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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
为什么说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 黄启元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并不是像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超越社会制度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模式。大家知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导致利益多元化，也就导致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制。可见，三权分立只能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一种瓜分和调整。它所制衡的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受剥削的广大无产者同有产者的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在于，它使相当一部分权力在相互牵制中抵消，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
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其一，我国不存在三权分立制的经济基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者之间那种深刻的利益对抗关系，因而在国家政治形式和党派制度上，没有必要人为地把他们划分为各种不同利益的政治对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一国体相适应，我们的政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其二，我国不存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历史前提。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如果放弃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必然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三，我国实行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制度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不同，国家最高权力是一元的、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形式，本质上是体现“议行合一”原则的政治制度。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只能通过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当然，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应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重视对西方分权制约思想的研究，但一切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
三权分立制度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吗？ ——与黄启元先生商榷
【摘要】本文对在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的关于“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质疑，并从几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论述，较为充分地论证了三权分立制度如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身份认证”问题，而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或发现的最为有效的制衡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制度设置。只要阿克顿公理永远存在，三权分立制度就不会永远“失灵”。本文强调，三权分立制度不是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平均分割，而是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和司法独立原则，并内生地与“制约和平衡”的机制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大胆地积极地吸取分权制衡的理论思想，并据此原则建立一个分权而平衡的、有限而有效的代议制民主政府。
引言
存疑之一：三权分立到底是不是制约权力的有效手段呢？
存疑之二：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过三权分立，就等于在现实中无法实行吗？ 存疑之三：实行三权分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的不兼容吗？ 存疑之四：实行三权分立就会导致低效率和高消耗吗？
存疑之五：实行三权分立就会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吗？ 存疑之六：实行三权分立就会否定“党的领导”吗？ 存疑之七：实行三权分立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 “中国国情特殊”不是借口，坚决打破“惟国情论” 结语：迎接中国政治文明的春天
从美国三权分立政体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从美国归来，不敢说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至少有了直观的认识。美国是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自诩为最民主的国家，对这个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直接接触，并与美国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探讨和交流，确实受益匪浅。
美国之行，更多的是一种调研，也是一种思考。“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为鉴，可以为我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体制提供参考，使我们国家的体制不断完善与发展，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也能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政治体制比较中，获得相对优势，并为我国努力争取一个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更加良好的国家形象做出贡献。
下面我着重从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特色与经验、美国政体的弊端以及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借鉴意义等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这几天美国之行的心得与思考。
美国三权分立的特色与经验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也包括我们国家的人民谈到美国的时候，总是说，美国尽管也有很多矛盾，但是政体却一直比较稳定，2百年来，除了南北战争之外，几乎没有政体动荡，一部宪法也用了2百年，仅有十几个修正案给它作补充。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一谈到美国的三权分立政体就显得非常兴奋，认为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先不论该政体是不是一种最完美的政体，我们先谈一谈它的优点，能让美国几百年来保持稳定，这种政体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我也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和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功，尽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却是一个起基础作用的因素。而美国的社会运行启示我们：社会稳定基于法治，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种和谐与稳定也部分得益于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中，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各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优秀。这一点应该承认。
