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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在人们生活中的控制调节
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先是七月份的动车事故，然后“扶不起的老人”事件，“小悦悦”事件，最近的校车事件，都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仅需要法律，更加需要道德，而且道德有时甚至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受到“内扰”和“外扰”的影响，“内扰”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在主导者我们的行为，但同时我们的行为还在不断地接受着“外扰”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怎么看待某些事情，根据“道德”的标准我们该如何做，等等，有时甚至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行为是受到道德的调节控制的，它就像调节器一样。我们自己内心的波动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始终处于这种变化之中，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用来评判自己的行为，而道德在其中会发挥调节控制的作用，消除我们内心偏差，使我们能够平和的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
道德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道德控制力则是大量的道德压力形成的习惯的自然控制，而这种习惯的道德威慑控制力让人们自发遵守，习以为常，从而比法律条文的刑罚威慑的控制力更加有力，从而起到先期防范和约束人作行为的目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我国的治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更要重视道德的控制作用。
根据目前我国的道德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总结起来主要包括隐形控制、规约控制和评判控制三个方面，具体包括：
道德的隐性控制。是指将本来的意义隐蔽在某种标志物后面或者经过某种比喻，曲折地反映某种信义的象征。道德的隐性控制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象征（观念象征、符号象征、仪式象征等）对俗民进行为管理的习惯性手段，人的社会化内容包括外显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价值、信仰等）。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社会化就是人的习俗化，同时人的社会化也是一个价值内化的过程，只不过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依据习俗来界定的，是通过习俗来表达的。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惯正是通过人的社会化、习俗化而流转下来的，离开了所有个人的重负，习俗则毫无意义。道德的隐性控制就是通过民间神话、传说、寓言、笑话、各种民间仪式等道德文艺活动贯穿在人的社会化、习俗化的实施中。
道德的规约控制。道德的规约控制是以俗民群体制订的规约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的控制手段。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虽说没法律，但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相反，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民间的规范更感兴趣，更有所偏好的青睐。即在中国，真正管用的是国家法之外的活生生的各种规约，他们更能有效的作用和规制这个社会。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在起调整作用的规约大概最典型的就是村规民约了。村规民约，有的地方又称乡规民约、民族团结规约、族规民约等。传统的村规民约一般由村庄中的权威组织或全体村民公议制定，其目的在于调整村落内部关系，维持村落秩序，维护村落的共同利益。作为乡村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自治规范之一，村规民约对乡村生活的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这些规范有的与法律相抵触，甚至直接发生冲突，但它在民间却深入人心，被民众所自愿遵守，至今仍广泛存续并发挥效用。
道德的评判控制。道德的评判控制是指民间社会通过表彰奖励或谴责惩罚的方式使人们遵守各种规约的控制手段。它强调的是民间社会依据传统习俗对行为后果所给予的评价或判断，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多局限在一乡一邑之内，一般不会离开自己所在的县。因此，在这样一个习俗社会中，道德的评判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习惯的力量不仅大而且强。
道德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它通过感染、模仿和遵从三个环节，产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发挥其对个人的重要的导向作用，它不仅为社会生活提供材料，而且为社会行为提供蓝图，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其次，道德控制具有巨大的整合功能。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看，道德控制是一种软控制，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具有极大的约束力量。因此，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稳定力，可以使社会系统有效地消弥振荡与干扰，保证其在整体运动中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基本一致的适应方式。其
三、从社会心理看道德对社会生活还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它表现为一种服从权威的群体凝聚力，以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为纽带，不断张大群体组合的强度，使骚动的人心、离心的思欲趋于平静，最后实现在统一的文化氛围中的和谐。道德控制的功能向我们暗示了道德作为民间力量对个人控制的巨大作用。然而，道德作为民间传承性的心理与行为，是历史的文化现象，由于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精神地理的、民族的等因素的制约，它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着消极方面。对生活有积极作用的道德是良俗，相反则是陋俗。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审视新时期的道德的控制条扑街功能。
就社会控制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单靠刑事政策法规和警察的力量是难成全方位控制的。现代社会中，法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警察的力量也是单薄的，很难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人类社会的某些行为和关系式现行法律和警务活动无法调节和控制的，而道德控制可以部分地弥补法律的不足和警务力量的单薄而代起进行有效地调节和控制的，也就是说，“道德控制是一种与法令法规和实际的警务力量并行的调节和控制社会的文化控制力，其对生活和人生所具有的约束力是法令法规和警务力量不能替代的”，只有实现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加有效的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
社区是指聚集在某一地域内的社会成员所形成的相互交往与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及流动区域。实际上，社区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单元”，也是相对整个社会的小社会。社区中的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社区有情感、心理和文化、习惯等方面的认同感，进而形成社区的内聚力。道德的社区控制就是通过社区建设，对良俗进行张扬，从而达到密切邻里关系，净化社会风气、宣泄消极情绪的目的的控制手段。通过个体对良俗内化进而形成一种自我的内控力，从而通过张扬良俗形成群体的控制力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为社区警务控制活动起到了宣传和号召的作用，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真正目的。
