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发展,越难「寒门出贵子」吗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寒门为何难再出贵子”。
首先，@Li Carly 已经提到了一些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她的Figure 1M中展示的是各国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下文称为β）。许多经济学家做了一些β的跨国和历史时序比较，试图揭示是不是“寒门再难出贵子”。但问题在于，这个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β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社会流动性呢？
似乎是这样的，如果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高，就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也钱多，那么社会流动性似乎比较小；相关系数低，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钱不一定多，社会流动性似乎就比较大。
但UC Davis的经济史大家Gregory Clark教授和他的门徒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郝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NO！”用收入来衡量的社会流动性β可能会大大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实际值，低估了阶层固化的水平。
一个段子：我努力学金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去学艺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钱人家的小孩既可以选择“高收入、低声誉”的金融（no offense），也有可能选择“低收入、高声誉”的艺术。如果我们仅仅观察，有钱人的小孩是否收入也更高，那么有可能有钱的孩子选择去学了艺术，而收入并没有那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仅仅考虑个人收入水平的代际相关性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阶层固化程度。
怎么办呢？想办法搞个平均。
怎么搞？看姓氏的分布。
基本的想法是一个个人或许会因为个人兴趣的原因而选择艺术而非金融，但在家族的层面上取一个平均，个人的扰动则会加总为零（就好像中学里学的多做几次实验取平均可以缩小一些误差）。姓氏则恰好代表了家族。
原来的收入相关系数β是怎么算的呢？简单说就是拿一套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把子辈的收入放在左手边，把父辈的收入放在右手边。跑一个回归方程：子辈收入=α+β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父辈收入=α+β子辈收入+扰动项”]。
现在在家族层面上算相关系数β怎么算，类似的：家族平均子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家族平均父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子辈收入+扰动项”]。
在家族层面上对收入相关系数β进行调整以后，结果如何呢？@Li Carly 的Figure 1M中显示，英国个人层面的收入相关系数大概是0.5。Clark et al.(2015)采用类似的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大概是0.43。但是，如果采用家族平均的方法来估计代际收入相关系数，β将会从0.43增加到0.74。用白话说，就是你挣1块钱，其中7毛4[笔误已修改，原文7毛3]是因为你父亲家族的收入高，另外2毛6[笔误已修改，原文2毛6]才是你个人的努力奋斗换来的。这意味着，如果采用原来的办法，社会流动性会被大大高估。
采用类似的方法，Clark及其合作者估计了各国家族层面社会流动性的指标β，结果如下： 尽管之前 @Li Carly 贴的图，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数值有高有低，北欧国家似乎已经低到了0.2左右的程度，但Clark教授等人的工作表明，在考虑家族整体平均水平之后，各国的β都会提升到0.7左右。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经济体的大部分情况下，阶层固化程度都高达β=0.7的水平（你挣1块钱，之中大概7毛是因为父辈的原因，3毛是个人的奋斗）。以至于郝煜教授不得不感叹，0.7是天注定的，还有0.3就是因为浪漫的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 @Li Carly 的结论，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似乎联系不太大，因为比较可悲的是，无论怎么搞，流动性都一样差。（当然乐观地来看，中国近五十年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性，相比之前，还是大大改善了）。
对了，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专著 “The Son Also Rises”。
首先，开宗明义。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能改变阶层的终究是一小部分人。
纵观历史，社会稳定下来，然后经济发展，出身贫寒的子弟想要改变阶层将会越来越难。先进入上层的这部分人将会不断加高门槛。
不只是中国，美国、日本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因为在欧美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从古至今都存在血统论。当一个国家在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右翼思想会逐渐占据上风，这个时候血统论就会兴起；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平民主义就会兴起。
其实很多知友早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只有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陈胜、吴广这样敢于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阶级反抗者，而和中国不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存在血统论的。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
“若为佣耕，何富贵也？”在那个血统论至上的年代就是天然正确的，想要改变出身成为王侯将相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痴心妄想。
相比而言，刘邦是真正的聪明人，他看出了尧舜禹夏商周到六国再到秦，本质上权力都是在黄帝的后裔之间流转，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斩断了它。在汉代之前，血统才是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在那之后中国真正实现了人人可为诸侯，人人可为天子。从此中国跟西欧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平民主义开始贯穿中国的历史。
