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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谨救狐看狐仙信仰
缪碧玉 尹钊 权谨救狐
传说明朝宣德年间，徐州有位名叫权谨的年轻人进京赶考，途中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紧锣密鼓地落下来。权谨急忙撑起油布伞，快步疾走，打算赶紧找一个地方避避雨。就在这时，从路旁草丛中猛地蹿出一只狼狗模样的动物，挡住了权谨的去路。权谨大惊，刚要转身跑开，却又见那动物蹲坐在那里，两条前脚掌合十，像人一样对着权谨不住地作揖，嘴里还嘤嘤直叫，好像遇到了什么急难，想要寻求权谨的庇护。他心想：这动物既不十分像狗，也不十分像狼，倒像是书上写的修仙的狐狸。权谨一向心地善良，从不杀生。看到这种情况，不禁起了恻隐之心。这时候，雷声越发大作，雨也下得越发急，雷过处只见一个红红的大火球从远处向这边极速滚来。权谨顾不得雨水打湿了衣服和书卷，赶忙打开书箱，让狐狸藏进去，然后背起箱子，撒开腿疾跑起来。大火球围着权谨不住地滚动，可就是不能碰着他的身体。权谨背着增加了几十斤重量的行李，又急又怕，步履蹒跚地走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才摆脱了大火球的围追堵截。等到云收雾敛，天空放晴，权谨才打开书箱，将狐狸放出来。那狐狸对着权谨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拖着长尾巴向路边的树丛跑去，不一会儿就跑没影了。
几天以后，权谨赶到京城，进了考场，打开卷子一看，真是神奇，凡是考卷上有疑难的地方，旁边都有一群小蚂蚁在忙忙碌碌地排成字句，意思贴切又精彩，权谨大喜过望，赶忙依样誊抄在考卷上。等到放榜的时候，他竟然高中探花。
当权谨向人们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人们都说：“权谨心地善良，救了狐仙一命，考试的时候，那狐仙就来报恩了。”后来，权谨做了文华殿大学士，由于博学多才，为人忠厚，不久又被擢升为太子太傅。待到告老还乡的时候，皇帝下令为他修建了一座牌坊，并御笔亲书四个大字“天朝元辅”。这就是后来百姓口中的“权谨牌坊”，原坐落在统一街上，现重建于户部山三层状元街东侧。
权谨牌坊
提起权谨，在徐州几乎无人不知。《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权谨传》记载：权谨，字仲常，徐州人。十岁丧父，即哀毁，奉母至孝。永乐四年荐授乐安知县，迁光禄署丞，以省侍归。母年九十终，庐墓三年，致泉涌免驯之异。有司以闻，仁宗命驰驿赴阙，出其事状，令侍臣朗诵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华殿大学士。谨辞，帝曰：“朕擢卿以风天下为子者，他非卿责也。”寻扈从皇太子监国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归，改通政司右参议，赐白金文绮致仕。
权谨画像
与故事中一样，权谨确实是仁义之人，但在他进京赶考途中是否与狐仙有过这么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则很难说。反观原文，似有很多疏漏之处。既然大雨滂沱，火球又如何能在雨水中熊熊燃烧？蚂蚁排字句，这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引起巡考人员的注意？这么看来，这则传说附会名人，凭空编造的可能性比较大。然而相对于真实性而言，故事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心理因素、民俗价值才是让它熠熠生辉的东西。我们正要通过这则传说故事为我们打开的窗口来窥一窥古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并瞥一瞥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狐仙信仰的魅影。
我国的狐仙信仰
在旧社会里，我国民间对狐狸非常敬重，忌讳用“狐”字，而以“大仙”呼之。小孩子自少不经事起，大人便百般告诫：“莫冲撞了大仙。”狐仙俨然成了人们得罪不起的神祗。与此同时，在我国的语言中，“狐狸精”以及“老狐狸”却又是骂人的专用语，“狐狸精”特指以色相迷惑男人、破坏婚姻的妖艳女子；“老狐狸”则专指老奸巨猾、擅长专营的人。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骂人话语，人们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似乎又无所禁忌。狐仙、狐狸精、老狐狸，三种名称三种意象，正体现了我国民间对狐狸的复杂认知。任何复杂的认知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我国民间的狐狸观也不例外。
