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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
伍世昭
作者简介：伍世昭，1962年生，湖南东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惠州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广东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惠州社科规划课题等6项。出版专著1部，编撰十一五规划全国文科重点教材1部，参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6篇学术论文为国家权威期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先后荣获惠州学院“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观念方法的出新与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等方面，将郭沫若早期诗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其贡献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还相当普遍，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却不多见；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还未能切合对象的特点和实际；在有些问题上仍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因此研究对象所属性质及历史定位问题，还需要重新或从头研究；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还有必要进一步逼近；研究对象所蕴涵的理论价值还有待发掘。
本书借鉴上世纪2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外研究成果，着力从整体上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艺思潮、创作实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力求还郭沫若早期诗学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给予对象以真实的定性和历史定位；同时将郭沫若早期诗学作为个案，从其产生与形成中去探讨诗学话语产生与建构的一些规律性现象，为“五四”新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为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仍有启示的东西。在人们普遍奢谈文学理论话语权，而扎实的个案研究还相当缺乏的今天，在受到知识分子人格问题讨论的影响，以郭沫若（包括郭沫若诗学）为研究对象的选题日趋减少之际，本文选取历史转折的“五四”时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本书用现代心灵诗学来指称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以区分原有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印象主义、生命美学、情绪写实主义等命名。这样做绝非仅仅出于标新立异，它符合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实际，足以概括郭沫若早期以诗人特有的方式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同时可以避免上述所有命名方式对西方理论框架或所谓强势话语的认同与臣服。本书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与一般专就诗歌而言的诗学不同的是，它还涉及小说与戏剧。尽管郭沫若在多数情况下将文学当诗或把诗当成文学来谈而不加分疏，而专论小说、戏剧的文字也不多见。本书基于郭沫若前后诗学发生较大变化的实际，将研究对象框限在1914年至1925年之间，这个时间范围之外的材料，如果有助于对问题的探讨，也不惮采用。
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是西方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诗学建构主体所处文化境遇、文学运动（主要是创作实践）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根据对象的这一特点，本书运用比较诗学、文化互释的方法，力求从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上述四个因素关系的探讨中逼近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方法论，已为文艺理论界所熟知，本书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学科的意义上取其影响研究，某些情况下也涉及平行比较。与一般意义上通用的中西比较不同的是，本书既涉及中西比较，也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内部比较和理论与创作不同活动的比较；而作为方法，将贯穿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三、四章）：第二章是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传统文化（诗学）的比较，第三章是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比较（此二章同时亦涉及传统与西方的比较），第四章是与创作实践的比较。“文化互释”方法的运用，乃基于“五四”时期中西两种文化在郭沫若那里遇合激荡、消解化合的事实。在讨论传统或西方影响时，引入相对的一方以为互释，更能确切读解对象。
本书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1、用浪漫主义、唯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生命美学、情绪写实主义均无力概括郭沫若早期诗学。本书实事求是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给予对象以现代心灵诗学的合理定性；
2、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是时代需要、中西文化（诗学）和创作实践诸因素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决定了它区别于西方和中国传统同类诗学观念的独特形貌。本文借助比较诗学、文化互释的方法尝试走近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之真相，为未来的郭沫若早期诗学乃至整个“五四”新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3、任何文学理论话语的产生与获得，如果背离了时代需要，离开了文化传统的承传和异域文化（诗学）的借鉴，脱离了创作实践，都是难以想象的。本文将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作为个案，从其产生与形成中探讨诗学话语产生与建构的一些规律性现象，为中国当代诗学建设提供仍有启示的东西。
