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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10日 星期五
072015/04/10
文汇教育
用1个学分补工程教育的短板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实习生 储舒婷
“假设你是一名工程师，你的上司正全力促成某个项目上马，而你却突然发现该工程隐藏着较大的设计缺陷，你该怎么办？”“假设你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却感受到来自上司施加的压力，可能还会影响前途，你还会坚持吗？”
„„
这个新学期，同济大学面向所有本科生推出一门全新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工程伦理学》。当80多名学生抱着好奇心走进教室听课时，才发现这门只有1个学分的课程，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难题。
其实，这门课对授课教师提出的挑战更大。《工程伦理学》，是一门融工程科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为一体的交叉学科。为了推出这门课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顾祥林不得不请来“外援”帮忙——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对商业伦理学颇为熟稔的顾剑博士。
在这个学期推出这门全新的课程前，两位授课老师光编写教材、备课就忙活了近两年时间。甘愿如此“折腾”，自然有原因。“中国的工程教育有一块短板必须要补上，这就是——工程师的责任心。”顾祥林说。
学生们的“纠结”说明？“这门课开对了”！
成为一名工程师需要怎样的职业操守？比起讲授“条条框框”，讲台上的顾剑教授更愿意启发学生从实际情境开始思考。
这是出现在最近一堂《工程伦理学》课上的案例讨论：20世纪70年代福特公司的Pinto汽车一度很畅销，但这款车位于后座的油箱存在设计上的缺陷，一旦发生追尾，油箱很容易起火。后来，当受害人把福特公司告上法庭，案件审理时却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公司在做了成本收益分析后，决定不加装安全保护装置。这是因为，做技术改装的总费用要远远高出赔偿给事故死者的费用。
福特Pinto车案例通常被应用于商学院教学，顾剑把它“移植”到《工程伦理学》的课堂，还“复刻”了商学院教案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用来“拷问”未来的工程师们：公司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哪一个更重要？
讲台下几乎一边倒的声音：“长期利益。”
“你们确定吗？”顾剑反复和学生们确认答案，不过，没有人提出异议。等了几秒，教室安静下来。“你们都错了！”公布答案的时候，顾剑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一个分贝。“工程师必须要将公众的安全居于首位！至于经济效益，那是公司管理层而非工程师要考虑的事。”
《工程伦理学》开课迄今四讲，从曾经的福特Pinto汽车，到我国50年代建设三门峡大坝引发的争议，还有上海外滩第一湾的拆除„„几乎每一节课，任课教师都会甄选一些案例，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或辩论。
有位大一学生坦言，这门工程伦理课没有灌注太多知识点，却时而让他有“人格分裂”之感，“在应然和实然之间，有时你哪怕知道应该怎么做，但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和实际情况，也未必会按应然行事。”
学生们面对伦理困境的纠结、在案例讨论时呈现的矛盾心情，甚至还有人因找不到更好解决方案而选择向现实“妥协”„„各种来自课堂的互动和学生反馈信息都让顾祥林有一个感觉：这门课开对了。
正确的举报行为，是需要学习的“大学教育总是努力想把学生培养成优秀的工程师。但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光掌握卓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不足以称之为优秀。”在同济土木工程学院任教20余年，顾祥林毫不掩饰对学生的欣赏。“工程师都是一群很聪明的人。”不过，他也时常告诫学生慎用自己的“聪明”。“聪明人干坏事，比蠢人做坏事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
不少企业界高管给学校的反馈，和他的看法基本一致。“中专生很好用，大专生还可以，本科生凑合用，硕士生不太好用，博士生用得不好可能会让你的公司完蛋——品德不好的博士生就是隐藏在公司的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
除了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好人，工程伦理的教育内容还包括让工程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等等。
实际上，为工程师的职业行为设定规范，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工程教育界就开始了系统研究和探索。目前，在美国高校中，工程伦理成为工程专业一门很普遍开设的课程，一所院校的工程学科要通过ABET认证，必须将工程伦理纳入整个工程科学教育的规划。
由此对比国内高校的工程教育，很多专业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动手实践能力，而若涉及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按照顾祥林的说法，这很大程度上依靠任课教师个人的觉悟。“老师人品好，或者特别有人格魅力，就会结合实务给学生讲一讲。”
把好老师的主观意识上升为一种更好的制度设计，作为一门课程的《工程伦理学》，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很多让学生们感觉犯难的事情。
比如，身为雇员的工程师如何在“愚忠”和“负责的忠诚”之间做出选择；在发现接手的工程可能有设计缺陷、危害公众利益时，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时，顾剑和顾祥林用了不少篇幅来阐释“工程师的忠实”，其中还有一个章节，专门讲授“举报行为”。
