终极。
道德是什么？要想用下定义的方法给出一个人人都感到满意的解释，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论如何解释道德，人生问题无疑是道德最核心的问题。一种好的道德解释，是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人性、探究生命、把握人生、指导生活的理论宗旨，不仅让我们理解道德是什么，而且帮助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我们自己，从道德的角度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物、事。问“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和问“人是什么”的问题一样，有同样的难度，也有同样的魅力。德耀人生，道德是人生的学问。
一、道德是人性的标志
（一）道德的人性之美：一颗苹果的命运
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但丁
人是社会动物。要走出自己的“小家庭”，步入社会的“大家庭”。在社会的“大家庭”里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欲望，如果一个人不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条理、不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那么在你、我、他之间，就不免会产生各种纠纷与矛盾。在充满纠纷与矛盾的环境里，人的生活会有怎样的质量呢？每一个人都将是烦闷苦恼，而不会快乐舒心。所以，为了社会性的生活秩序，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保证，为了大家共同的生活质量，也就是为了自家的生活理想，每一个人都有必要“讲理”。这个“理”就是“道”，就是“德”，也包括“礼”、“义”、“法”等在内，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是道德呢？有许多名家给出了解释，也有许多教科书给出了定义，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比较传统的说法：“道德是人性的标志。”
有一位寓言作家凡夫先生写过这样一则寓言《一群人和一群猴》。大意是说，一场洪水把一群人和一群猴逼到了一个山顶上，经过三天三夜，猴和人一样，都没有吃上一口东西，非常困乏饥饿。到了第四天，人从水里捞到一个苹果，猴也从水里捞到一个苹果。接下来人和猴就各自演出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在人群中，男人把苹果让给女人，女人把苹果让给老人，老人最后把苹果让给了小孩；而在猴群里，老猴把它从小猴手中夺了去，母猴又从老猴手里把它抢走了，最后，苹果落到了猴王的嘴里。猴说：“人啊，真憨！自己饿得要死，却把吃的东西让给别人！”人说：“正因为你们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们虽然长成人的模样，却不能成为人！”
在不同的群体里，一样的苹果竟然有两种不同的命运，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猴和人之间不同的“处世之道”：猴遵循的是动物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法则，人遵循的则是社会性的相互关爱的道德价值方式。这也就是人高出动物的地方。就像荀子所说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有气息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道义，人兼有气息、生命、知觉和道义，所以是世界上最可贵的。看来这个“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儒家思想当中，也叫做“仁”。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上面这则寓言故事，这里人是一方，猴子是另外一方，实际上猴子代表的是动物。人们常说“人也是动物”，但是又可以说“人不是动物”，为什么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都能够成立呢，关键就在于，人有动物性的一面，又有超越于动物的一面。这是人性的复杂性，不同于动物的单纯的动物性。人的行为有多种方式，可以“因地制宜”、“适时而变”，不会完全被动物性的本能所决定。而动物的行为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自然本能的方式，就像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在生存问题面前，动物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当猴子遇到苹果，只有老子为先、“抢”字当头，也正因为如此，猴子才是猴子。而有道德的人呢，他人优先、“让”字当头。人们都很熟悉“孔融让梨”的故事，这则故事给人的启迪价值就体现在一个“让”字上面。一个苹果，我、你、他，每个人都有需要，可是，在需要面前，人会比动物多问一些问题：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善恶好坏的问题，而不像动物那样只是奔着“要不要”而去横加抢夺。
看来对于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早就有了明确的主张，《中庸》上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人心也。”这是从“仁爱道德”的角度来看待人，看待他人、看待自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仁爱”之心，怎样做人呢？难道要失去仁爱之德，而退回到动物的行列里去吗？
这就是我们选择“道德是人性的标志”的根据所在。
道德启示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里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能同情、知荣辱、懂辞让、明是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所在，所以说“无仁不人”。仁德体现一个人是什么“人”：是做“一只猴子”还是做“一个人”？因为它体现一个人怎样生活：是“抢”字当头，还是“让”字当头？