三权分立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机构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也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
美国的立国者对政府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接纳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最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三权分立常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行政及立法机关之间的矛盾。总统作为行政首脑，要依法行政，作为国会的立法机关要随时监督总统领导的政府的行政，而成为司法最高部门的法院则要对国会和总统的行为提出监督。国会则会对司法部门的判决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利用这种方式制约法院的行为。行政、立法、司法互相监督，环环相扣，基本上形成一个等边的三角形，让每一边都不敢随便越权行事，因为监督系统无处不在，一旦出事会有来自另外两边的压力，从而使得这种等边三角形的体制会有一种相对稳定和平衡的局面，稳定而有收敛的行政，能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和谐与连冠性，相对热闹的国会则为人民或者说选民代表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场所，司法系统则安于自己的地位，不干涉行政事务和立法规则，比较规矩而独立的审理案件，能够形成最大限度的独立司法。
这种体制的特色和优点可以概括为2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制约充分”，不会让任何一部分揽权或者滥权。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国家各部门运转，保持社会最大的稳定性。各司其职，国家机器运行的有条不紊，暴政不会产生，最大限度避免“权法博弈”和大规模以及普遍性的腐败。
此外，而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一旦对政府不满，国会完全可以成为发泄的渠道，议员完全可以成为民众倾诉的对象，因此美国所谓的“上访”事件微乎其微，因为人民充分信任作为制约政府权力的国会，而不必到政府去“讨个说法”。这个“民情上达”的渠道比较畅通，也是三权分立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美国政体的弊端
那么这种体制是不是完美无缺的，各部分是不是做到了完全的独立？不尽然。目前国际关系体系就能反映美国国内的体制缺陷和三权分立的弊端。
布什政府侵入伊拉克，就是一种行政决定，但是国会并没有批准，原则上国会应该批准总统宣战，并对宣战进行审查。但是布什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特权，越过国会直接发动战争，尽管目前美国国会也在争论战争的合法性和原则性问题，但是布什显然已经利用行政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会的制约没有起作用。
提出这个例子是想“举出极端的例子来暗示一般”。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完美的政治体制，只有在某个特定的 政治环境下，与本国国情和当地的情况最相适应，最能体现国家利益的政治体制。一旦出现极端状况，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让位于国家利益，无论三权分立还是极端政体，都要围绕国家利益最大化行事。这是目前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操纵各国政体运转的“看不见的手”。美国的三权分立自然也不例外。
其实美国的行政、立法并不完全分离。因为政党政治的存在。美国的两党制使得目前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行政与立法越来越走到一起，等边三角形并不等边了。选举使得共和党控制了部分国会，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可以在服从党的利益的前提下，对布什政府的施政“不作为”，而极端的例子是，一旦国会两院的政党与行政当局的政党走到一起，行政权力的制约几乎就无从谈起。不仅美国，存在这种情况的西方国家很多。也就是通常政治学中所讲的“大政府，小国会”，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或者特定时间点下的趋势。目前来看，特别是从这次美国之行的经验来看，让我也加深了这种三权分立的本质的认识。那就是三权分立更多的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分权的幌子，政府的角色实际上越来越重要，议会成为政府附属，无论几个党，本质没有不同，不同的只是具体措施。而这无形中还浪费了很多精力和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大气粗的美国可以承受对一个议题的长期辩论，而很多其他模仿美国三权分立的国家却在这方面效率低下的原因。
所以总结起来，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大小并非自始至终都维持不变，而是随时间发展不断调整和变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美国三权分立体制既具有权力分割的危害，又具有权力分享的危害；既容易出现政治僵局，也会给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造成阻碍。究其实质而言，这种体制只是一个维护整体的阶级统治利益的工具，并会随着统治阶级利益的变化随时改变。
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就从根本上回应了一些人试图以三权分立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该改革国内政治体制的要求，也给我们建设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基本的红线，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不能触及这条红线。
我们要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改什么？要改得是与我们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不相称，或者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繁冗的政治模式；我们要争的是什么？是看究竟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他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水平更高；而我们要守的是什么？是确保我们的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一目标，最终能够成为现实。
政治体制是对经济体制保驾护航的重要社会构建。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只能从实际出发，走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国富民强之路。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最完美，我们就不要改，只不过三权分立在根本上不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也要认识到，我们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政治体制也要转变，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
这次美国之行的思考就是三权分立制度到底对我国政治体制有什么借鉴意义。