建国以后，当局的政策重心下移，在基础教育和宣传当中灌输大量的极左思想和民粹主义史观，简单概括就是：穷人聪明善良，富人愚蠢邪恶，穷人的孩子都有出息，富人的孩子都烂泥扶不上墙，伟大人物大都白手起家，人民是天然正确的等等等等。
这样的宣传在建国之初是必然的，但是在当前政策右翼化以及九品中正制逐渐复活的形势下就和鸡汤段子洗脑软文无异。在当局多年来的灌输下，平民主义彻底占据了上风，血统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大众的意识形态彻底的民粹化。很多人接受着这种教育长大，自然很难接受“寒门难出贵子”的论调。
时至今日，揭开中国社会纷杂怪诞的表面，里子还是民粹主义的那一套。扯了这么远回到问题，现在寒门是不是难出贵子？
当前社会的上升渠道跟过去一样，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控制的。控制上升渠道的这部分人只接纳他们认同的人通过，认同往往来自于学历这种硬标签。
可能从建国开始到现在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面临如此鲜明的阶层固化。
一个人出生开始，他上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他班上的同学他交的朋友都是家庭背景相当的，不会差很远，甚至很多学生的父亲相互之间都是同僚、合伙人。
直到上了大学之后，他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成长环境下长大的人。而随着贫富差距增大，不同生活背景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很多时候也在所难免。
高考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在当下作为阶级调节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寒门子弟改变阶级的重要方式。
只是高考作为平民教育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早已成为了“平民的游戏”。
我那个时候参加高考还是主流选择，有小部分人开始高中或者大学就出国念书了。
而到现在，周围的人基本上没有让孩子参加高考的，成绩优越的高中毕业直接申请美国常春藤院校或者其他TOP30的学校，成绩很差的高中没上完就去美国社区大学念书，然后再transfer去常春藤读书。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各地方大力引进、提拔海龟干部，很多部门只要是英美海龟都能直接最高安排副处级职位。相比普通人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按部就班干个20多年，一次提拔都不错过、一次政治失误都没有才能到副处，这已经算是火箭提拔了。
这就是所谓的被控制的上升渠道。
最近几年突然有很多人推崇西式教育，所谓因材施教。这些人高喊着要废除高考，要实行素质教育，并把社会上各种存在的问题都称之为高考带来的弊端。
中国的基础教育一向淡化天赋的影响力，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而这帮人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天赋，像生产线一样的平民教育阻碍了孩子发挥各自的特长。他们痛斥填鸭式上课、军事化管理的平民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天赋。
看起来是不是三观很正确啊？
正是这帮人推动了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计划，这简直是当代的九品中正制。
这群人鼓吹的所谓的素质教育、自由教育，其中暗含了非常残酷的隐藏逻辑。
他们实质上是变相鼓吹了血统论。
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那么天赋哪里来的？
来自于基因遗传。基因谁给的？父母给予的或者基因突变。但是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基因突变都是有害的，绝大部分人的天赋就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按照这种逻辑下去，父母有什么样的天赋，其后代子女就该有什么样天赋，官员的孩子天生就擅长做行政，商人的孩子天生就擅长经商，程序员的孩子长大擅长写代码，乞丐的孩子就应该行乞。
是不是很可怕？
中国的基础教育淡化天赋，强调高考一刀切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教育的公平性。虽然扼杀了不少有天赋的孩子，但是也根本保证了其阶级调节器的作用。
过去，像平民出身的高官陆昊，能被组织选中，依靠的是北大的本科学历加上在校期间团学工作的突出表现；而现在，这条路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寒门子弟需要面对更残酷的高考进入最高学府，然后再跟全世界的优秀学生竞争名校的全奖offer，在校期间还要跟各种赵公子们竞争各种学工岗位。
看起来是不是亚历山大？再说说婚姻。
自古以来，对于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和上层社会的人结合是改变自身阶级的重要途径。古有卫子夫，今有李嘉欣。这些榜样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漂亮的女孩跑到工体去吊高富帅。
很多经常看韩剧和琼瑶小说的小女孩都抱有这种幻想，幻想即使自己不漂亮，但是也希望一个完美高帅富霸道总裁能对自己一见钟情，然后从此过上小时代一样的生活。
现在来看，这条途径对于普通女孩尤其是农村出身的来讲可能性越来越低，除非真的是长相、身材、学识、家教很好。我曾写过一个回答如何看出来男朋友有没有潜力？-Jimmy Li 的回答，在其中阐述一个观点：不同阶层、生活背景出身的女孩对于配偶的选择标准是有明显不同。而对身边的人、大学同学的观察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考一个好大学或者进入娱乐圈是普通女孩嫁入豪门最简单的途径，前者的典型就是凯特王妃。一个女生这辈子还是在大学里面最可能遇到比自己阶层高很多的男生，一旦走上社会，因为阶层的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很大可能会有不同的去向。加上高考作为阶层调节器作用减弱，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到大学，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其他阶层的人。当然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偶遇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门当户对成为了权贵普遍的选择。首先成长经历相似、三观相似、生活圈子有交集的男女的结合相对来讲婚姻关系会更加稳固。其次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来讲，联姻不只是解决了年轻人的个人问题，更是将两家的资源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利益的手段。
