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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美的历程》是由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撰写的一本美学著作，从宏观鸟瞰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艺的数千年历史进行了一次“匆匆巡礼”，全书共分为十个章节。第一章论述了远古图腾时代那些糅合着后世歌、舞、剧、画、神话的原始巫术礼仪活动和陶器有意味的文饰、造型形式。第二章从充满狞厉美的青铜时代写到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的青铜时代，与此同时，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第三章从儒道互补、诗的赋比兴原则和建筑艺术三方面论述了先秦理性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论述了那种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的代表。“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第五章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第六章分三小节论述了“佛陀世容”，佛教艺术从南北朝的“悲惨世界”到隋唐大统一时期的“虚幻颂歌”，再到趋近消亡的走向世俗。第七章的“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第八章是“韵外之致”，论述了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则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再到“有我之境”的美的历程。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以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描述的是那些社会矛盾和悲欢离合的世俗人情，而上层的传统文艺却笼罩着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又幻化成像《桃花扇》和《长生殿》那样的感伤文学。这种鸟瞰式的宏观把握虽不能使每个问题都细致入微的描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模糊。
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形态各异、纷繁复杂的文学艺术意象，给人以不同层面的美干，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学艺术的形式也积淀了每个时期人们不同的情感、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等内容。虽然文艺高峰可以出现在民生凋敝的社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社会文艺有可能反而萎缩，但文学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物质生活。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低下，人类和自然界相比是那么的弱小，对大多数自然现象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存在着惧怕自然万物的心理，他们觉得自然界有一种神秘的威力统治着人类，甚至不能将人和自然万物很好的区分开来，认为自然万物和人一样具有思想、情感和意志。因此，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生产、生活寄托于自然界的那种神秘力量，这也就有了当时的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从曲折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可以反映当时人们观念中，那代表中国远古文化的女娲、伏羲是巨大的龙蛇。“人面蛇身”是远古氏族里神、神人的主要形态，这个图腾标志是中国许多氏族部落的共有的。“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流传到现在，在当时也是经过很多复杂斗争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很多动物形成的，似乎意味着以蛇为图腾标志的华夏氏族吞并、融合其他以别的动物为图腾标志的氏族部落，使“龙”成为华夏大地共有的图腾符号。而“凤”与“龙”的共同存在，则说明以“凤”为图腾符号的氏族部落强大到难以吞并。在当时，物质生活都还难以满足，精神生活就变得次要了，它还不能从物质生产生活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当时的巫术礼仪活动其实是糅合了后来独立分化为宗教、艺术、文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现在看来简单的图像轮廓，其实是积淀了当时巫术礼仪活动的人们严肃、虔诚、狂野的情感内容的。彩陶中那些人们的手拉手一起舞蹈，并不像现在茶余饭后随意的翩跹起舞，而是在进行巫术礼仪活动，舞蹈只是活动的一种形式。当然，从他们舞姿中表现出来的活力与轻盈，也大概可以反映那是一个和平安定繁荣的时代。而当和平稳定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以战争、杀戮为特征的父家长制时期，陶器文饰上那种安定有生气的几何线条消失了，转而变成有权利压抑的纹饰。
美学风格活泼生动的陶器纹饰逐渐走向沉重神秘时期，最终过渡到了充满狞厉美的青铜器时代。这时体现在青铜器上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未脱离物质生产的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的全民性观念和情感，而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意志。因为这时在上层建筑领域，等级制度已在社会中逐渐形成和确立，阶级分化为贵族和奴隶，宗教意义强烈的巫史文化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载体。精神活动从物质劳动中分离出来，进行巫术占卜的巫师独立出来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那些附着在青铜器身上的纹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权威神力和狞厉的美，也使我们穿越千年去感受那个充满血腥与野蛮的年代。历史要进入文明时代，是有必要经历战争和暴力的。青铜器作为祭祀的“礼器”，炫耀和铭记了当时人们引以为骄傲的野蛮战争的胜利。那些狞厉恐怖的青铜器纹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沉重力量。青铜艺术美的本质，也就在于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的体现。而当社会发展到理性阶段，生产力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使原始社会时期的早期宗法制度逐渐解体，青铜艺术从巫术和宗教中解放出来，注入了现实的、世俗的、理性的意味，展示了另一种全新的美。青铜器的形态由厚重走向轻巧，造型由粗实走向精致，镂刻由深沉走向浮浅，它不再具有那种神圣的、狞厉的威吓力量，而变得力量薄弱，气魄狭小，内容浮浅，真正的具有崇高美的青铜艺术也走向了终结。