（二）道德的仁爱之本：“好好先生”是“糊涂先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解释说：“爱人。”在孔子看来，“爱人”是仁的根本内容，仁的本质就是“爱”，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关爱之情的人。那么什么是“爱”呢？这里需要有一番细致的梳理。
出于真情方为爱
人们通常将“爱”和“恨”对立起来进行理解，实际上这是日常思维的简单化的处理。有一位西方思想家这样分析道：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因为即使是恨，也还把别人当作一个“你”来看待，而漠不关心则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这里有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恨”并不是完全的“不好”，人是有“恨”的时候，其实还对他所恨的对象有感情、有牵挂，可以是“恨铁不成钢”的“恨”，也可以是不满意的“恨”。总之，“恨”和“爱”一样都还属于“有情感”的状态，所以“爱”的真正的对立面是“漠不关心”，是“冷漠”，这即是成语“麻木不仁”所强调的意思。其二，爱一个人，是将对方看作一个“你”，也就是看作和“我”一样的人，这才是一种“肯定”和“尊重”，没有这样一种“肯定”和“尊重”，是谈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爱人如己”的意思所在。根据这里的分析，仁爱的含义就是对人的一种肯定、尊重、同情和关心。
爱心不仅是良好的动机
良好的动机是做事的必要前提。没有良好的动机，不可能做好事，也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即使误打误撞起到好效果，其中的道德价值也是要打折扣的—对办事的主体来说，他没有关怀他人的动机，自然也就体会不到关心帮助他人之爱，对从中受益的人来说，因为不是出于办事人的初衷，也难以感恩于他。更为主要的是，做事而没有良好的动机，要让别人从中受益，总是太偶然了。所以，对道德来说，内在的动机的非常重要的。
鲁迅先生有一篇寓言性的杂文《立论》，其中说，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非常高兴，到孩子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主人连忙道谢。有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主人也连忙道谢。但有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主人立即很不高兴，这位客人被大家合力痛打。鲁迅先生用带有评价的口气说：“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鲁迅先生写这篇短文有他的深意所在，揭露了在当时现实环境中歪曲真理、黑白不分的丑恶现象，讽刺生活中圆滑世故、阿谀馅媚的处世原则。不过我们也可以另外引申分析一下。“说要死的必然”是说了一句“真话”，因为人人都会死；但“说富贵的许谎”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可能是讨好主人，可书能是朴实的祝词，所以也可能是一句“真话”。前面的“真话”是真在“人皆有死”的自然事实，后面可能的“真话”则真在真情实意的美好愿望。世间不乏言不由衷讨好人的人，尤其是当主人位高权重之时，像《战国策》里《邹忌讽齐王纳谏》所描述的那样，人在“偏爱”、“畏惧”和“有求于人”的时候，往往会心口不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是，人们如果想一想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形：邻居家孩子满月，大概都会说这孩子生得如何好、有富贵茂才之相、将来会如何发达之类的话，而不会说这孩子将来会死去的话。在这样的情景中，“将来要发财”就是吉祥话、祝福语，说话的动机是美好的祝愿；而“将来要死”就成了混账话、糊涂语，说话的动机就体现为怀有恶意的诅咒。人们对这两种话的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倒不是取决于是不是说出必然性的自然事实，而恰恰要看有没有祝福的良好动机。在现实生活中，说话的时候有这样的道理，办事也要遵循这个理。
不过，光有良好的动机，很可能好心办砸事、办坏事。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被誉为世界三大寓言家之一，他的寓言故事《隐士和熊》很多人都读过。寓言中说，有一个人孑然一身到远离城市的荒僻森林里过起了隐士生活，但感到十分寂寞无聊，所以就想找个交谈的伴。不久，他和一只健壮的大熊成了好朋友，他们整天形影不离，相处甚欢。在一次旅行途中，由于隐士的体力不如熊，总是远远地落在熊的后面。熊关心地劝隐士睡觉休息一下。在熊的守候下，隐士很快睡熟。这时，一只苍蝇落在隐士的鼻子上，熊连忙驱赶，可苍蝇总是赶不掉。熊恼火地捡起一块大石头，等到苍蝇歇在隐士额角上时，就使劲儿用石头向隐士的脑袋砸去。苍蝇被赶跑了，隐士也被砸死了。
这则寓言的深意，是告诉我们只有好心是不够的，不分清利害关系、不搞懂事情缘由，一味冒冒失失、糊里糊涂的帮忙，有时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甚至带来巨大的损失。
动机是出于关爱之心，这是必需的，但是，关爱之心如何体现，这里就有学问了。人们大都注重实际效果，认为效果才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凡事都得重过程，只寻结果多徒劳，效果有没有还得考虑许多现实的条件因素。所以，如何践行道德、以道德的方式调节复杂的生活事件、社会关系，得有一种智慧的眼光。
爱有原则方有节
在把握仁爱的精神上，孔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确地关爱人，才能正确地厌恶人。这里提出了爱的标准与原则的问题。因为仁并不是无原则的爱，通常人们所熟知的“溺爱不是爱”，一方面体现了爱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同样体现了“倘若失去原则的话，爱可能就走向反面”。
有一则寓言描写了一位“好好先生”，说的是在后汉时期，有一位叫司马徽的人，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短处，跟人说话，不论好事坏事，都会说：“好好好”。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平安，他回答说：“好。”又一次，有人向他诉说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仍然回答说：“好。”他的妻子听说后，责备他说：“人家认为你有德行，所以才告诉你。你为什么听到人家说儿子死了，反而也说好呢？”司马徽一如既往地回答说：“像你现在说的这些话，也很好呀！”实际上，如何是“好”，这个司马徽实在是糊涂不堪。