全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根据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实际，提出了“现代心灵诗学”的新看法。所谓“心”，我在中国古代哲学“心”的概念上使用这个词。在陆九渊、王阳明哲学那里，“心”均指人的意识，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即理”等。王阳明有时又将“心”说成“灵明”，《传习录》卷下：“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郭沫若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中亦使用了“灵明”这个词：“文学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精髓所吐放的光辉”。所谓“灵”，即灵魂或内心，指人的精神、思想、感情等。“心”、“灵”两字合起来指人的主观意识等精神领域的内容。所谓“心灵诗学”，是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探讨文艺本源问题而形成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将文艺作品归结为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内心世界的外化，或内面精神寻求表现的冲动。我以为用“心灵”二字可以概括郭沫若早期诗学所受到西方诗学的广泛影响，西方诗学所强调的感情（浪漫主义）、“自我表现”（表现主义）、“生命力冲动”（柏格森生命美学）、“本能”（弗洛伊德升华论美学）、“苦闷懊恼”（厨川白村文艺理论）、“强力意志”（尼采学说）均可归结为主观“心灵”事实。用“心灵诗学”还可以概括郭沫若早期提出的文学是“Energy的发散”、“诗的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文艺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文学是人性中一点灵明的精髓所吐放的光辉”、“艺术是从内部的自然的发生”等理论命题，切合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实际，同时又能将对象与西方表现论诗学区分开来，避免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模式或框架。而我在“心灵诗学”前冠以“现代”二字，则基于将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中国古代“言志”、“缘性”的诗学传统区分开来的考虑。因为在这个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隋书·经籍志》：“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性情者也。”本书在上述基础上抓住情感论这一核心对郭沫若早期具代表性的诗学话语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必要的探讨，同时又对郭沫若早期诗学中一些遭到忽视可引起歧见的复杂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辨析分疏。
第二章运用中西文化互释的方法讨论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如果仅就传统文化本身这一视角切入，还难以接近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因此本书认为在坚持这一视角的同时，有必要引入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那就是自康德以来的西方近现代文化（郭对康德之前的西方文化未予足够重视，卢俊除外）。坚持中西方文化互释的立场，乃基于以下两个事实：
1、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郭沫若一方面从少年时期起就经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肩负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使命“别求新声于异邦”，与中西文化的最深刻、最复杂的关系就发生于“五四”时期；
2、中西两种文化在“五四”启蒙救亡的时代需要的制约下，在郭沫若那里相互激荡、冲突、消解、化合或交融不可避免。事实上，传统文化在郭沫若的主观世界中，已不是原来的传统文化的整体了，它业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具体说来，中西文化的复杂关系及其给予郭沫若文化观念和诗学话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中国文化的“前结构”为出发点，去寻找与此相通或接近的西方文化模子，同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理解所形成的当下结构反过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发现”。典型的例子是“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是带着对庄子、王明阳哲学认识的“先见”走向斯宾诺沙、泰戈尔诸人的“泛神论”的。而对斯氏诸人的理解和把握又使郭沫若对庄子的“体相一如”，王明阳的“心即理”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等同自我于神的自我观，就是在中西哲学思想比照参证中形成并对其“自我表现”说构成影响的。二是中西文化相同或近似的部分在郭沫若那里取得共识，然后综合影响其诗学观念。郭沫若注重文艺的“无目的”审美特性而又不忽视其社会作用的文艺思想，就是在老庄“无为而无不为”哲学思想、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叔本华“纯碎的客观性”美学思想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内圣外王”道德学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三是郭沫若将时代认同的西方文化观念投射到传统文化当中，然后将经过投射的传统文化当成传统文化本身，或以“通而同之”的思想方法，以传统文化比附认同西方文化。如郭沫若曾将作为“五四”时代精神之一的个性主义思想投射到儒家道家原创者身上，认为老子、孔子均是以个性为中心而追求自我的积极发展的；又将孔子与康德、歌德比附，认为他们都是“球形发展的天才”、灵肉两方面均完满的“人中的至人”。在我们的理解中，儒家虽有先后儒之分，但它们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郭沫若在西方文化的观照下，彰显先儒而否定后儒，对它们之间的联系或承传关系一直未予深究。同样地，郭沫若早期在阐释孔子思想时，强调的重点是“仁”，而对孔子的“礼”以及“仁”与“礼”之间的相互转化却视而不见，因而武断地认定孔子的学说是以个性为中心的。郭沫若这样做，当然是为礼赞先秦儒家文化寻找理论依据，但结果同样曲解了对象。
