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量才与_申报_三个问题之思考与追问_史量才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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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量才与《申报》三个问题.之思考与追问

口朱春阳

摘要

史量才和《申报》是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代表，对他们的研究，由于受到各类历史原因的限封，某些结论还植得进一步推敲。本文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食己的看法，希垒能够有益于对他灯史为全面的认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钟椰是新闻优先，还是言论优先?史童才的钾摊与租界的关系性质 如何？

[关键词史量才;申报;三个问题

关于史量才与砷椰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但是由于各类政治逻辑，抑或经济逻辑单一视角主导的原因，部分结论尚有待推敲。本文列举其中三个，即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申报》是新闻优先，还是言论优先?史量才的《申报》与租界的关系性质如何仑通过多类材料的考察、引证与对照，希望能够回到厉史的现场，探寻史量才先生带给我国新闻事业的真正历史财富，当然，这一探寻未必就是真相，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对上述问题的关住。

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 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登申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史量才和 他领导的群体是这一辉煌的创造者。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做了许多新举措。例如，不断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进印刷速度和质量，自办发行，扩大报纸销量;成立广告科、发展广告业务，改善广告服务质量，建立遍布全世界的通讯网络，增加报纸新闻量;注重人才建设，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调动资本资源实现多元发展，规避经着风险，等等。初接触《申报》，一直以为是史量才这位成功的现代资产阶级商人在业务扩张的时候选择了《申报》，并因此获得了不菲的回报，上述经营方面的改良是出于商人逐利的本性和资本扩张的惯性使然，但随着关于更量才研究的史料不断丰富，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值得推敲。《申报》自1872年由美查创办，被认为是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且是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这样以营利为宗旨的报纸的出现，是我国近代商业报纸发展的重要动向，一个新的发展进程开始了，[l这种关于《申报》性质的认定一直持续到席子佩时期，以至于我们也习惯性的认为史量才接手这份报纸自然而然的也是“商人办报”了。这之间是否有区别呢?笔者认为，关于史量才在接办《申报》时候是否是个商业经营方面的行家里手是个关键问题。首先我们从他的资金积累来看。关于史量才购买《申报》的资金来源，较多的说法是来自一个叫沈慧芝的上海青楼女子。上海光复前，清廷曾委派一个叫陶保骏的大员充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成功，陶保骏挟十余万巨款逃到上海，寄迹于名妓沈慧芝处，并将钱物托沈代为保管，未几陶即遭沪军都督陈英士枪决。而慧芝则幸得史量才周旋幸免于难，史量才遂取“望断秋水”之意，为她更名秋水。1911年，秋水身携巨款嫁入史门，并于次年月资助史量才以12万元低价盘下气息奄奄的《申报》。冈如果此说属实的话，史量才用于购买《申报》之款项并非之前商业经营所获，而其商业经营经验也没有更多积累的基础了。也有材料认为，是史量才与张睿合资买下的《申报》。1912年，史量才与张春等人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但是，不久，席子佩以“未购买《申报》牌子”为由将史量才等告上法庭，史量才等人被判赔银24.5万两。遭次当头一棒，与史合股购买《申报》的股东纷纷脱离《申报》，史量才请上海纱厂资本家徐静仁作保，答应分期付款，才了结此案。!3]据此来看，史量才对报业以及经营业务并非十分熟悉，才着了席子佩的暗算，并几乎毁于一旦。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明史量才经营方面的经验不足，或者说，还不足以证实他买下《申报》并非为商人逐利之目的，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买下《申报》后的一个大的举措。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出，上海《新闻报》汪汉溪怕战争一旦爆发，断了交通水路，没了卷筒纸，报馆就难为无米炊。他未雨绸缪，不远万里从挪威、丹麦等地买进足够用五六年的卷筒纸。而史量才却在《申报》二万号纪念会上表达了要为修史者留下可取材料的心愿。当时报馆里没有保存旧报，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刊登了《收买全部旧申报》的“本馆白”，收集《申报))创刊40余年的旧报。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同仁、同行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就连与之隔街相对的劲敌《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也猜不透这其中有何商机。141 那么，史量才的行为如何认识才是合适的呢?我们最好还是来看看办《申报》之前的史量才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据庞荣棣对史量才的经历研究显示:1901年史量才进入杭州蚕学馆学习，乘着年假，筹资创办了洒径米业养正小学;毕业后先是任教于王氏育才学堂，后于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业学校;1905年发起创办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在保路权运动中奔走呼号，被选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08年兼任树报》主笔，发起成立全国农务总会，自己任总干事;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博览会，史量才集全国农学家，参与审查研究参展农产品，推动全国农业生产;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史量才任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局长;及至1912年，史量才弃官进人新闻业，购入《申报井，开启了自己的报业人生。