首先，分权是一个准则，可以制约腐败。权力集中滋生腐败是一条定律。我们国内正在大力反腐败，利用分权思想反腐败，制约腐败产生的土壤其实是一个好方法。这里讲的分权不是行政上的三权分立，而是在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国家的行政、司法和立法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独立的局面。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动能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利用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良好合作的功效，不用那种互相制约的分权机制，完全可以产生类似分权的效果。
执政党在国家政体的层面上主要拥有行政权，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拥有立法权，立法、行政可以协调一致，避免过多的浪费；参政党则应该在监督执政党上发挥更多作用，特别是反腐败的作用，比如参政党的党员如果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考核权、监察权，惩治腐败则有了相对独立的机制。
第二，更好的发挥立法机构的作用，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这是解决上访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人大代表应该更多的实施专职制度，这样才更有精力完成人大代表的使命，更好的完成人民赋予的重要工作。而我们目前的人大代表更多的是兼职，有很多领导干部也是人大代表，这实际上无助于监督政府行政，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与民众面对面接触，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也是三权分立体制对我国政治体制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最后，国家利益决定了政体的实施，我们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以及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实施都决定了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中国长期处在战略机遇期，在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时候，国家利益就决定了经济不能受到阻碍，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符合经济的节拍，不能过慢，更不能过快。只有找到符合国家利益和国情的政治体制，我们才能走的更为扎实、稳健。
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
最近，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人民政协在思想建设中，要“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理论版以专题形式刊发了三位学者的文章，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溯源至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一个经验性法则，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暴政和腐败。根据这一分权学说，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种权力，并使它们互 相制衡。
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基本政治功能，是防止专制并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权分立制度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在确保公民普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独断与暴虐。这实际上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基本政治架构。
效率无任何自豪之处？
在上述三位学者看来，人大制度相对于三权分立的主要优越性之一是，它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掌控能力，有利于集聚国家力量办成大事。但这与其说是人大制度的优越之处，不如说是它秉持了与三权分立不同的制度价值。
三权分立的主要制度功能，便是对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资源的范围和方式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人大制度作为一种集权政体，恰恰是为了使政府获得不受约束的资源支配权力，在贯彻政府意志和实现政策目标时，民众意愿和机会成本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任何社会都存在资源稀缺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让政府获得不计代价办成一些由政府决定的大事的权力，这并不像上述学者所说的那样，代表一种政治制度在实现民主方面的真实性和优越性。因为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民众是否可以决定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愿意支付的成本。
衡量政府效率的更合理标准，是政府在严格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民众所认可的政策目标的能力。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在效率方面并无任何值得自豪之处。本次北京奥运会据说举办得极为成功，但政府对其实际成本却一直讳莫如深。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张艺谋可谓一语中的：“其实西方人也想搞‘人海战术’，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人，也花不起这些钱啊。”
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这应该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加以回答的政治科学问题。在实现民主的作用上，人们可以问：哪一种制度更能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空间，更能强化政府问责机制？在政府效率上，人们可以问：哪一种制度可用同等资源为民众带来更优良的公共服务？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哪一种制度更能遏制腐败，哪一种制度可以提供司法公正，哪一种制度可以确保公民免受权势人物的凌辱，等等。
要看民众内心的感受
那些赞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并不愿意面对这些可以从经验事实中找到答案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大制度可以贯彻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又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进步性的政党，可以领导民众进入最美好的人类历史阶段。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把属于经验世界的政治科学辩论变成了一种超验的、带有神学色彩的诡辩。
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关于人类历史的完整和详尽的知识。人们对5000年前的人类社会的情况显然知之甚少，而即使是对100年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又能作出多少可靠的预测呢？声称一个政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因而天然地拥有政治领导权，这种断言并不比早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君权神授”更为科学和合理。