君子处事，应该讲求起码的原则，不可凡事呵呵应付，善恶不辨、好坏不分，尤其是那些只知道一味奉承的人，表面上万事都好，实则是姑息了不好的现象，无原则地助长了不良的习气。因此孔子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是指那种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的人，他们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所以只会败坏道德，是“德之贼”。
爱有不同的方式 爱有不同的方式，是因为爱有不同的对象。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就列出了三种不同的对象：亲、民、物。亲，指自己的亲人，主要指自己的父母；民，指自己的同胞：物，指天地万物。相对应的，有三种表现道德关怀的方式：亲、仁、爱。大体相当于人们今天所说道孝敬父母、关爱他人、保护环境。
孟子的这一区分有没有道理呢？这从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可以约略把握一下。例如，人对自己的父母说“亲爱的”，这是因为自己和父母之间客观上存在着“血缘亲情”的联系。而对于社会大众和宇宙万物来说，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血缘亲情”的联系，所以关爱的方式就不能是“亲情式”的，而是“博爱式”的了。亲、仁、爱，体现的都是仁爱之德，但其间有细微的差别，尤其是，“亲亲”是第一步的，是基础和起点，只有在这个基础和起点上，才能逐步扩展出“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品性，这就是家庭美德对于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性了。
从“亲”到“民”再到“物”，是一个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宇宙万物，不断推衍的过程，是一个从小到大，胸怀境界不断扩充的过程。在这一推衍扩充的过程中，一个人逐渐实现了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变与升华。这样，一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体走向天地宇宙，他的德性也从具体的亲情之爱，逐步成长为无疆大爱。
道德启示
道德就是“爱”，讲道德就是明白“什么是爱”、“爱什么”和“如何去爱”。既要讲原则而不能教条，又要灵活而不失法度，因此爱是需要“学习”的，更需要践行的。注重“学习”，讲明道理，就不会糊涂只作“好好先生”；注重践行，就不会说空话开“空头支票”。生活是复杂的，道理要讲得周到；生活又是现实的，道理要讲得实在。
二、道德是人性的方向
（一）追求永恒，道德实现超越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贝多芬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会碰到这样的质疑，德性有什么用？讲道德是要吃亏的。这样的发问，以前有，现在似乎是更强烈了。因为，现代社会的竞争性更强，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有的人把讲道德看作是“弱者”的标志。实际上，讲道德的人不一定是强者，也不会是弱者，而是仁者、智者。我们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沿袭着传统的伦理风俗，变化节奏比较缓慢，而现代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传统社会所没有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节律，这使得不少传统的、为人们所沿袭的观念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所以要与时俱进，对这些传统的观念进行调整、改革和发展。但是，不论怎样调整、改革和发展，“仁者爱人”，这个道德价值是不能废弃的，这种关照他人的角度仍然是必要的，生活中起码的羞耻心、荣誉感是不能丧失的，这是社会生活的“保护链”。“保护链”也可能是一个“锁链”，人在道德感当中会感到一种“约束感”，但是，如果这样一种约束是自己作出的选择，是自主、自愿遵从的，那么这样一种约束就不再是外来的、强制性的，这是一个人德性发展的必然方向。
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甚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乐于求道、安贫乐道，因为他心中自有所乐，所以不在纠缠于生活的世俗层面，制多超越于世俗的束缚，这里体现的就是道德超越于现实的价值。人们常说“知足心常惬，无求品自高”，也体现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为己悲的心灵境界，其中的知足心态，也是道德智慧中的重要内涵。
德是万福之源。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在世俗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金钱能给人带来幸福，所以追求金钱成了生活的中心，为了追求金钱，甚至不惜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结果呢，因为金钱而产生无尽的痛苦与烦恼，本想做财主，反为守财奴。其实，幸福并不是来自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现实的生存固然不能离开物质财富，但是真正的幸福与物质相关、与道德相近。中国儒家讲“义利之辨”，讲“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主张“少私寡欲”，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只会因为贪欲得不到满足而心怀不满，是不可能获得快乐和幸福的。人要讲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为要有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道德修养才是做人的根本。“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的儒家思想提出“德润身”、“仁者寿”的观点。说“仁者寿”，这里的“寿”，不只是指人的实际寿命，也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差不多接近于“生前死后之名”。所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死的不朽”还是“活着但少有价值”，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做出让他人和后人铭记的业绩。儒家讲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就是追求超越现实、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的具体方式。