最近身边的人结婚的不少，女方有的是男方大学同学，有的是从小就在一块玩的，还有的父母是党政干部、经商的，然后经过长辈介绍在一起的。我老妈都感慨，到最后结婚了，还是这么一帮小孩。不光是权贵，中产阶级的阶级内婚早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上海的朋友应该对人民广场的相亲角不陌生，在相亲角这种地方，没有公开的表示阶级分化，但是大家其实都心照不宣。即使谁都能去贴征婚告示，但是这里从来都是中产阶级的地盘，海龟和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上班族才是主力，而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只能贴在角落里。相亲角一般也不是男男女女亲自到场，普遍都是父母去守着，而大家也习惯于首先观察父母的穿着、谈吐来判断对方家庭条件。人民广场的相亲角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阶级内婚的产物，脆弱的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向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本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
有人会说当前男女比例失调，会增加很多女性进入更高阶层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主要集中在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落后地区对于男性劳动力的依赖和重男轻女落后思想。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社会阶层中，不存在这种问题，男女比例一直比较稳定。
不信，你去看看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在这个中产阶级主导的相亲平台上，虽然高学历和海龟是主力，但是未婚女性并没有比男性抢手，和广大农村基层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从侧面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男性其实没有太多动力从更低的社会阶层选择配偶。一方面，低阶层的部分女性期望通过婚姻改变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男性倾向于从自己所在阶层选择配偶，这是当前剩女产生的重要原因。
综上，当前想要实现阶层的跨越，好好读书依然是主要的途径。
PS：本来花时间准备这个回答是想批判一下知乎最近这种思潮，但是按照我自己的逻辑写到这里最后反而还是支持了这种观点。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右翼，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在滴血的。
首先，@Li Carly 已经提到了一些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她的Figure 1M中展示的是各国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下文称为β）。许多经济学家做了一些β的跨国和历史时序比较，试图揭示是不是“寒门再难出贵子”。但问题在于，这个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β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社会流动性呢？
似乎是这样的，如果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高，就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也钱多，那么社会流动性似乎比较小；相关系数低，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钱不一定多，社会流动性似乎就比较大。
但UC Davis的经济史大家Gregory Clark教授和他的门徒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郝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NO！”用收入来衡量的社会流动性β可能会大大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实际值，低估了阶层固化的水平。
一个段子：我努力学金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去学艺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钱人家的小孩既可以选择“高收入、低声誉”的金融（no offense），也有可能选择“低收入、高声誉”的艺术。如果我们仅仅观察，有钱人的小孩是否收入也更高，那么有可能有钱的孩子选择去学了艺术，而收入并没有那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仅仅考虑个人收入水平的代际相关性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阶层固化程度。
怎么办呢？想办法搞个平均。
怎么搞？看姓氏的分布。
基本的想法是一个个人或许会因为个人兴趣的原因而选择艺术而非金融，但在家族的层面上取一个平均，个人的扰动则会加总为零（就好像中学里学的多做几次实验取平均可以缩小一些误差）。姓氏则恰好代表了家族。
原来的收入相关系数β是怎么算的呢？简单说就是拿一套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把子辈的收入放在左手边，把父辈的收入放在右手边。跑一个回归方程：子辈收入=α+β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父辈收入=α+β子辈收入+扰动项”]。
现在在家族层面上算相关系数β怎么算，类似的：家族平均子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家族平均父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子辈收入+扰动项”]。
在家族层面上对收入相关系数β进行调整以后，结果如何呢？@Li Carly 的Figure 1M中显示，英国个人层面的收入相关系数大概是0.5。Clark et al.(2015)采用类似的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大概是0.43。但是，如果采用家族平均的方法来估计代际收入相关系数，β将会从0.43增加到0.74。用白话说，就是你挣1块钱，其中7毛4[笔误已修改，原文7毛3]是因为你父亲家族的收入高，另外2毛6[笔误已修改，原文2毛6]才是你个人的努力奋斗换来的。这意味着，如果采用原来的办法，社会流动性会被大大高估。
采用类似的方法，Clark及其合作者估计了各国家族层面社会流动性的指标β，结果如下： 尽管之前 @Li Carly 贴的图，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数值有高有低，北欧国家似乎已经低到了0.2左右的程度，但Clark教授等人的工作表明，在考虑家族整体平均水平之后，各国的β都会提升到0.7左右。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经济体的大部分情况下，阶层固化程度都高达β=0.7的水平（你挣1块钱，之中大概7毛是因为父辈的原因，3毛是个人的奋斗）。以至于郝煜教授不得不感叹，0.7是天注定的，还有0.3就是因为浪漫的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 @Li Carly 的结论，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似乎联系不太大，因为比较可悲的是，无论怎么搞，流动性都一样差。（当然乐观地来看，中国近五十年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性，相比之前，还是大大改善了）。
对了，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专著 “The Son Also Ri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