那些提出这种超验主张的人，如果不是出于私利的驱使，便是出于理性的怠惰。正是依恃此类超验主张，一种制度尽管实际剥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却被称为最民主的制度；一个腐败无孔不入的政府，却被说成最能为民谋利的政府；依仗权力视民众如草芥的官员被称为人民的公仆，如此等等。
但是，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否公正合理的终极标准，决不是那些声称洞察了人类历史客观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民众内心的主观感受。根据自身的感受，对影响自身生活的政治制度进行评判，并决定是否要对其进行变更，在任何社会都是民众的自然权利。在这里，“自然”一词是在其最原初意义上被使用的，因为民众的这一权利在客观上既无法放弃也无法剥夺。
正是基于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民众的个人感受，笔者相信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代议”机构的最终命运，很可能就像国民政府的“万年国代”一样，只是作为一个笑柄而载入中国政治实践的史册。它唯一正面的作用是可以被用来警示世人，一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荒诞和可悲。
议行合一和三权分立
议行合一是指国家机关工作的决定和执行高度协调一致的制度，在中国最为典型。三权分立是指国家机关工作的决定和执行互有歧异，机构间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以美国为代表。
议行合一体制与三权分立体制按其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分析，有其相同点：(1)国家管理机构分立。不论是推行议行合一制的中国，还是实施三权分立制的美国，尽管两国根据各自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在机构内部行使的职权和设置机构数有别，但凭借着国家机关所发挥的功能不同，均分设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下略去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构；美国的立法机构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议会，行政机构是联邦政府，司法机构是联邦最高法院。(2)国家机构分别拥有一定的独立处理权。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拥有立法权、人事任免权、对国家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决定权；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权法、法律提案权、行政领导权、经济管理权、外交管理权、社会管理权、军事权；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对现行法律、法令的部分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拥有检察权。美国宪法授予立法机构立法权和人事批准权；总统职位拥有行政权、立法倡议权、外交权和军事权等；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解释 权和司法审查权。
显而易见，议行合一体制与三权分立体制的相同点只仅仅是体制中最基本的部分，两种体制的差异却是关键性的部分。
首先，法律地位有异。在中国，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从属于它。从权力结构看，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全国人大，另外三个机构是派生。因此，四机构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既平等又独立，不存在依附和从属关系，也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因此，三机构无权力中心，处于相对独立又相对分散的状态。
其次，产生渠道不同。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级人大选举产生，不由选民选择，属间接选举，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就行政机构而言，中国国务院的主要人选如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等由全国人大选举，并对人大负责，国家主席是国家之首，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之首，又是政府首脑，通过直接选举（选民投票）和间接选举（选举人团）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与参众两院没有直接联系。再看司法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由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的。
第三，授权方式存在差别。议行合一体制反映的是单一授权方式。选民通过一次性投票（五年一届）把管理国家权力授予立法机构，再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尽管存在着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市、省、全国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这样两种不同的选举，但对选民来说，授权方式是一次完成的；三权分立体制是一种复合授权体制。选民不仅在同一时期授权给不同的对象（总统或参众两院），恰逢参众两院选举与总统选举同年，而且还在不同时期授权，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职两年改选，总统任职四年改选。
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研究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变革，笔者认为，对我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借鉴意义。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论thldl.org.cn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改革，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社会和谐，要求我们的政府干部不但要掌握现代管理技能，成为有能力、有魄力、有执行力、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更应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成为具有战略管理能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风险与机遇从未如此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政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作为首都政府决策咨询中心的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紧扣时代脉搏，面向广大政府干部培训的迫切需要推出执政能力再造高级干部培训研修班。
为什么苹果公司能与众不同？
过去数年间，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恰似航天火箭的发射过程——系列快速紧密有序的爆炸而后直冲苍穹。苹果公司本身，它的领导者及它的产品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通用语。戴尔公司想成为商业领域的苹果公司，Zipcar亦想在汽车共享领域成为苹果公司，戏剧演员比尔·马赫甚至说，如果苹果公司总裁做总统，政府将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一个公司或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某某领域的苹果”？在与苹果公司前雇员，现任合伙人以及其他一些长期关注苹果的专业人士进行探讨交流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们围绕以下十大关键因素展开。
1、不落俗套
在1980年代领导苹果工作团队设计产品时，在“笔记本看起来应该像什么”这个问题上，斯蒂芬·乔布斯经常亲自指导工程师们。“有一次他在百货商店看到一个异常精美的厨具”，安迪·赫兹菲尔德说，“然后他就要求设计师把笔记本设计成他看到的那个模样”“还有一次他要设计师把产品设计成保时捷的模样”。安迪·赫兹菲尔德是苹果创始工程师之一，并著有《硅谷里的革命：苹果公司成长的伟大历史》一书。