道德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具有深层的约束作用。道德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为人们社会活动提供便利。同时，这些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实质上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共识和评价性的标准。
然而道德的调节存在着局限。它对不道德的行为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道德的满足时，道德的作用便失效。捡到别人掉的东西还给失主是道德行为，一方面捡到者有道德满足感，另一方面会受到社会的表扬；如果不送回失主并被发现的话，则会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捡到的是一大笔钱，捡到者对是否还回给失主将有所疑虑，因为他道德的满足感或可能承受的谴责小于他捡到这笔钱的获利。另外一个例子是，自古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然而这与法律的实施相联系，在没有国家、没有组织的原始社会，我们假定这时是单个人的社会，如果有力量的人杀了人，有谁对其惩罚呢？人们可以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但没有力量对之惩罚。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产生，以弥补道德调节的不足。
同时道德的调节控制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所调节的对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受到的“内扰”，“外扰”也是会呈现多样性的。
我国传统的农耕经济主要是孤门独户、单牛轻犁的个体家庭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我国漫长的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人重伦理不重科学，重经验不重理性思维，重道德不重创造能力的行为方式，就使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融进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而这些伦理道德又通过各种类型道德控制的形式教化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维护着封建时代的社会秩序。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我们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它有它自身的缺点和弊端，自发性，趋利性，等等，但它以注重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作为资源合理化配置的基础性力量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能为人类带来更加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此时道德调节的对象，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世界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市场经济的这种过分追求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全面丰富的关系被简化为商品交换关系、金钱和功利关系，所以市场经济在注重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与之相对应的伦理道德的建设，使传统道德生活中的诚实守信、见利思义、勤俭节约、廉明正直、修己慎独、克己奉公等美德都在利益的追求面前大打折扣，使道德原有的控制力作用逐渐消失。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也会使得传统的道德控制力逐渐失去效用范围，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而道德控制的各种类型就是在这种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中对全体俗民进行着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渐瓦解，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从而使农村的人口流动加快，“民工潮”大量涌现，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使过去在村庄环境中对村民违反或遵守习俗惯例的行为加以评判反应的机制被打破。例如:过去在村庄环境中，俗民们对违规破俗者往往采取歧视疏远的态度，或者传播嘲讽的笑话，编唱讽喻的民谣，传呼嘲弄的绰号，甚至对违规越轨者的困难也不予帮助，群体娱乐活动也不欢迎越轨者参加等方式进行惩罚。相反对那些值得赞扬的行为人则往往采取各种亲近或敬重的态度，建立密切交往的关系，使行为人受到多方面的惠顾。可是今天这种奖惩型的道德控制在村落环境下已很难实施，由于这些打工者离开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行为也就失去了村庄习俗惯例的约束和控制。而城市的习俗环境，他们又一时很难融入，从而引起发了农民犯罪率的高发。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关注和关爱这一阶层的生存群体，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村落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在村民中的推行，在维护村落秩序，引导和规范村民行为，创建新道德规范等方面依然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探讨和重视。
同时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使得道德控制力逐渐失去原有的社会生存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慢慢渗透进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对我国传统道德生活中积淀下来的美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消弱，使我国传统的道德控制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控制作用。例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信念这样的词语今天已很少被人们提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集体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德修养、重人际之间温情的谦和好礼等美德也受到冲击。而现实社会的物欲横流，再加原有道德高楼的坍塌和没有终极信仰，使精神危机严重困扰着现代社会的人们。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使我们在开展警务工作的过程中失去了群众基础，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总之，这种负面的冲击和影响在渗透进国人的心理，改变着国人的观念和信仰的同时，又可怕地改变着传统社会道德控制力的应有内容，也改变着道德控制力的方式。
所以道德的控制作用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不避免的要受到道德和公序良俗的约束和制约，如果一个人做了有违伦常、有违道德的事情，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必然会受到周遭人群和环境的压力，这种“人言可畏”的压力就是道德的调节控制作用，道德调节控制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风气的好坏，而良好的社会风气归根结底是要靠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德性和德行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风气采取旗帜鲜明的态度，对待真、善、美要毫不吝啬的褒扬，对待假、丑、恶要予以严厉的批判，要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抵制不良风气做起，这样全社会才能踏踏实实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到实处，社会风气才能不断好转，公民道德才能有效提升。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不断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还要根据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发展我们道德控制力的应有效能，使其更具有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