走向理性的不仅仅只有青铜艺术，在先秦，理性精神笼罩了整个时代，无论是中国思想文化儒道互补，还是诗中的赋比兴原则，还是建筑艺术，都充满着理性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巨变的时期，具有巫术宗教观念的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结构解体，封建制度的逐渐确立，汉民族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开始奠定。这一时期形成的儒道互补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儒家思想把日常生活、情感观念纳入“礼乐”文化的理智制度，使强制化的规范内化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构成日常实践伦理，而不同于西方那种神秘的、非理性的、超人世的迷狂信仰。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则作了积极乐观的儒家思想的对立和补充。儒家思想强调的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外在功利，而道家思想强调的是那种超功利的自然美，艺术审美应独立的、自由的存在，不受其他外物的束缚。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深受这种儒道互补思想的影响，对外常常有“兼济天下”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对内则有“独善其身”的人格修养要求。他们通常在一开始乐观积极入仕，对国家怀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想要建功立业，服务人民，但由于各种原因，在仕途中受到挫折后，往往选择道家的避世思想，或真正的超脱尘世，或只是聊以自慰，发出慷慨悲歌，表现出厌世的态度。
秦朝的大一统的局面造就了建筑热潮的高峰，建筑不再只有躲避风雨的功能，而追求美轮美奂的华美，虽不是独立建筑向上的高耸，但在平面延伸的空间上规模宏大，显示出的那种气魄着实惊人。你看那地下的秦始皇陵，材料之坚实，平面空间之宽阔，规模之宏伟。虽然规模宏大具有复杂性，但在结构上的严格对称，井然有序，层次上疏朗分明，充分显示出了理性精神的光辉。其实，平面上的空间规模宏大也是理性精神的昭示。由于儒家那种理性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供养神的宫殿与人世密切联系，思想情感指向平面的世俗世界，而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秘上苍，宫殿建筑也不像西方那种冲入云霄的形态，而是在平面纵深的空间发展壮大。
在北中国，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主体，而在社会经济生产落后南中国，还没能完全摆脱原始氏族社会那种巫术宗教礼仪制度，浪漫神秘的意味充斥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他的《离骚》中，美人香草，想象浪漫，感情丰富，他的《天问》保留了众多的远古神话传说，他的《九辩》不仅有远古社会的一峰，而且是可以歌舞的，这不是一般的舞蹈，而是关于巫术礼仪的祭神仪式。而楚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和刘邦、项羽都兴起于楚不无关系。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作为作为政治命令在汉代盛行时，理性精神渐渐进入人们思想观念中，儒家教义和原始图腾，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共同存在于汉代人们文化艺术领域，造就了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然而，这个浪漫古王国的生产力水平毕竟要比远古图腾时期的氏族社会要高的，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万物是征服的状态，他不再是神对人的征服，因此汉代文艺的神话不再是远古图腾那种威吓的神秘，而体现了人的强大，对自己征服自然万物的肯定和歌颂。这从今天发现的汉墓壁画描绘的现实生活多种多样的场景、画面和汉赋中极尽铺陈之能事描述的宏伟壮丽的山川宫殿，宽广辽阔的景象，都可以看出来。
魏晋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封建社会正式揭幕，频繁的改朝换代使那个时代充满着动荡与混乱，灾难与凋敝。因此那个时代的文艺发出的是对人生短促无常，悲欢离合不定的感叹，这种对人自身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也就是人的觉醒。“人生忽如寄，寿天金如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面看似伤感、无奈和颓废，其实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动荡不安，使本来正常的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变得更加凸显，人对宿命的感叹恰恰体现出的是人对生命的强烈欲望。人的觉醒是以否定旧的传统道德信仰为基础的，鬼神迷信和道德教义在短促的人生中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既然这是人的宿命，那么该如何对待人生呢？或建功立业，提高生命的质量，或及时行乐，增加生命的密度，或求食仙药，增加生命长度，或像陶渊明那样顺应自然、不以死生为念。这不同的人生态度也使文学艺术有了不同的主题和内容。或“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或尽情抒写山水之美和游赏之乐，或求仙隐逸，“虚无求先列，松子久吾欺”，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更能够体现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了。在战乱频繁的南北朝时期，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到了隋唐时期便达到了鼎盛，在中唐转折进入世俗阶段，最终衰亡。