计算机看起来更应该像跑车和厨具，而苹果公司的追随者恰是高端人群———那些已买或者是将买保时捷的人。很明显，仅通过跟随硅谷的市场动向，通过技术专家或是其它俗套的设计，你很难吸引他们。而苹果的魔力，恰恰在于自己钻研，从而不落俗套地吸引其目标客户。
2、逾越常规
技术专家普遍认为，源代码开放是大势所趋，且体现共享原则。在这一背景下，苹果被视为略显封闭。但在苹果的哲学里，封闭与自由并不冲突。“我们正竭尽所能的让用户体验到预想效果，”乔布斯在给莱恩·塔特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此前，莱恩在博客中抨击苹果禁止在iPhone和iPad上使用Flash技术。“你可以不赞同我们，但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乔布斯写道，“禁止该技术是因为苹果商店提供了太多自由，你能买到盗取个人隐私的程序，也能买到 摧毁电池的程序，还能买色情影片。”
尽管如此，程序员们一直抱怨苹果商店过于封闭，他们认为苹果商店在设计应用程序上一直持独裁态度。即问题不在于它是封闭的，而在于它在规则制定方面是独断专行的，隐蔽的，频繁变动的。如果苹果公司能放宽透明度，就能避免上述大部分争议。
但根本上，苹果不在乎争议。虽然批判仍在持续，但是苹果商店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其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它极其便捷且妙趣横生。
3、拒绝复杂
“拒绝”可能是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他简直是个过滤器，”苹果电脑工程师赫兹菲尔德说。每一天都会有设计者向乔布斯展示关于新产品和在现有产品上加入新特征的创意，而他的回答几乎都是拒绝。“我为那些我们没有去做的产品感到骄傲，正如同我为那些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感到骄傲一样。”乔布斯在 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
乔布斯拒绝的原因，不仅出于对复杂设计的一贯反感，还有成本考虑，并制造期待效应。对一些复杂的设计说不可以使成本降得更低，减少一些产品的特征还能制造一种期待。“故意忽略一项人们想拥有的产品特征，会激发人们对它的渴望。”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雷德说，“当你在新版本中将这个功能加入时，用户得偿所愿，则更加高兴。”
苹果公司一遍又一遍地运用着这个策略，最新的例子是iPhone O S4，它添加了多任务操作功能。事实上，该功能用户们从2007年起就开始要求。再来看看iPad，真的没法添加摄像装置吗？
4、服务客户
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它总有出问题的时候。近年来，在笔记本和手机领域，苹果的竞争对手们大多采取回避客户而非服务客户的策略。它们关掉了自身的客户服务部门，并将这项业务外包给由低薪员工组成的电话服务中心。它们甚至要客户自己去网上寻找常见问题的解答。
而二十年前，苹果公司制订零售策略时，就明确了一个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即创立一种让客户完全联想不到计算机工业的零售商店。他们致力于在商店中营造一种类似四季酒店大堂的友好氛围。
G eniusBar便是代表。G eniusBar里的工作人员会为你诊断每一款苹果公司的产品，而不管你从哪里买的。除非过了保质期，公司对上述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苹果公司为何如此慷慨呢？曾在G enius Bar工作过的德尔说：“有时候客户进来时是为寻求帮助，但在离开时却购买了新产品。”
5、忽略意见
乔布斯总是在各种场合频繁引用亨利·福特的名言：“如果我问客户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总是说要‘一匹更快的马！’” 乔布斯用这句话，来说明苹果公司所信奉的哲学，即人们预想不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客户会告诉你一大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当你按照他们的意图制造出来时，这又不是他们想要的。将那些尚不存在的东西形象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乔布斯也不是将客户的反馈视为无物。他将其看做是鼓舞，而非方向；是方式，而非结果。所以苹果总是能推出既能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又超越客户想象的新产品。
6、处处营销
如同G enius Bar已被证明是天才创意一样，如今风行全球的苹果宣传口号“换种方式思考”也被证明不是空话，因为苹果粉丝们的思考方式确实与众不同。粉丝对苹果的忠诚度堪比基督徒对耶稣的忠诚度。苹果的品牌是如此的强大和有吸引力，以至于对有些人而言，苹果已经成了一种信仰。
苹果公司通过一系列精细入微的方式，来培养粉丝对苹果品牌的宗教般的狂热。包括渲染产品的神秘等。而最重要的方式，是强化苹果产品的象征意义，最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则植根于产品本身。苹果公司用颜色、声音、形状等元素的组合，构建了清晰的品牌形象。苹果通过这些策略使其品牌形象深植人心。
这一点在苹果发布新产品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一系列统一协调的步骤，苹果调动大众的胃口，吸引更多人关注。在公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时，苹果再适时对外公布其早就准备好的信息或新产品。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营销进行的。
7、推陈出新
如果有天苹果推出了一款没有桌面的电脑，请不要感到惊讶。
仅仅是幻想吗？绝对不是，这些都将写进苹果的专利申请文件里。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些产品，但我们丝毫不应怀疑苹果的创新能力。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苹果那样频繁地对所在领域的基础环节进行反思和重构。仅仅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间，苹果公司就对其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工艺进行了大幅度革新，这也是笔记本生产设计领域有史以来所进行的最迅捷最大规模的革新，除苹果外，没有任何其它公司做到这些。
苹果完全无视IT领域所强调的兼容性的概念，这对诸如微软这样的竞争者来说是福亦是祸。在苹果公司的历史上，它数次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和新的芯片构造，这些决定总是使它原来的生产组装基地立刻变得过时。苹果总是不停地否定过去设计中的不合理及不足之处，不断地推陈出新，使其产品总能以独特的风格傲立于时代前沿。
8、适当“独裁” 2000年，作为苹果阿斯塔特美国业务分部的运营经理，麦克·伊万杰李斯特负责DVD刻录技术研发，即将这种DVD装在高端电脑上，并且在未来将其转变为iDVD。该项目界面呈现出来的，是多种多样的窗口和菜单选项，以及大段的功能解释文字。
“这时乔布斯走了进来，”伊万杰李斯特回忆说，“他没有仔细看我们的工作，而是在白板画了一个框。”“这就是新设计。”乔布斯说，“只要一个窗口，将音像资料推入窗口，然后点击一个叫播放的按钮，这是我们要的。”
“所有人呆若木鸡，”伊万杰李斯特说，这种风格与他以前所就职的公司迥异。技术领域追求具有包容性的、彻底的、集合大众智慧的创新。而苹果的工程师则要花费 100%的时间去设计由一小部分资深经理或是乔布斯一个人计划的产品。有权做出决策的人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苹果一年仅能够推出一项或两项创新产品。
9、重新发明
“革命性”是乔布斯最喜欢的词之一。他极力夸赞苹果的每个发明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和有创造性的。苹果的产品到底具不具有革命性，取决于我们对革命性这个词的定义。苹果公司擅于搜集汇总技术领域的最新创意，并通过转化将其变为己有。苹果擅长发现别的同类产品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其推出的产品上将上述问题和不足予以解决，或者是对货架上的其它同类产品在苹果的模式下进行改良革新。