从上述史量才的经历来看，可以推测两点:其一，史量才并非是由一个成功的商人转 向报业，而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可能积累起12万元购报款项的机遇。或许，秋水夫人资助一 说，有其可能性。其二，其购入《申缈之前社会活动均涉及社会公共服务事项，例如办学、成立学务总会、农务总会等，奔走呼号，多为尽社会服务之责。尽管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理想与目标，史量才的所作所为带有明显的那个时代的行为烙印，但是，谁又敢说，这一人生经历没有延续到他后来办《申报》呢?而且，《申报》作为一个社会舆论的载体，更便于直接实现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此认为，才不会割裂史量才的一生活动轨迹。其实，承办《申报》也是史量才已有行事原则的惯性而已。及至后来，1933年1月著名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创立，用通讯方式训练学员，学员远及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达800余人，史量才亲自担任校长。史量才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以养成管理与编辑地方报纸人才，训练采访新闻通讯技能为宗旨。”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其中“申报流通图书馆”创于1932年12月1日，馆址设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藏书数千册，凡市民皆有借书权利，直接推进民众教育。流通图书馆的姊妹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为职业青年进修之所，于1933年3月成立，未及两年，学生增至20(力余人，分校增设5处之多。“申报服务部”于1933年6月成立，代内地读者购订书报杂志，颇受欢迎。

因此，我们可以简略的断定，社会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而作为不同于 梁启超等改良者的是他的改良活动的实现方式是建立在商业性带来的所谓经济独立基础上，而不是康梁等通过获取政治力量资助的方式创办政党报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史量 才作为一位社会改良者，尤其是原有强调教育改变社会、服务社会的改良方式始终伴随他的 办报生涯。

史量才时期《申报》的经营成功，或者说服务社会之独立经济基础得以实现，得益于他得到了既是朋友又有点姻亲关系的张竹平的帮助，知人善用是史量才与《申报》获得社会声誉与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张精明能干，受过国外高等教育，擅长经营管理，尤其对广告学颇有研究。张竹平一走马上任，就展露锋芒。他首先建议成立报纸递送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又提议设立了广告推广科，改变过去守株待兔的做法，主动出击，到处招揽广告。这些举措开风气之先，震动整个报界，《申报》馆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破，发行量迅速陇升。1930年，长期被史量才视为左膀右臂的总编辑陈景韩和总经理张竹平相继离开申报馆。这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对《申报》进行大胆革新，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为总编辑，重组班底。1931年，史量才成立了《申

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理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理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1934年《申撇已突破15万份发行量大关，1935年《申报》每月的广告收入平均在15万元以上。1912年史量才刚接办《申撇时，发行量只有7000份，1920年达到30000份，1935年全国销量总共已达巧15.59万份。161 1921年北岩报团的主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访问。这位世界报界泰斗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其实，和《泰晤士报》相比，《申报》在史量才时期可能在报纸社会公益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做的还要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泰晤士报》被美国林肯总统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份报纸曾经几度倒闭，创刊2(X)多年，直到1995年在国际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手中才实现了第一次赢利。相比较中国的商业社会成熟程度，《泰晤士报》经历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具有世界影响力，但却役有办法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做到一致性，而《申报》在史量才手中却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个是史量才的不平凡之处所在。