中国文化讲“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简单来说，这里的“立德”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指事业功绩而言，“立言”指的是著书立说，传于后世。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突出了一种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永恒性的追求。这是对世俗物质欲求的超越，也是对个体有限生命的超越。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屈原在《离骚》中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都是对这种永恒性追求的表达。
道德启示
俗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的“声誉”、“名声”就是一个人超越有限的生活区域和生活时代局限的标志。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身后之名”，是对他此生此世的评价，实际上也体现着他对子孙后世生活产生的影响，所谓“死而不亡”、“死而不朽”，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而终结，因为人还有“精神性命”，这主要应指德性的修养。
（二）得失之间，道德解放心灵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
《淮南子》中讲到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位老人，靠近边塞一带居住，人们都叫他塞翁。他养了许多马，有一天马群中忽然有一匹走失了。邻居们听后，都来安慰他。塞翁见有人劝慰，笑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还会带来福气呢。”过了没几天，丢掉的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骏马。大家都来向他道贺，老翁却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怎能知道不是祸患呢？也许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塞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大腿。大家又都来安慰他，塞翁说：“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啊。”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塞，青年人被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去当兵。入伍的青年大都战死了，唯有塞翁的儿子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保全了性命，父子俩才因此得以相依度日。
“塞翁失马”的故事给人们的启示就是，受到损失往往只是一时的，不好的事情在一定条件下也有转变为好事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在于当事人的心胸和态度。如果只盯着眼前的损失而灰心丧气，甚至放弃追求的勇气，那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豁达的心胸气度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从道德的角度看，就体现为对于得失的判断。
在《伊索寓言》中有一个与“塞翁失马”相类似的寓言：“两只打架的公鸡”。为了争占母鸡，两只公鸡打了起来。其中一只公鸡把另一只公鸡打跑了。那只被打败的公鸡只好逃到有遮盖的地方躲起来，而那只打胜的公鸡呢，却飞到高墙之上大喊大叫，庆祝胜利。这时候，恰巧有一只鹰飞过来，将它抓走了。从此以后，那只被打败的公鸡呢，不仅平平安安，而且达到了目的。
“两只打架的公鸡”与“塞翁失马”可以两相对照，“败公鸡”的结局与“塞翁”正好相反，一个是“失”后能“得”，一个是“得”后反“失”。其中的道理就是，塞翁不以得而喜、不以失而悲，始终能够豁达地对待生活，而获胜的公鸡呢，一有所得就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不能看到生活、事物时刻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生活中，福和祸都是相对的，福祸相依蕴含着生活的辩证法，能够把握这个生活的辩证法就是生活的智慧。它要求人们洞晓物极必反的原理，居安思危、危而不乱，顺时而变、变而求通，切忌只顾眼前、一叶障目。
那么道德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它是一种“仁且智”的智慧。有“智”即是有“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知识”，只有获得生活所需要的起码的“知识”，才能有所作为；有“仁”即是有“爱”，一个有爱心的人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例如，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的学生子贡评价他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学生眼中，“仁且智”正是孔子的人格魅力所在，实际上，这也是孔子被后世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
