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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全国首次严打
上海市的“控江路事件” 1979年9月9日下午３时左右，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的交通民警施汉培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方法不当，引起群众围观。一些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对施汉培纠缠不休。至4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劝说群众疏散。但一些流氓分子不听劝告，竟抢夺民警使用的电喇叭煽动起哄，揪打施汉培，一直到7时半左右。当施汉培在其他民警保护下，乘路过汽车离开现场时，这伙流氓分子砸碎汽车玻璃，并更加疯狂地分割围攻在场的治安、交通民警，抢去警帽，拳打脚踢，有三名民警被打伤。这些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捣乱破坏，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内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最严重的是，当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自行车行之控江路桥上时，一伙流氓分子包围上来，将她连人带车推到在地，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胸罩、裤子，肆意摧残，吴的乳房、小腹、外阴部等多处被抓伤。
八点半左右，杨浦公安分局先后调集80余名治安联防人员和30名交通干警到现场维持秩序；接着市公安局又调遣200名消防民警赶赴现场，经过宣传教育，劝导围观群众疏散，流氓份子也纷纷溜走，至午夜时是秩序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拘留、逮捕流氓分子31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名，劳动教养11名，少年管教1名。
北京火车站爆炸案
先把时间推前到1980年：在这一年的10月29日下午18时15分，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又有9人死亡。
由于翻拍现场照片需要获得许可，目前只能由我来转述：靠近大厅门口的现场一片狼藉，爆炸中心有一具残缺的男尸，警方在周围一共找到了124块“人体组织”，103块碎钢片以及一些爆炸品残留物。
类似性质的事件无疑是建国以来首次，时间上正处于即将审判“四人帮”前夕，随后北京市警方还收到了署名“史秋民”、“悬崖人”发来的恐吓信，扬言，“要制造比北京火车站爆炸案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下次爆炸将在外宾中发生”。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共同建立了专案组，抽调了超过580名刑侦技术人员，这一案件在八天后就被破获了。案件属于自杀性爆炸事件。
现场死者：王志刚，男，30岁，未婚，北京市人，住崇文区光明西里2楼14号。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山西万荣县插队，1973年参军在铁道部服役，1975年复员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当维修工。
王志刚是拖拉机厂的基干名兵，参加过打靶和爆破训练，具有爆破的相关知识，同时基于维修工的身份，也掌握了电焊技术。事发前，以炸鱼和打鸟为名问熟人好友索要200余克黑索金炸药，“762”型及小口径步枪子弹。
由于失恋，想调回北京未能如愿，加之生活上较为困难，在工厂中打架受到处分，逐渐有了厌世思想。事发之前向四个要好的同事写信，“我走了，永远走了，也别找，找也是白费力气”，“我去的地方虽然不理想，但终究是一个归宿”。
11月8日，公安部向胡耀邦、彭真、彭冲、杨静仁等中央领导呈报了“关于查破北京火车站重大爆炸案的情况报告”。随后北京市公安部局治安处起草“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正确结合的一曲凯歌 ——北京火车站反革命爆炸案查破工作报告”为题的报告，在公安系统内部作了通报。
北海公园流氓强奸案
有关北海公园流氓强奸案的能找到的相关文字非常之少，但是北京警察博物馆显然没有忽略这一事件对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北京警察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烟雾刚消退，继上海及河北承德发生特大流氓结伙摧残女性案件后，北海公园也发生了公然调戏、强奸女学生的恶性案件。各地持续不断的案件震动了民众，坚定了中央领导下决心整治安的决心。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战役拉开了。
1979年，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一群青年围攻了正在处理一起普通治安事件的办案民警，造成长达8个多小时的社会混乱。混乱中一位过路妇女被流氓当众调戏，衣服、裤子全被扒光。
1981年4月2日，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强奸。从当时警方手绘的“北海公园流氓强奸案现场路线示意图”看：犯罪嫌疑人之一马克林指认的现场路线图是，从北海公园北门进入，然后经13路汽车站到东煤厂胡同西口，在前海与后海之间地段遭遇受害者，后劫持其穿越后海公园，绕德胜门，途径丢生削面馆，14路安德路站，绕西马家胡同，到安康胡同实施犯罪。后出安康胡同经过三环，折西涤胡同，到5路汽车德胜门站，最终至德内大街89号。
犯罪嫌疑人闫晓翔指认的现场路线图是，从北海公园北门进入，然后经13路到东煤厂胡同西口，然后经13路汽车站到东煤厂胡同西口，在前海与后海之间地段遭遇受害者，后劫持其穿越后海公园，与前者不同的是，折入徳内大街，绕德胜门，途径丢生削面馆，14路安德路站，绕西马家胡同，到安康胡同实施犯罪。后又胁迫受害人出安康胡同过水窖后巷，走安德路到27路汽车站，坐27路又倒8路。
1983年，邓小平发出指示，要“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大的战役”。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
在北京警察局博物馆还藏有当时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决定稿：市委认真学习了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关于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完全符合北京的情况……时间是1983年7月25日。