这些时代的变迁可以从它的石窟艺术反映出来，同样是佛像和壁画，积淀的人世内容却不同。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石窟里壁画故事反映的是一个悲惨世界，这里有尸毗王割肉贸鸽，有摩诃国王子的舍身饲虎，还有五百强盗和须达弩的故事。然而洞窟的主人却不是壁画而是佛雕。在这个*时代的佛的形象却神采奕奕，飘然自得，表现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它对人世间的悲惨仿佛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与战乱的人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一种宁静美。高超、睿智的神给人们美好的希望，有了信仰的人生就不会惧怕任何困难与挫折了，也会形成一种坚忍的性格。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对处于战祸、饥荒中的人们是有麻痹作用的，以更好的统治人民。对佛教迷狂、粗犷的信仰使人们甘愿忍受今生的各种悲惨苦难，对统治者的压迫逆来顺受，以求的像神那样的超脱。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们不得不在宗教的因果轮回和今生来世中求的心灵的喘息和精神的安慰。
到了隋唐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时期，石窟艺术中雕像的形态和壁画的故事内容都与分裂的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佛的雕像形象变得健康丰满、和蔼慈祥，这时因为繁荣稳定的时期，佛教渗透力儒家思想而变得世俗化了，神不再是南北朝时期的那种不可捉摸，而亲切可人，不再需要人们把忍受痛苦当成一种目的和修养，而使人们在它的恩宠下得到心灵满足。壁画里呈现的不再是饲虎、贸鸽的悲惨世界，而是金碧辉煌、充满人性的“极乐世界”。故事里充满着人情味，比如“恶友品”里，恶友的背叛，并没有使故事发展成悲剧，善友遭遇也不错，最终还原谅了恶友，成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在繁荣昌盛的社会中，统治者不需要用悲惨的苦难威吓人而是用充满极了的佛国景象去诱惑人，他们可以沉浸在歌舞升平的人世间享受现实的幸福。
如果说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展现的是一个神话了的人间，那么到了中唐以后的佛教就已经完全世俗化的人间了。这时壁画中神的形象缩小了，而供养神的人的形象却大了，很多是人世间一些热闹的生活场景，天国的信仰让位于人世的生活，正宗的佛教精神在这时已经丧失殆尽了。
唐代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代文艺也表现出了青春朝气、气势宏大、满足颓唐和消极避世阶段性差异。以唐诗为典型代表，初唐时期的诗歌充满着少年时期的懵懂、憧憬和感伤。你看那刘希夷和张若虚的清新歌唱，刘的《代白头吟》：“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儿女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意境是多么的寥廓，节奏是多么的轻快，虽然有憧憬和感伤，但那是少年时代朦胧的莫名的淡淡哀伤，带着轻盈而叹息，是对人生宇宙的觉醒初期。就如同我们这个年纪，想着马上就要踏入喧嚣的社会，离开学校这一方净土，有时难免感伤，我想这也是走向成熟的的必要经历吧。到了奏响“盛唐之音”的时期，在经历的少年感伤后，建功立业、奋发向上成了歌唱的主题，“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多么豪迈勇敢，畅快淋漓啊！即使是那些优美宁静的山水田园诗，也表现出空灵阔大的特点，“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而李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顶峰，他笑傲权贵，蔑视世俗，饮酒作诗，纵情人生，放荡不羁，“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那种仙人一样的旷达，天才般的创作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酒入豪胸，七分七分酿成了月亮,剩下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张旭的狂草，在艺术表现上与李白有异曲同工之妙。安史之乱后，唐代文艺进入一个现实典范时期。杜甫的诗、颜真卿的字、韩愈的文，对后世提供了新的标准和范本，不仅讲究形式，而且要求内容与形式像个，为以后几千年封建文化奠定了标准，树立了美的规范。中唐社会兵祸战乱，但经济持续发展，上层阶级趋向享受和奢华的，即使是边塞诗也是“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没有了盛唐那种畅快的感觉。到了晚唐，退避现实的态度充斥人心，诗的主题不再是对外在的人世的关照，而更多的是对人内在的心境的描写，“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形成新细纤腻的风格，逐渐向词过渡。
就像佛陀世容最终走向世俗一样，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明清文艺也描述了广阔的世俗生活场面。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使得市民阶层队伍壮大，相应的市民文艺也蓬勃发展起来。以广大市民为对象的说唱文学，由口头的说唱发展为正式的书面的语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大量世俗文艺作品供广大市民消遣，“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表现出小市民庸俗、低级和无聊。戏曲可以说是文学、说唱、表演、音乐、舞蹈的综合艺术，在明清时期，传奇推动了戏曲的发展，基础仍然是市井小民，是市民文艺的一部分。在当时，阳春白雪的上层文艺和下里巴人的市民文艺是同时存在的，世俗文学虽没有传统文学的诗词歌赋那样高雅和纯粹，但更能代表明清之际的文艺。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深受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影响，我们应该以这个为参考来对待文艺的发展，但文学艺术的美更在于它的独立性，仅从前一个角度角度来看中国数千年的文艺又是片面的。