道德是一种智慧，只有获得这种道德的智慧，才能实现心灵的解放。这样一种“仁”且“智”的智慧是共通的，即使不同的文化、学派也都3虽调这种智慧。例如《百喻经》是一部佛教的经典，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阐述佛教教义，包含许多人生哲理，不少寓言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其中的《种熬胡麻子喻》讲了这样一个愚者的故事，也在强调“仁”且“智”的智慧。
这个愚者在生吃胡麻子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好，就把胡麻子炒熟了吃，味道果然不错。于是，这个愚者便想道：“不如我把胡麻子炒熟之后再去播种，这样种出来的胡麻子不就是像炒熟的胡麻子那样好吃了吗？”这位愚者将炒熟的胡麻子种到地里，结果一无所获。
愚者之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了解胡麻子的种植原理，“如彼燋种无复生理”，对耕作生产一无所知；二是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只单纯地想到满足自己的口味喜好，而不顾及客观的情形。
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有“必仁且智”之论，他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智者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性，不会局限于眼前所得，也不会困惑于眼前所失。这里的“智”主要体现在善于知事、知人，更善于知己，因此必须与“仁”相结合，因为“仁”是“知”的前提和保证，“仁”左右着如何“知”，不然的话，离开了“仁”，“知”很有可能是“小聪明”、“小算计”了。人们常说“机关算尽”、“人算不如天算”，就是批评这种脱离了“仁”的“小知”。
道德启示
“自在”的境界，有的人徒然空想，有的人南辕北辙，有的人则缘木求鱼，这都是不得其法、求而不得的情形。“自在”就是身心的解放，怎样获得身心解放的“自在”境界呢？就要靠德的力量。有了“仁”，不计较，能安心；有了“智”，不迂腐，能立身。“必仁且智”，而得自在；舍得之间，身安心宁。
三、道德是生活的智慧
（一）生活滋养道德之根：丁龙的启示
“我们讲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平民化的，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要求培养全智全能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不能才把人神化，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冯契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过一个关于“丁龙讲座”的故事。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一位将军退休之后，居住在纽约附近，他独身不娶，性情古怪，家中仆人都被他打骂跑了。丁龙从中国的山东到美国去当华工，碰巧来到将军家里，但他也受不了将军的打骂而离开了。后来，将军家中失火，丁龙听说了，就跑去帮忙，将军对他的去而复回很惊讶，就问他悦：“你被我气跑了，怎么还回来？”丁龙说：“我们中国有位孔夫子讲忠恕之道，你有难处，我不帮忙，于理不合。”将军以为丁龙是读书人，对他说：“原来你是读书人，知道你们古代的圣人孔夫子的道理，以前我对你可是失礼了。”丁龙却否认说：“我可不识字，那些孔夫子的道理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将军听后，又以为丁龙出身书香门第，丁龙辩解说：“我父亲不识字，那些道理是我祖父讲给我父亲的，我的祖父也不识字。”原来他们丁家世世代代都是以种地为生，孔夫子的道理却能父教子，子教孙，代代相传，延续不绝。将军听后，大为感动，请他继续留在家里。主仆二人成了好朋友。
后来丁龙病倒了，对将军说：“我在你这里做工，吃的穿的，都由你供给，你给我发的工资也就无处花费，积攒下来有一万美元，都在这里，奉还于你，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将军十分感慨，心想一个普通的中国苦工，竟有这般德性操守，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一心敬重中国，希望有人来研究中国文化，就把他晚年的全部财产加上丁龙的一万美元，共二十几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讲座，取名为“丁龙讲座”。
丁龙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文化不是故纸堆里的“死”东西，而是几千年承续不断的活生生的东西。这种活生生的东西，就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正是这样一种“活”的灵魂，支撑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大厦。
道德有实实在在的内涵，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概念，而是与生活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讲道德、追求道德的进步，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心里头想想，主要是要时时刻刻在实际行为中体现出来，这口、心、手的一体性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中庸》里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大意是说，君子之道，效用广大无涯，无有穷尽，却又极其细微，无处不有。对于中庸之道来说，即使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知晓一些浅近的道理，若推究中庸之道的深奥之处，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对实践中庸之道也是一样，普通人有力所能及的地方，圣贤也有力所不及之处。看来，我们不能把文化精神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那样的话，文化就成为远离人们生活的抽象的事物，这样的文化自然要受到人们的冷落而被发展的社会所抛弃。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特点恰恰就体现为这样一种生活的关切性。
道德启示