83严打：非常治安时期的非常手段
唐山“菜刀队”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犯罪分子纷纷落网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民警迅速出击
【时间】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地点】全国范围【事件】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关键词】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第一战役的进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公安机关这回动真格的了，也可以说是群情振奋。
在1983年8月开始到1987年1月结束的全国性“严打”斗争，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严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的作用，而且对公安工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严打”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打”期间先后曾任公安部治安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的刘文对“严打”的过程记忆犹新。
在公安部礼堂传达邓小平的指示，听完以后浑身是劲。
1983年8月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被称为社会治安的非常时期。刘文回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像那一段时间我们常说的那样，打开门窗的同时，也难免进来苍蝇蚊子，一些过去已经绝迹的犯罪现象重新出现，而且由于各类重大恶性案件的接连发生，严重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社会安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25年，但对“严打”之前的一些重大案件，刘文依旧能够随口说出：比如当年春天发生的“二王”案件、5月发生的卓长仁等六人劫持民航客机案、8月发生的刘某引爆湖北省随县国家储存的620吨梯恩梯炸药案、唐山菜刀队等，还有就是犯罪分子低龄化趋势发展明显。
当时，1979年颁布实行的《刑法》对强奸、盗窃、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而且公安机关的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已经严重不适应形势。
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憋气，这“三气”对当时的治安状况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公安部向中央写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报告起草之际也广泛征求了公安部一些同志的意见。刘文时任公安部治安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他说，这份报告的起草阶段，公安部有关部门找了个地方公安厅和下边的单位，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探讨。
看过这份报告的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刘复之从北戴河回来后，7月21日，在公安部礼堂会议室召集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有关精神，主要内容是：目前是打击不力，手太软，要改变当前的治安形势，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也在场，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刘文说：“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具体干业务的特别难受，而且还有许多困惑，听完‘严打’精神的传达后，顿时觉得浑身是劲。会后我们立即开始根据自己部门的特点，讨论如何贯彻‘严打’精神，研究具体工作方案。”
三个战役打下来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严打”工作布置下去后，各地公安机关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从8月底9月初开始，迅速掀起了“严打”的第一战役。
第一战役的进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公安机关这回动真格的了，也可以说是群情振奋。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流窜长达五个月之久而没有归案的“二王”，于当年9月18日在江西省广昌县境内被击毙，这是第一战役开始阶段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个时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关押场所不够用，除进行突击性建设看押场所，一些公安机关的办公用房被改建，成为临时监房，还有的借用一些单位的库房等。
“严打”第一战役重点打击对象是流氓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就是“浮在面上的刑事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杀人、抢劫和重大盗窃犯罪，抓紧侦破大要案和久侦未破的重大积案。
社会上对这一阶段的严打，反响是最为强烈的，因为打掉的基本上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这些违法犯罪人员一被抓，社会上打架斗殴、流氓滋扰案件迅速减少，甚至绝迹，最典型的是上夜班的女工不再提心吊胆由家人接送。在案件处理当中，公检法都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的宣判会，在各地区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被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进行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经过近一年的“严打”，社会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严打”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到1984年6月底第一战役基本结束时，摧毁各类犯罪团伙10余万个，抓获流窜犯罪人员9.27万人，缴获枪支2.3万支、炸药32万余公斤。