第三章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关系。“五四”新文学之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早已不是什么陌生的论题，但文学观念层次的影响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郭沫若早期诗学与西方文艺思潮关系的研究就是如此。当然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对影响与接受的各种复杂情形给予充分注意的却还少见。影响研究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要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决定影响发生的时代因素，影响发源的特点，影响过程的传统制约，影响的途径、媒介、结果等等。本文在讨论西方文艺思潮对郭沫若早期诗学影响的同时，引入传统和时代因素，把对象看成上述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以期从中发现真正属于郭沫若自己的东西。
本章的结论是：
一、郭沫若早期诗学不仅仅是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产物，它是西方浪漫主义以及归属于现代主义名下的表现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厨川白村文艺理论、尼采学说和柏格森生命哲学交错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地说，浪漫主义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主义的“自我表现”、弗洛伊德的“本能升华”、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力的冲动”，均为郭沫若心灵诗学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寻找文艺本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丰富了创作主体内面心灵的内涵。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郭沫若心灵诗学所强调的“由内而外”之“内”除了情感，它还包含了“自我”、“本能”、“生命力”、“强力意志”等因素。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不至于简单地把郭沫若心灵诗学等同于西方浪漫主义了。同时郭沫若心灵诗学所强调创作的非理性、直觉性，除了浪漫主义，还离不开克罗齐直觉理论、叔本华意志美学的影响。
二、郭沫若心灵诗学形成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但同时还离不开时代的需要和传统文化、诗学“前结构”的制约。正是传统文化、诗学的潜入和时代因素的规定，使郭沫若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误读”成为可能，其结果是西方文艺思潮在接受者这里的变形、偏转与重组。换句话说，郭沫若心灵诗学实际上是上述三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合力作用最终决定了它区别于西方和中国传统同类诗学观念的独特性质：
1、郭沫若心灵诗学那里的创作主体内面心灵的杂多性、丰富性，是中国传统表现论诗学所不具备的。中国诗学中有一个“言志”、“缘情”的传统，但除了明末清初“公安三袁”、李贽、金圣叹外，一般不重视激情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但郭沫若心灵诗学不论怎样强调激情，主体心灵不论怎样复杂多样，它都离不开外界（显示或自然）的刺激。这与西方表现论诗学视主体心灵为最高实在形成了鲜明对照。
2、郭沫若心灵诗学崇奉“自我表现”，强调情感的个性化特征以及主张“无目的”论，都使它看起来更接近西方表现论观念，而远离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主张又都是有限度的：“自我”离不开“社会”，“个性”之外还有一个“普遍性”，“无目的”隐含着有目的。郭沫若心灵诗学将“自我”与“社会”、“个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要求对读者的“人格不能不发生影响”，实际上是对所谓表现个人情感的东西也必然表现一群人或整个社会的人的情感这一传统诗学观念非自觉的承传；而改造社会与人生、呼唤人的解放的时代要求，则决定性地框定了郭沫若所谓“无目的”论的限度。
第四章考察郭沫若早期诗学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形成，从中西文化或诗学影响的角度立论，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一个普遍的盲视是，至今少人问津郭沫若早期诗学与创作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本章选取这一话题，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得出关于郭沫若早期诗学形成的有说服力的结论，而且是为了从郭沫若这一案中探讨有关诗学话语产生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因为要建构起有生命力的诗学话语，倘若离开了创作实践，仅从理论到理论，高唱所谓“中西融合”，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要真正弄清这一问题却并非易事，研究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创作实践是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形成的一个直接因素，但如果孤立地谈问题，就必然会陷入片面性，因为很明显，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诗学的影响，郭沫若甚至无法就创作实践说话，此其一；其二，一般来说，创作总要走到理论的前面，但在“五四”新文学的初创时期，谁试图分清理论与创作谁先谁后的问题，就必然是徒劳的；其三，尽管郭沫若早期诗学建基于创作实践之上是事实，但对照其早期文论与创作，二者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相互悖离与相互发明同样明显；其四，郭沫若早期诗学不单是针对诗歌创作发言的，除此而外，还有小说和戏剧创作，而郭沫若在看到诗歌与小说、戏剧本质上的共通性的同时，还看到了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的对策是：
1、在论述郭沫若早期创作对诗学的影响时，不忽略中西文化或诗学起的作用；
2、在郭沫若早期创作与诗学的交叉互动中探讨其诗学话语的产生，回避其理论与创作谁先谁后的问题；
3、辩证分析其早期诗学与创作相互发明或悖离的情况及其原因，以期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4、既看到诗歌、小说、戏剧在郭沫若那里本质上的共通性，又不忽视它们在郭沫若那里方法论上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除诗歌外，小说、戏剧创作对郭沫若早期诗学整体建构给予的影响。
第五章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将对象置放于中国近现代诗学发展中探讨其理论贡献及对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建设的启示，同时客观指陈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的局限。
（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