道德是生活的智慧，因为道德只有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才不会干枯；生活不能没有道德的智慧，因为生活只有通过道德的滋润才能绽放美的光辉。有道德的生活是“美滋滋”的，有生活的道德是“活生生”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讲道德的必要，道德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平等的。丁龙虽然不是读书人，但他有道德地生活，有生活的道德，所以他一样的是“先生”。
（二）道德铺就幸福之路：一颗平常心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人作为人，不能不讲道德，不能不追求道德的境界，因为讲道德是人性的标志，也是生存的基础，追求道德境界是实现幸福人生的保证。但是，人又是功利的存在者，追求现实的功利对人的生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活在空无之中，而是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这样，就产生了道德与功利的矛盾。人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许多烦恼痛苦、人与人之间的许多争斗，大多与这一对矛盾相关。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认为，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遂其心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里什么样的财富、富贵是“可以”追求的，什么样的财富、富贵是“不可以”追求的，“可以”与“不可以”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道义的原则。孔子不反对追求功利，认为追求富贵荣华乃人之常情，但他强调必须符合于道义的原则，这个原则问题是不能轻易放松的。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看见长江东去，江面上船来船往，一派忙碌的景象，便问身旁陪驾的禅师说：“你可知江上有多少只船么？”面对江面上数不清的船只，禅师淡然一笑，回答说：“我只看到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禅师援引的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实际上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人的现实生活不能没有现实的操劳，正是这种现实的操劳激励着人的生活追求，倘若万事空空，人人都躺倒一片、撒手不干，再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化为现实。
但是，把人生当作名利场，实在有很大的欠缺。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名利的诱惑就像一柄双刃剑，刻意地追求往往鼓动心中的贪欲，导致负面的结局。
有一个《王婆酿酒》的寓言故事，也可以给人有益的启示。王婆以酿酒为生，有一位道士常常到她家喝酒，但每次都是赊欠酒钱。也不知王婆是怎么想的，总之没有向道士追讨索要。有一天，道士又来了，喝过酒后对王婆说：“我喝了你那么多酒没付过酒钱，我也没钱给你，就给你挖一口井补偿补偿吧。”等到井挖成之后，喷涌而出的竟然是上好的美酒。
此后，王婆用不着再受酿酒的辛苦，井中所出的泉水比过去酿的酒水还好，来买酒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家道就富足起来了。有一天，道士又来了，问王婆这酒好不好。王婆说：“这酒倒是好酒，就是缺了喂猪的酒糟。”道士笑了笑，在井边题了一首诗：“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作酒卖，还道无酒槽。”写完之后，道士走了，井里从此再也不出酒了。利己是人的本性，名利的追求体现的也正是个人的利益，向往荣华富贵的生活本来也是人人都会产生的自然愿望。也正是出于利己的欲望，人获得了发展与创造的动力。但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可谓“欲壑难填”，如果没有起码的节制，它就会膨胀起来，欲望之火也会反过来灼伤自己。像酿酒的王婆一样，最后再回头辛苦地酿酒，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呢，就怕想回到当初都不可能了，还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孔子提倡“安贫乐道”，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大意是说，粗茶淡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虽然清贫，但其中自有快乐。那种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不值得留恋。孔子认为君子因为有自己的志向追求，所以能够安然于清贫，而乐于求道。这是以道为先的一种人生态度。孔子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富有与尊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会去享有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行仁义之道仍然是贫贱的处境，君子也不会逃避，不会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贫贱。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君子之名呢？不管是在短暂时刻——哪怕一顿饭的时间，还是在突发事变或坎坷境遇中，君子都不会背离仁德，他会坚定地执著于仁道，按仁德办事。
道德启示
到哪里讲道德？要讲到哪里去？答案只有一个：日常生活。如果讲道德使得一个人偏离了日常生活，那不是所讲的道德有问题，就是讲的方法不妥当。日常生活，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利益追求。我们说“讲道德是呵护一颗平常心”，就是强调利益要追求，但追求的不能只有“利”。惟利是图的“利”、见利忘义的“利”都不是真正的“利”，因为这些“利”与人的完整生活是对立的、矛盾的，用什么来矫正呢？讲道德无疑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