第一战役横扫浮面上的犯罪分子之后，紧接下来的是第二战役。当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治安问题是各地都还有一些死角和薄弱面，不少隐藏较深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没有触动，而且当时全国范围内还有十多万名流窜犯罪、在逃人员没有归案，不少人罪行严重，而且非常狡猾，全国尚有2.7万起重大刑事犯罪积案，因此第二战役的重点，是公安机关进一步深挖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和内部单位的严重犯罪分子，侦破积案，扫除死角，把“严打”斗争引向深入。
第二阶段开始对犯罪团伙进行深挖，为此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组成了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他们形象地把这个工作叫做“潜水作业”，还有的干脆就叫“打井队”。
根据不同情况，第二战役分三仗，第一仗从1984年9月10夜到14日晨，全国统一行动，抓获流窜犯罪嫌疑人一大批。第二仗从1985年元旦开始约三个月时间，各地公安机关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展集中打击，全国27个省、区、市和铁路交通系统逮捕一大批各类犯罪人员。第三仗从1985年3月底到7月底，各地逮捕各类犯罪人员一大批。
第二战役结束后，社会治安进一步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但治安形势还不稳固，各地区情况也不平衡。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开始出现，因此，在1986年3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研究决定，继续打好第三战役。
第三战役的指导思想是一手继续抓严厉打击犯罪，一手抓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做到打击、防范、建设相结合，为长治久安打下牢固基础。第三战役在确定了工作方针后，由各地公安机关根据本地情况开展，这次战役到1987年1月底结束。“严打”三个战役结束后，改变了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的非正常状况。检验严打，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严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对于“严打”，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出发，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不可否定的是，它在当时非常态的治安情况下，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治安、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作用。
谈起“严打”的得与失，刘文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九个手指的得与一个手指的失。提到得，还必须提到当前在全国公安机关中广泛开展的区域合作。
在“严打”的第三战役中，打击流窜犯罪是一个重点，流窜犯罪的特点就是甲地作案乙地销赃丙地隐匿，公安机关的打击往往受地区限制有点鞭长莫及。当时刘文已经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地域，如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等，建立全国刑侦协作区。当时在全国成立了六个大的协作区，每个协作区域选出牵头省市，每年召开例会，区域内省市轮流坐庄。这种区域性刑侦协作组织，“至今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刘文对此感到十分自豪。这种协作区机制的建立打破了小的行政区域限制，做到了信息共享、有案共破，联手打击犯罪，在打击流窜犯罪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在全国公安系统中，又发展出了相邻县市的小范围内公安机关的合作组织，而且不仅局限于刑侦一个部门。
在“严打”中，中央也非常重视公安机关的基础建设，提高了公安民警的工资待遇，装备特别是交通工具也有了极大改善，就是在“严打”斗争中，基层派出所开始配备了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使民警骑着自行车追赶开汽车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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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前夕的社会治安状态
“文化大革命”十年*，不仅使我国在经济上濒临崩溃，而且造成社会治安的极度混乱，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中，刑事犯罪活动极其猖獗。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决定持续三年整顿城市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声势和威慑作用还不够大。
在1983年严打开展前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刑事犯罪案件连年上升。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比1979年上升了19%，1981年立案比上年增加17.6%，1982年立案比上年有所下降，但减少的主要是盗窃案件。
二是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重大案件突出。1981年比上年猛增57%，1982年与上一年持平，而城市中此类案件非常突出，发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当众抢劫强奸案，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的连续抢劫强奸少女案，北京市北海公园三名女学生划船时被流氓分子劫持、强奸案。以“二王”为代表的抢劫枪支、杀人的恶性案件十分突出，在“二王”之前，辽宁省丹东市丝绸一厂于某兄弟二人报复行凶，从武装部武器库内盗得轻机枪2挺、自动步枪2支、子弹600余发，向厂干部职工疯狂扫射，打死26人。
三是犯罪低龄化十分突出。据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