《申报》:新闻优先，还是评论优先? 《申报》言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温吞水”、“太上感应”，其时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透过历史的空气，我们看到的这一评价可能更多的是单一政治维度考察而折射出的判断。作为一份民族商业大报，而不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旨的政党报纸，其言论的激烈程度当然无法和政党报刊以革命为使命的呼号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关于报纸的社会价值，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论断中窥见一斑。当时报界斗士章太炎在《实学报叙》中论述到:“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他认为报纸是史官的后裔，初步看到了史官与记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到1912年，他在《新纪元报发刊词》中对“史家办报”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日报之录，近承乎邸钞，远乃与史官编年系日者等”，“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就是说，古代史官的职责，今天完全由日报来承担了。因此，他提出，记者必须具备良史之品德，如果“复有与秽史同迹者，则贻害于国滋大”。’，]l919年蔡元培在为徐宝磺的《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记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曾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也用比较的方法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新闻记者与昔之史官不无相同点，惟史官多记载皇帝之起居，新闻记者多叙述民众之生活。史官应有不畏强权之精神，不惜杀身成仁之意志，而兼具才学识，新闻记者正亦如此。’8]可见，当时报人对报业社会角色的认定集中于“史家办报”，这是沿着中国文人思想演进脉络而自然而然递推出的一种理念，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形似而神异，记录历史被认为是报纸基本功能之所在。

身居这样的时代认知结构，史量才对史家办报思想也推崇备至。他主张记者应“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同人则以史自役”，完全是用史家的职责和道德要求记者的。《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也被认为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在《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一文中，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趋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傅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盖历史本为人类进化之写真，此则写真之程度，且更超于陈史之上，而其所以纪载行迹，留范后人者，又与 陈史相同。且陈史研究发扬之责，属之后人;此则于纪载之际，即尽研究发扬之能事。故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史量才同样比较了历史与新闻之异同，突出了新闻的真实性远在历史之上，其“研究发扬”之功效也远胜历史，但落脚点却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具有对历史负责的“史家精神”。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家办报强调以实录为报纸第一职责也确定了报纸以新闻而不是评论作为首选武器，这个也是新闻纸与言论纸之区别。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的是，史家办报的精神和西方客观报道除了推动新闻向揭示真相发展之外，也存在自我保护的考虑。当时中国时局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客观陈述新闻事实，而不妄加评论，也是报纸应对变幻莫测政治格局的一个策略。从媒体和社会之关系来看，商业化的报纸需要的是一个渐次改良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是报纸存在的基础，因此，报纸倾向于保守，而不是激进变革。这一情况即便是在欧美国家的谁丑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严肃主流大报的发展历史中也都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秉承史家办报理念的史量才，强调新闻优先，而不是言论优先是这一时期民营报纸实现时代价值，求生存，图发展的一种策略。不过，当打开《申报》，每日报纸呈现出的细致入微的民国生活，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确保留了一份社会生活“活的地图”。但新闻纸毕竟不是仅仅服务于历史学家的“远望”，而是直接干预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因此，《申报》后期言论尖锐的时期往往被新闻史研究者所称赞。但是，《申报》后期言论的强化，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强力干预，笔者认为，并非是《申报》作为一张近现代报纸自然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而很可能是由史量才自身的政治身份的变化决定的。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被推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直面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纷争，而《申报》的巨大转变恰恰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言论是政党报刊时期的主要武器，而新闻是大众化、民主化报刊时期的首要武器。相对于之前的新闻优先，当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的时刻来临，《申报》言论的强化，可以看作是这份报纸在史量才身份由报人转向政治家的过程中，办报理念变迁的折射。从两种身份定位出发所关注的社会生活中心并非完全一致，在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转变表现了史量才勇气和胆识。