《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美的历程》读书笔记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到晚清，《美的历程》分析了不同时代的美学特征，不但让人对各个时代的艺术作了一次美的巡礼，而且让人看清楚在不同时代的美学风貌中，贯穿着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的美学特征：强调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忠实的模拟、可信的表达；强调情理结合，以智慧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情感性的优美和壮美，而不是宿命的恐怖和悲剧性的崇高。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一美学特征的哲学基础应追溯到先秦孔学的“实践理性”。不象西方哲学那样作抽象的玄想，而将理性引入生活、伦理、政治。竖立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这种哲学观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尤其在封建时代）精神基础。这种哲学观使中国文学重情感甚于形象；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尤其在社会为文人提供了大量的一展宏图的机会的时代，如魏晋的慷慨激昂的马上之作，如铺陈张扬的汉赋，如青春热烈的盛唐之音；在思想上多表现生活的智慧、现实人生的感悟；在内容上，逐渐顷向世俗生活，从诗歌到词到戏曲到小说，从文体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哲学精神的指导作用。
我想，明清小说虽说是反儒的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物，但仍具有“实践理性”的底蕴，比如，小说多对世俗生活的直接描绘，让人们从普通的白描的世俗生活重获得感悟，而少抽象的精神、哲学的分析和探求。虽然明清小说的白描、世俗、重情节等特点，是因为明清小说脱胎于说唱艺术，但后来的文人小说则可说是在“实践理性”的影响下的有意识的作文。
对中国美学特征的形成还有另一必不可少的哲学思想的支撑，即与与儒家精神相互补充而协调的庄子的道家思想。看似颓废避世的道家精神，其实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热爱，这其实是与儒家精神一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悲歌慷慨，愤世嫉俗”一起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意念。道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创作规律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的无为精神，使中国艺术着重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这正是上述中国美学所特有的创作规律。
《美的历程》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批评立场：历史的具体的批评。李先生将文艺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试图寻求社会对文艺的影响的规律。从先秦的理性精神到楚汉的浪漫主义到魏晋风度到盛唐之音到韵外之致到明清的市民文艺思潮，我们能看到文艺的每一次变化都有其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方法比对纯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更为客观，它是跳出文本之外而不是身处其中，它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被它制造出来的子民，从原因来看结果，这会更少地受结果的状态以及个人的美学倾向的影响。例如，在分析宋代平话时，李先生认为“尽管从文词的文学水平和成就看，似乎无可取，然而，其实际的艺术效果却相当可观，应该说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贵族文艺。”世俗的故事、俚俗的语言，从传统文学的审美标准来看，宋平话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不能算为文学的，但如果以历史的具体的眼光来看，宋平话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对现实人情的真实刻画，正是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的出现、市民阶级的繁盛的必然产物，它因社会、阶级的变化而产生，又在变化了的社会阶级中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一方面，它满足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精神需求；同时，它实现并逐步完善着自己的艺术效果。虽然，它充满了庸俗、低级、浅薄，但它因为符合生活的规律而具有新鲜的生命力。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新事物。试想，如果单纯地从文学传统的标准出发，如何能认识到这种新事物的价值呢？同样，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也需要这种历史的具体的眼光，从文学现象的粗俗的形式跳出去，而看到它在文学史的作用，看到它产生的根源，以此来判断它在今天的文学中的位置和作用。我想，对于正在兴起的“网络文学”，就应该用这样的批评眼光来看待，而不只是判断它是否符合传统文学的规律。
《美的历程》从社会的变化探讨文学的变化，这两种变化的中间有一个中介，即人性。由社会引起人性的变化而影响文学的变化。什么是人性呢？李先生认为“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传流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灵魂的心理学。而这，也就是所谓‘人性’吧？”。文艺作为一种自由的、美的形式，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形式”，就是人性的对象化的成果。所以，在《美的历程》中，包含着浓浓的人性关怀。从这一点出发，一些受批评的“颓废”之作中所蕴涵的对生命的执著和热爱渐渐清晰，一些只有粗陋的形式的艺术也散发更强烈的光彩。如，在陶潜的平淡、无华的诗歌中看到高度自觉的主观品格的底蕴；在阮藉的沉郁灰暗的作品中看到对人生强烈的热爱而生发的深沉的美丽。在分析青铜饕餮时，更是突出了人类情感、信仰在艺术中的巨大的魅力。“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是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这是对早期青铜艺术的评价，而对艺术手法日益高超的后期青铜艺术，李先生说：“然而，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不只看技巧工艺，更看内涵、灵魂，这种批评方式与历史的具体的眼光的结合，使美学批评成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