据考证，在先秦时期，狐狸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种自然动物。《诗经.卫风》.记载：“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诗经.齐风》.亦记载：“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这里的淇是指淇水，为一河名。南山是齐国山名，又名牛山。可见当时人们在山边、河岸、草丛中都能轻而易举地看见狐狸敏捷的身影。狐狸喜欢在有人类活动的地区讨生活。尽管它们的活动不免受到人类的限制，但由于它们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以及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得以和人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平相处，老百姓也习惯于见到狐狸出没于他们的村庄农舍，乃至通都大邑。这样寻常的动物是不足以引起人们的畏惧之情的。相反，狐狸偷鸡盗粮的行径甚至让人恨之入骨。虽然如此，在有些先秦文士的眼里，狐狸也不是一无是处。《礼记》.篇记载：“古之人又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古人认为狐狸虽行为不端，至死犹正首向丘。山丘是狐狸生长的地方，这种恋栈的表现，被古人视为“不忘本”。“不忘本”是人之所以为仁的基本原则，人类尚且不易做到，而狐狸作为一种小兽，却能身体力行，委实令许多先哲们深深感动，便以“仁”许之。然而，把狐狸视为一种仁兽在当时只是文人们的看法，在民间狐狸依然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动物，为了获得温暖轻盈的狐狸皮做成进贡给王公贵族的“狐貉裘”，人们完全可以杀狐取皮。
到了汉代，我国的狐狸观有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狐狸从一种普普通通的动物，演变成人人敬畏的妖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承载理性思想的书籍几乎绝迹，民间的巫祝文化，齐鲁的神仙方术等非理性思想大肆漫延。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人们开始疑神疑鬼，也对狐狸产生了种种不安的情绪。比如狐鸣。狐狸一般而言是极为沉静的动物，但在冬天的夜晚，它们有时会发出号叫。尤其是雌狐。它们总是发出连续而尖锐的叫声，有时听着像狗叫，有时听着像猫叫，有时像婴儿的哭泣声，有时像人的狂笑声。因声音变化多端，难以形容，故而在漆黑的夜晚听来，令人格外毛骨悚然。这种不安的心理在方士的煽风点火下很容易发展为迷信心理。狐鸣这种动物的自然属性已经扭曲为不详的征兆。自然而然地，狐狸这种动物也被视为妖兽而与人类水火不容。
魏晋时期狐狸观延续汉末遗风，隋唐时期，由于胡、汉各民族交融，不仅社会思想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迹象，连宗教信仰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人们尝试着将各种信仰纳入理智的思考的范围内，敬畏神怪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只是人们在用理智排斥神怪的同时，也用理智包装神怪。狐魅在道士的口中，愈来愈玄，它们可以幻化人形，可以魅惑单身过客，当时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怪诞离奇的事情，查不出所以然，就栽赃嫁祸给狐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谈狐色变。人们无力解决狐魅带给他们的恐惧，只要纷纷妥协。将狐魅像瘟神一样的供奉起来，这就产生了狐神。《朝野佥载》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事者非一主。”百姓只求平安，只要能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和保护，无论是神还是魅，都能得到人们的虔诚祭祀。
狐神崇拜自宋朝以来愈演愈烈，民众不仅在家供奉狐神，还为狐神修建狐王朝。官吏到任，必须先拜谒狐王朝，然后视事。这样狂热的信仰引起文人的警惕，他们开始普遍丑化狐狸，狐狸遭到了文人全面的口诛笔伐。《本草纲目》曰：“狐鼻尖尾大，善妖魅。”朱熹注《诗经》.“莫赤匪狐”一句：“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封神榜》、《三遂平妖传》等小说也不约而同地把狐狸精塑造成反面形象，尤为突出的是祸国殃民的苏妲己，这样的塑造几乎为平民百姓全盘接受，可以说宋明文人丑化狐神的行为对于盲目迷信的世人是一记当头棒喝。
清朝是满族人统治中原的时代。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崇信万物有灵，他们相信虎、蛇、狐、熊等动物具有神灵，而且神灵会选择这些动物附体。“狐仙下神”被他们认为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上行下效，狐神又一变而为狐仙。虽然前有宋明文人义正辞严的讨伐，人们依然相信狐仙是狐仙，狐狸精是狐狸精，二者如同泾渭一样分明。狐仙就是狐神，是人们的保护神，狐狸精是妖精，是为害人间的祸首。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否则狐仙就会还以颜色，这就产生了种种禁忌。狐仙与狐妖在人们的认知上所造成的混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蒲松龄和纪晓岚二人更是带动了这种风气，《聊斋志异》几乎成为历朝历代狐狸精故事的集大成之作。民国之后，随着各地破除迷信活动的开展，已经不大有人相信鬼神，狐仙信仰自然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传说考辨与崇狐心理