史量才的《申报》与上海租界的关系性质? 史量才办《申报》为何招来杀身之祸呢?窃以为，他办报的风险在于，中国与上海，上海与租界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反差。在政治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甚至国民党统治前期，都无法对上海的租界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而《申报》在外国领事馆登记，在公共租界里办报的方式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相对自由是中国其他地区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申报》才在军阀混战不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得到发展。在经济上，上海从20世纪初期起，就已经成为远东经济贸易的中心城市，至30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时期，而《申报》的成功发展也正是这一经济畸形发育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而已。租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动可能空间是史量才借用这一空间实现社会服务与商业运作的底线保护力量。但租界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病疾，其衍生出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幻象，很容易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演化的固有轨迹发生碰撞。尽管有研究者乐观的认为:“所谓夷夏、尊卑、男女的等级鸿沟，无不在这里(指租界公共娱乐场所)首先受到质疑、颠覆，逐渐瓦解淡化分;I9]也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或者认为:“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0]但无法回避的现实却是，民国早期的上海报业文化，和这座城市一样，国际上置于半殖民地体系中，国内置身于政治分裂、军阀专制的状况中。这两个特征充斥在当时报业文化的组织和报纸报道的新闻中。I川同时，对民国初期上海新闻报道的研究显示，大部分情况下，中国记者发现，向上海的外文报泄露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材料(事实上来自中国)从外文报翻译转引到中国报纸为他们带来了便利，这既可以免遭中国当局的非难，又可避免在中国区域引起社会尴尬。}‘2]这一新闻报道技巧表明，尽管都是在租界登记、出版，但中文报纸和外文报纸之间被允许享有言论自由的现实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半殖民性质的社会特征就隐 身干这类不平等带来的报道技巧的背后。

史量才，包括当时艰难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都面临着这一同样的难题考验。如何能 够以高超技巧周旋于租界与中国社会固有发展轨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规定，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是这时期史量才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史量才在这一过程中最终选择了不妥协。最能体现史量才思想的，莫过于他的这段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人格、报格、国格中最可贵的是独立、自由的精神。但是，在一个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的国家与社会而言，很可能人非人、报非报、国非国才是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写照。“三格并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恐怕才是非正常的。在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背景下，史量才的死亡也属于非正常死亡，1934年11月13日被乱枪打死于沪杭公路。比较巧合的是，事发地点位于上海、浙江交界处，这一地点对于史量才被刺案的破解带来了相互推该的理由，贯穿两个行政空间的杀人事件也就因此成了悬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追问:史量才是死于租界政治，还是旧中国政治呢?两者之间有没有相互关系呢?讲到这里，忽然想到19世纪末期，林乐知曾经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撰文《印度隶英十二益说》，鼓吹英国统治印度的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租界投射到中国近现代社会上的阴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反驳林乐知的劝说，似乎，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反抗殖民的运动倒成为历史的累赘了。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则谈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可以说，史量才的悲剧在于近现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带来的对独立精神的联合绞杀，而这也使得独立精神在中国社会变得十分稀缺，弥足珍贵。反过来，能够容纳史量才这一独立精神的社会环境的改造任务今天已经完成了吗?面对这一问题，或许我们还不能够有勇气给予肯定的回答。看起来，这样的一个传播环境改造的工程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征程，反思这些，才是史量才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注释: 〔l]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兀旧，第犯6页。【2]参见张云江《史量才之死》，《文史天地》2005年第5期;赵锐《愧对史童才》，《江苏地方志》2侧)4年第2期等。

【3]【5]【61衷英珍取申报>经营管理的史黄才时期》《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才盼2005年第l期。

【4]参见庞荣棣《为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资抖一一纪念史量才诞辰120周年》，《新闻记者》2(X拓年第l期。

【71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词》，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8]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见黄天鹤编《新闻学刊全集》。【91参见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蓝》《史林》2002年第4期。110)参见王晓秋《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6年第ro期。【111112」l美】顾德受(B叮naGoodman)《上海报业文化的跨国性与区域性》，王濡年译，《史林》2003年第l期。更正本刊第7期目录《日本侵华新闻史中的一个特异人物—佐藤善雄在华活动考察》一文的作者应为刘爱君，系排版错误。兹向刘爱君博士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