“当一名雇员认为他所在的公司有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时，他将此公之于众。举报是不服从组织的最激烈形式。”工程师的举报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道德的；作为向公众披露信息的举报人要承担的风险和困难有哪些，在教材中都有详尽的阐释。
比如，2002年美国时代杂志表彰了三位“平凡却有着非凡勇气和见识”的女性，从而使公众对于举报者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顶峰。其中一位是辛西娅库珀，她带领的内部审计团队最先揭发美国世通公司的会计操作。起初，他们估算由于违法操作带来的差错是38亿美元，后来的结果则表明，差错接近100亿美元。
理工科学生的通识课程，需要“定制”
同济全新推出的《工程伦理学》课程，还承担着另一项“实验”：为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定制”更为适合的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
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在启动针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改革。但在一些理工专业的院系，对于通识教育的具体课程安排和设计，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有教授就直陈，“对一些强加在理工科学生头上的人文类课程不敢恭维。”在他们看来，部分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学习时间非常紧张，“大学4年，去掉最后1年找工作，剩下3年；扣除大一半年到1年不分专业、接受通识教育的时间，真正的专业学习时间少的可怜。”一位执教于985高校的资深教授坦率地说，他不反对通识教育，但前提是高校需要拿出高质量的课程。而事实证明，符合理想、预期的这类课程往往需要跨学科，这对教师的学术背景要求极高。
“针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通识课程，需要定制。太教条的，对他们没帮助；一开始就讲太深奥的理论，他们可能连听的兴趣都没有。”实际上，顾祥林在准备《工程伦理学》两年来，最感困难的就是寻找理想的讲课“搭档”。教授交叉学科的课程，最好的方案是组成一支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师资团队。但“混迹”高教界的人都知道，这件好事不容易做成。
现行的高校，学科之间壁垒难破，在教学上的投入和付出能否科学计入教师绩效考核还是未知数，这些现实因素都让老师们不敢或不愿在讲台上投入太多心力。
“我算幸运的，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搭档。”按照顾祥林的理想，工程伦理教育应该覆盖所有的理工背景学生，但要做到这一点，至少沪上的高校间要打破“围墙”、整合一些教学力量。显然，这需要来自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
相关链接 不该被忘却的“挑战者”号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是美国正式使用的第二架航天飞机，在1986年1月28日进行代号STS-51-L的第10次太空任务时，因为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面的一个“O形环”失效，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并且在升空后72秒时，爆炸解体坠毁，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丧生。
对于这场事故，当时有两个人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是为航天飞机设计、制造固态燃料火箭助推器的莫顿－瑟奥科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一个叫罗杰·博伊斯乔利，另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鲍勃·埃比林。后来的调查表明，这场事故本可避免。
在“挑战者”号发射的那天下午，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的气温骤降，发射小组需要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电话打到犹他州，问瑟奥科尔公司的专家们是否对零下5℃发射火箭存有疑虑。专家们的回答是：“是”。
接着，发射现场又把电话打到阿拉巴马州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宇航局火箭专家那里。马歇尔中心的专家们认真地听取了博伊斯乔利和他的同事关于推迟发射的分析，但他们感觉，听到的都是一些情绪化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太少。虽然博伊斯乔利也出示了一些数据，但都不是决定性的。
瑟奥科尔公司的底线是，它不希望依据它的数据库之外的数据飞行，也就是说，气温低于零下12℃绝对不能飞这是迄今为止记录的发射时的最低气温。博伊斯乔利也表示，他检查的“O形环”遭到破坏，主要原因就是气温太低。
讨论进行了近5个小时，宇航局终于表示，不会不听火箭设计者的建议而强行发射。这时，瑟奥科尔公司副总裁请求暂停会议5分钟。接着，瑟奥科尔总裁杰里·马森就开口说：“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可操作的决定。”博伊斯乔利马上意识到，公司主管为了取悦最主要的客户——宇航局，态度已从“不要发射”变成了“可以发射”。公司内部的讨论持续了30分钟。包括博伊斯乔利在内的工程师被排除在外，4名高级经理投票赞成发射，博伊斯乔利站起来，抓起那张被烧毁的“O形环”的照片，放到4名高级经理面前的桌子上。但他们连看都不看。
1986年7月，在接受了总统委员会关于“挑战者”灾难的听证后，博伊斯乔利便离开了设在犹他州北部瓦萨奇山脉深处的瑟奥科尔试验场。在总统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博伊斯乔利对瑟奥科尔公司的经理们连连发炮，他的做法受到公司的指责，公司认为他不该把相关的文件披露给总统委员会，同事们更是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打碎了他们的“金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