权谨救狐的故事是我偶然翻阅《徐州民间故事》系列时看到的，这则传说是我国古代小说“报恩”主题的体现。人有恩于狐，狐狸就会知恩图报。它们虽然属于异类，但能有此义举，令人折服。在这则故事中，狐狸似乎是作为仁兽的形象出现，知恩图报也可以看作是“不忘本”的表现。而主人公的时代背景是明朝时期。经历了宋明文人的有意贬低，狐狸故事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跌到了创作历程的谷底。在整个文人圈刻意丑化狐狸的时候，与整个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去创作狐狸助人的故事是不明智的做法，所以这则传说的创作时间不应当是明朝。相反原文反复出现“修仙”、“狐仙”等字眼，似乎透露故事创作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但又不尽然。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狐狸始终以半人半兽的形式出现，比如文中有着大量“从路旁草丛中猛地蹿出一只狼狗模样的动物”“却又见那动物蹲坐在那里，两条前脚掌合十”“嘴里还嘤嘤直叫”“拖着长尾巴向路边的树丛跑去”这样的表述，显然文中的狐仙尚没有退去动物的体貌，这与清人笔下或美艳动人、或清新脱俗、或俊朗飘逸的狐仙形象相去甚远。而狐狸幻化人形作为传说故事的一种常用模式至少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趋向成熟。这说明这则传说很可能拥有一个时代较早的雏形。从魏晋到民国，历代都有数目众多的狐狸故事产生。有新创，也有旧的情节更趋于精雕细刻，这后者就属于累积型创作。所以权谨救狐的故事有可能也是旧胎新做的产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故事中，主人翁多为名人官吏。这正迎合了民间信仰狐仙的心理。自隋唐之后，人口成倍增加，而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并未相应增加，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成为难事，与少数金榜题名的幸运儿相比，大多数读书人只能惨淡度日，于是那些成功越过龙门的世子便成为民众美化乃至神化的对象。无论权谨曾经多么愚钝或者貌不惊人，他现在已然成为博闻强识、宅心仁厚的典范。而权谨救狐的传说在肯定权谨人格魅力的同时又把他的高中归功于狐仙的鼎力相助。这样的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安慰了落第士子的情绪。名落孙山不是因为技不如人，而是有超自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人的潜能得到了怎样的开发，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验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在这种无助情绪的笼罩中，人们强烈渴望得到某个强有力的神灵的庇佑。动物比人类更能敏锐地感应到自然灾害，因而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对动物的灵性抱有敬畏的态度，久而久之，动物的这种敏锐性对身处恐惧中的人而言变成了未卜先知的超能力，动物信仰就此萌芽。狐狸具有的灵敏的听觉、嗅觉以及不同寻常的号叫声都增添了它们的神秘感，将狐狸神格化似乎成为必然。当狐仙这一神灵形象树立起来之后，人们便在它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比如渴求平安、发财致富、求取功名。在人类的生命底线里，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有利于我，都可以视为神明。
作者介绍：尹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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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钊，男，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徐州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发表收藏论文一百余篇，出版收藏书籍《收藏随笔》、《古代艺术品鉴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