iPad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在2001年比尔·盖茨就推出了一款具备几乎相同功能的建立在window s操作系统基础上的产品，但是当时在交互界面，应用软件开发方面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微软公司就没有继续坚持下去。乔布斯发现在苹果公司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上述的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于是iPad横空出世。在刚推出的两个月里，iPad就卖出了200万台。
10、有条不紊
在iPad上市几周后，惠普、微软及其它一些公司相继推迟了同类产品的上市。它们正试图制作出比iPad更加精密、功能更加齐全的产品。它们正致力于创造自己版本的‘快马’，于是它们推迟面市，又回到了设计室。与此同时，苹果的其它竞争者如Google，Intel等也快马加鞭地在该领域排兵布阵。
苹果公司并没有为这种竞争态势所牵制，它严格地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事。苹果公司的时间表是严格按照其自身的经营策略和长期愿景目标来制定的，其受市场态势和竞争者状况的影响较为轻微，这样苹果公司总能掌握主动权，适时地推出一些新产品，占尽市场先机。
苹果的创新启示
几百年前，一个坠落的苹果引发了牛顿对地心引力的思考;今天，苹果公司的创新蜕变对我们的企业同样启发良多。那么，乔布斯的创新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乔布斯多次用革命性的产品证明：技术研发投入了多少资金，企业拥有多少专利，都已经不再是评价苹果创新能力的标准。最能代表苹果创新本质的，只是一个被要过一口的苹果符号。
微软娱乐事业部负责人兼副总裁Robbie Bach不久前表示，微软的新版Zune可以成为苹果iPod播放器的替代品，值得用户重新选择。乔布斯在接受Mac world 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Bach喝醉了吗?在你认识的朋友中，有人使用Zune播放器吗?”这位狂人的底气来源于产品的成功。I-pod在北美市场占到90%，使得没人能在这个市场上和乔布斯抗衡。即便连一向以电子产品著称的日本厂商也是如此。
在风靡全球的CD音乐时代，索尼那个独特的Walkman标志随处可见。但在2001年，一度沦为二流厂商的苹果新产品iPod的出现，使音乐市场格局迅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苹果的高歌猛进从此就再也没有停下来。索尼，戴尔，三星等比苹果强大很多的对手都先后倒在它的脚下，创新，微软等被苹果所涉足的各个行业的中坚门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可以这样说苹果能把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乔布斯的创新功不可没。它对于速度，优雅和间接的无穷无尽的追求和激情，贯穿了整个产品线，产品既能让人们吃惊，兴奋，又易懂易用。隐藏在技术创新背后的是乔布斯的营销创新，国内的营销大鳄周鸿平对苹果的营销有精辟的分析：“为什么苹果公司的营销很容易?因为它总有很多忠实的Fans。广告反而只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所以未来真正有前瞻性的公司，应该从过去单向的营销广告，赚到跟客户的互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效仿苹果，钱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深深地感到这样的忧虑和遗憾：“iPod类的符号性产品正使原本在音频领域里领先的一些日本公司错失了良机。”更多的人则把这些“符号”产品的成功归为“苹果电脑式的反叛基因”——与其他公司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精神不同，符号产品的本质在于设计天赋，营销包装，也包含着冒险和独创的元素。消费者对“符号”的狂热已经使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工学院的研究院改变了他们以往对研发的衡量标准：重要的是“研发生产率”，而非“研发投资”，这才是全球创新面临的真正挑战。
国外咨询界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在所有的市场创新实践案例中，真正获得成功的比率还不到10%，而80%以上的创新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的市场创新形同“找死”。所以说，市场创新本身不能仅靠进取精神和商业勇气。在营销界大力提倡市场创新的当前，还要强调市场创新必须讲究方法。
创新必须贴近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能单纯为创新而创新。政事这个衡量生产率的新标准打破了陈旧的观念：创新不在于所拥有的专利是多少，而在于赢得新增消费者和留住现有消费者的数量是多少。
苹果前期的创新是纯产品导向或者说是纯技术导向的，而恰恰忽略了消费者在技术兼容、价格是否合理等方面的需求，结果苹果电脑成为少数人的玩物，市场一直难有大的突破，甚至一度跌入深谷。此后，乔布斯仅仅抓住年轻人个性心理和简单娱乐的需求，推出i-Mac和iPod，由单纯的产品创新上升到一系列变革组成的价值创新——打破技术壁垒、降低售价、引导消费者体验后，便得到了市场的迅速回应。结果，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被大大激发出来，苹果也得以凤凰涅槃。此时，乔布斯的创新显示了极大的功效。
实践中的市场创新往往涵盖了品牌价值、产品性能、价格、渠道、传播等营销的各个方面。只有对这个方面进行连接和完善。并对目标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有力地响应和对消费难题更有效地克服，才会使我们的产品卖的更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企业主和企业营销工作者都认为创新的产品，在消费者哪里总是处处碰壁。这种情况的确常常发生，并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企业主和企业营销工作者对认识和把握目标的兴趣过于稀薄，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比消费者聪明，就可以代表所有的目标消费者，并习惯于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们身上。而实际上消费者的期许，希望和评判态度没有任何人可以主观臆断。唯一可以主管一段的是企业制造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市场创新成果。因此，企业如果想让创新持续，良性的进行下去，就必须首先弄明白为谁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否则，再多的创新业是徒劳无功。
毋庸置疑，乔布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他一手创造的苹果也无限追求完美，然而在早期，这些并没有给苹果公司带来相应的商业回报，原因在于苹果的创新与营销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的。苹果的产品确实很超前，技术很先进，可其诞生之时的环境并没有给这些“未来产品”多大的生存空间，反倒是它的技术经别人发扬光大后，市场就被很快地放大。苹果后来推出的iMac、iPod，在技术上算不得最超前的，可它们为什么就让苹果大放异彩呢?这与营销环境的相对成熟是密切相关的可是，总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很多喜欢创新的人都像乔布斯一样是完美主义者。这些人一旦身居企业营销决策的高位，往往会使企业陷入不切实际的窘境。同样，从事市场创新工作的人，无不希望企业的营销工作比竞争对手更完美。但我们无法改变营销环境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完美的产品和市场创新一旦脱离营销环境的实际，便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因此，市场创新不能一味地追求理想主义中的完美，根据现实的创新才是最有意义的创新。
所以，我们再创新的时候，要好好学学潘然醒悟的乔布斯，一定要吧消费者的需要放在首位，而且必须注意营销环境的变化，否则单纯的创新不仅会一无所获，还有可能让你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没有所谓“地方选举”
执政党把刚过去的后港补选定位为“地方选举”，这种定位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小岛是很不可思议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会有所谓的“地方选举”。
