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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腐败的主要实现方式
（一）政府控制。
（二）诱惑所向。
（三）官商勾结。
（四）君子协定。
七大类型。
“贪财好色”型：
“追求享受”型：”
“知法犯法”型： “丧失信仰”型
“独断专横”型：
“晚节不保”型：时评：警惕腐败行为“蚁穴化”
翻阅安徽省近年查处的干部腐败案件，发现一个共有的特点：因慑于整个社会反腐的强大声势和监督机制、法制环境的日臻完善，腐败行为正趋向“大贪没胆、小腐不断”的“蚁穴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靠零敲碎打的“小腐败”敛财，分开看不起眼，累积的后果却相当惊人。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正是靠这些“小打小闹”累积千万元之巨。
为何腐败行为趋向“蚁穴化”？送者敢送：这种行贿方式容易混同于日常的人情往来。收者敢收：容易逃过反腐监督的视野。行贿者能找到貌似合情合理的幌子，受贿者则极易在“出不了大娄子”的侥幸心理中越陷越深。在安徽省查处的这种案件中，多数行贿者无论找什么送钱的借口，礼金却总是直接或变相在公款中报销，损的是公众利益、慷的是国家之慨。当地一些百姓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嘲讽说：“百姓怕生病，贪官盼生病”“贪官过节，‘红包’赛雪”。“蚁穴化”
“莫以恶小而为之”
（一）主体根源论
（２）需要说
它将腐败视为因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所采取的非规范的行为方式，认为在物质财富匮乏的状况下最容易发生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故而腐败的过程便
是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的过程。
“利益驱动说”。这种观点认为，一切腐败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的，这种利益行为又来自非正当的欲望和需要。有的同志指出，腐败是利益机制杠杆的影响。对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作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利益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内在根源。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形成了许多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利益主体，如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明显增长，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经济地位却相对下降了，工资明显偏低，二者差距过大。面对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舒适的生活，国家公务人员感受到贫困和拮据。在这种现实生活与心理状态下，国家公务人员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必然日益强化。但是由于公职的特殊性，国家不允许公务人员经商或从事营利性兼职，这就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增加经济收入，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自己克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经济原因，使一些素质低劣的公务人员为谋取私利而滥用职权。这正是我国当前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一个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王保全、李振宇，持同样观点的同志认为，追逐各种利益是产生腐败的主观动机，它包括图谋各种物质利益，如谋取钱财、贪图享受和贪恋女色等等；图谋心理满足，如追求权力与名位、徇私情、讲私人关系；追求小集团和地方利益。
“利益补偿说”。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干部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十分明显，强烈的失落感、不公平感和相对的剥夺感在干部阶层中广泛产生。对于收入水平下降，又无正当补充来源的许多干部来说，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一些费用，乃是一种自发的非正规“自我补偿”行为；尤其是面对那些靠政策优惠或政策漏洞、“不三不四发大财”的服务对象，简直就有一些“讨回公道”的含义。各种原本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被行为人自己在心理上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和正义性，成为在非常时期“堤内损失堤外补”、“以不合理对抗不合理”的越轨行为。这种腐败现象是收入过低状况在干部阶层中引起的一种恶性反应，是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扭曲的利益补偿行为，并由此引出了“逼良为娼”的说法和对“高薪养廉”的呼吁
（３）道德说
将腐败现象的发生看作个体贪婪邪恶的追求能力与道德标准选择结合的结果，认为公职权力行为的腐败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蜕变。
“素质低劣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者本人的素质问题。“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公职人员的素质及构成关系着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纯洁性，素质低劣的人一旦进入国家管理队伍，就有可能发生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价值观念嬗变说”。它是人们长期社会生活的心理积淀，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有的那些价值准则开始失去其现实合理性，由此而产生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商品化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