一个国家必须够大，才会出现不同区域有相对大的差距。比如吉隆坡和槟城在地理、经济和文化有很大的差别。两个地方的治理和发展的需要也截然不同。同一个议题在两个地方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同个发展项目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两个地方也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时候所谓的“地方选举”就会有意义。新加坡是个小岛国。从淡滨尼到裕廊，不会有多大的差异。顶多就是多还是少了个购物中心、巴士站或是小贩中心。
因为一个国家内地方的差异、而需要不同的治理，就产生了不同级的政府，如在中国有省市县之类的不同行政单位。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各自掌握不同的权力和资源，各级政府也能根据地区的需要，在发展步伐和方向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再加上辽阔的疆土，只有一级政府来管理国家是不切实际的。
新加坡的行政结构是一级政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市县之类的行政机构，而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大选中得到大多数选民的委托为全民工作。什么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在宪法规定内跟中央政府分权和分配资源，资源包括了税收、土地和行政资源。地方政府掌握部分地方的资源，才能算是地方政府。
市政理事会没有权也没有钱，更没有资源。市政理事会收的是管理费，不能和税收混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属性。市政理事会不管要做什么规划建设，都得得到有关政府单位的许可，没有政府在土地和财源的支持，绝对是寸步难移。市政理事会没有权和钱来做任何的发展，充其量只能建个有盖走廊。可要盖有盖走廊也得向有关部门申请。没有权没有钱，市政理事会从何为它掌管的地区进行长期的规划？它充其量只是个接受政府委托管理区内的产业。私人住宅有所谓的管理委员会，难道我们得把这些委员会看作地方政府？
新加坡没有区域差别，自然就没有多级政府的必要，就更不可能有真正的“地方选举”。不管什么议题都要回归其原来的初衷，而不是不着边际的漫谈，更不能误导选民对国家管理结构的认识。
林义明：我们从后港补选中学到什么？
后港补选尘埃落定，工人党仍然以超过60%的支持票，守住这个21年的坚固堡垒。选举结果让不少政治观察员和民众大跌眼镜，他们原先以为，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连串猛烈攻势下，形象讨好，态度诚恳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朱倍庆，应能争取到超过40%的选票。
行动党由始至终采取“以人为本”的战略，一边突出后港区候选人朱倍庆的优点；一边针对工人党候选人的素质提出质疑，不断提醒补选源自工人党三个月前，因饶欣龙行为不当将之开除出党，并在选战中途投下重磅炸弹，指出工人党推出的后港区候选人方荣发，去年不受党内推选为非选区议员，因此不是工人党的“最佳人选”，引发选民的许多联想。
工人党一路接招拆招，比起它在上次大选中主导某些竞选课题，此次明显被动，多少受到近期党内接二连三突发事件的困扰。
早在去年5月，工人党推举东海岸集选区候选人严燕松出任非选区议员之后，就发生了前财政，也就是东海岸集选区竞选团队领头羊陈恩忠出走事件；在补选的提名日之前，前第一助理秘书长傅日源未获得党中委的肯首，擅自领取候选人合格证书，再度提醒人们，工人党进行党内更新以及逐步壮大后，在维持团结上日益艰难。
就在副总理张志贤加大火力，质疑工人党候选人的素质，工人党忙于招架之际，媒体发表了一封匿名信，其中附有的真实会议记录，显示方荣发确实参与党内推选非选区议员的投票程序，这同方荣发之前的说法相互矛盾。这立即引来坊间对工人党出现“内鬼”的猜测，再次为其内部团结贴上问号。
但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毕竟是老练的反对党领导人，他在工人党最后一场群众大会上，反问行动党朱倍庆可是行动党的“最佳人选”？同样引起中间选民的许多联想，加上与工人党中委决裂的陈恩忠，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依然力挺方荣发，为工人党领导与方荣发言论的可信度加分，多少在最后一秒拉了工人党一把。
批评对手须拿捏得当
选举不到最后一秒，还是难保中间选民的情绪不会逆转。尤其是在反对党支持者众多的选区，执政党如何掌握选民微妙的心理，在批评对方候选人时见好就收，以免引起反弹，确实是一门不容易拿捏得准的艺术，这是它必须深思的一个问题。
虽说执政党一开始就强调这是“地方选举”，但它在以地方性课题争取后港选民的同时，眼尖的选民不可能对政府于竞选期间各项改善政策的举措视而不见，其中包括提高低收入工人月薪的全国性政策，肯定牵动了不少选民的神经，毕竟后港区中下收入阶层工人不占少数。
尽管后港区补选不能代表全国的民意，而以此评定政府在去年5月大选后大刀阔斧改革的政绩也言之过早，但全国性与地方性课题不可能完全切割。我们还是无法阻止选民在投票时，把政府的改革一并考虑在内，有些选民也趁机以选票表达他们对一些政策的不满。即使如此，这盆来自后港的冷水，也不应浇灭政府坚持改革的决心。
政府之前在提高公民权益、调整移民政策、协助人民抗通胀、改善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刚好在冷静日结束的地铁瘫痪事件听证会，也再度凸显政府希望通过透明问责，改善各项政策，与民间加强沟通的诚意。如果这次的补选是在各项政策调整显现成效之后举行，应能给执政党争取更多的分数。
当然，加强透明度不只是执政党应做的事，反对党也必须正视民众的知情权。后港区补选的结果不能被错误解读为只要选民支持这个反对党，它推出的候选人必然会受到多数选民的“优待”。
过去，反对党以难以找到合格候选人为由，获得不少选民的同情，但这项对反对党候选人要求较低的“优待”，已逐渐不那么管用了。反对党随意推出候选人仍可拿到不少选票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选民教育程度以及对民主权益认知度的提高，他们对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要求将更严格，也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媒体获得有关的信息；而主流媒体在维护民众知情权上更是责无旁贷，这是所有政党都必须正视的现实。
工人党作为正在壮大中的最大在野党，必须理解人民必然更关心其未来发展，当人们开始看到工人党内部不和的蛛丝马迹，自然担心它可能会步新加坡民主党的后尘（后者在1991年大选后崛起成为最大在野党，随即因党争而走向没落）。
工人党面对的是全国的选民，它必须通过各个管道，包括与主流媒体合作，以向民众清楚交待党的未来计划与动态，包括党内令人疑惑的发展，这不只是最大在野党的责任，也符合全体国民的利益。
刘程强前天向执政党释放善意，表明工人党在补选后的当务之急是“与执政党携手合作，为新加坡的进步努力”，而张志贤副总理也希望刘程强“跟政府展开建设性的合作”。这正是选民所乐见的，也显示工人党同执政党一样，知道向选民负责，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才是民主之本。
不论是哪方胜出，都应表现出君子的气度。执政党和反对党阵营将在4年后再度于大选中交锋，这次补选相信已让双方学到一些东西。
美国联邦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启示
中央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绕不过去的话题。官僚帝国时期的中国就充斥着专断君主和地方官僚之间的斗争；近代以来的央地关系更是复杂多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收权和放权之间摇摆，而且大多处于中间状态。虽然中国是典型的单一制集权国家，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地方政府对中央的非制度化抗衡。非制度化斗争使得官僚机构改革困难，政策落实困难。美国联邦制虽然在国家结构上与中国区别甚大，但是它的许多制度设计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意义。通 过借鉴美国联邦制运行的内在机理，我们的央地关系改革或许可以有一个比较新的思路。
一、对央地关系的误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机构改革一直在谈央地关系，但是我们口中的央地关系更多的是执政党的上下级组织关系和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这样的理解无疑是错误和片面的。首先执政党的组织不能取代国家机关，执政党虽然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它不宜直接架空政府部门。其次，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央地关系的全部，虽然它是主要的方面。央地关系还应当包括权力机构即人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要包括国家监察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协调好央地关系就必须清楚央地关系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央地关系应当是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央地关系，而不应当把执政党的组织关系包括进来，不应当把关键的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排除在外。
二、现阶段央地关系状况
我国当下的央地关系结构中中央具有相当大权威。这里的中央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中央一级的司法机关。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之间的央地关系却基本没有表现出来。具体关系状况如下。
1、执政党领导下的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和中央地方司法检查机关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主要依靠人事、财政等影响地方决策。尤其是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实力雄厚，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更大。但是，地方在服从中央命令的前提下也会阳奉阴违，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策命令被地方政府歪曲和敷衍。虽然事故出来以后，中央政府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迫使地方政府屈服，但是这种以强制命令来落实政策的方法是非制度化的，而且成本极大。地方政府总是希望钻制度空子，而中央政府也总是采取非制度化的办法来规训地方政府。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正常的权力依赖关系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更紧密联系通过执政党来维系。各级政府的党委领导各级政府，党组织内部又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造成了政府是血肉，组织是神经纤维的局面。执政党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纪律性来命令各级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从而使政策可以尽快落实下去。司法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是依靠内部党组织来维系。
2、被虚置的权力机关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在通常的央地关系研究中人大被搁置一边。这是严重的错误。虽然人大在实际权力运作中依旧处于尴尬境地，但是人大制度作为宝贵的制度资源不能被随便抛弃。我们应当利用好这一制度。在现实中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关系中，两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并不明显。地方人大的最大现实功用好像就只剩下了为全国人大输送代表。这样的运行不符合法规制度。
总的来说我国的央地关系更多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在央地关系中表现不足；执政党的组织成为维系央地关系的重要纽带。
三、我国现阶段央地关系对政治运行所造成的影响
我国央地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导致了政治运作中的独特现象。首先，由于执政党的强有力组织，央地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央集权。中央做出的决定可以通过各级党委层层落实，各级政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实施。这样的运作逻辑使得政治生活可以顾全大局，提高效率。在困难时候和大规模行动时候，这样的体制会比较有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就体现了这一体制的优势。但是这一体制更导致了许多问题。
1、非制度化的运作导致地方政府钻制度空子。
虽然通过党组织和命令强制地方政府会臣服于中央政府，但是地方政府有自己利益诉求。如果中央政策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权就会采取种种措施抵制中央命令。宏观政策调控被地方政府曲解和抵制。最近的高房价问题虽然遭到中央打压，但是地方的趋利动机会使它阳奉阴违继续与商家勾结。
2、人大缺位导致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无恰当博弈平台也无恰当整合机制。
由于我国人大的空置，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演变为党内组织关系和政府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有博弈和协商机制，下级党组织无法与上级抗衡，下级政府也无资源与上级博弈。利益的矛盾无法通过令二者满意的机制做出来。
四、美国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
联邦制与我们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有很大区别，但它也是协调整体和部分利益矛盾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需去否认。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美国选择了联邦制，而中国选择了单一制。美国的联邦制下“中央地方关系”主要表现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点主要有：
1、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由法律保障，地方和联邦不得侵犯对方权力；
2、构建起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平台——国会。各州有大有小，如果只是按照参议院的议员选举办法来大州会表示不满，于是就出现了众议院的议员选举办法。小州的利益保障以尊重大州的利益为前提，这样各州之间的关系可以得以协调。其次，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就算总统选举中某一党获胜，但是另一党也可以在州和地方政府选举中保持优势。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让中央利益不至于太过扩张，因为还有别的利益主体可以对其加以制约。所以美国的联邦制主要不是考权力的收放来实现，它更多的考虑到了联邦和州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了恰当的利益协商机制，矛盾就可以公开讨论和解决。反观中国的央地关系，权力的收放是中央管制地方政府的主要手段。地方维护自己利益被认为是不识大局。这样的运作逻辑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要想中国的央地关系走出“收权—放权—收权”的怪圈就必须有恰当博弈机制。
这一个博弈机制就是人大制度。人大制度是沟通社会与国家重要渠道，也是沟通地方和中央的重要渠道。运作有效的人大制度可以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通过法规表现出来，可以让地方的正当利益诉求有效地被整合进整体利益考虑中。既考虑到中央利益又不忽视地方利益，这是央地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人大制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五、进一步的思考
有效人大制度的运作需要有效地选举制度，因为人大制度本来就是民主的重要途径形式。没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利益诉求无法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会处于紧张状态。这就警示改革者，无关痛痒的改革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无济于事。改革必须是触到痛处，必须一针见血。央地关系的改善也就是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人民民主实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