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新言情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踟蹰和徘徊”。
徘徊于新言情与后新历史之间
——论须兰小说
李钦彤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内容提要：作为出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作家，须兰延续了海派的文学传统，讲述一个个清新典雅的爱情故事，并且这故事多指向遥远的古代，具有一种悠远的历史氛围。面对历史，须兰注重个体的历史感觉，关注宏大历史下个体生命感觉和体验。90年的文坛既是新历史小说的鼎盛时期，也是新生代作家兴起之时，须兰则以独特的历史观，将通俗和高蹈结合起来，优雅地走在新言情和后新历史之间。
民国的上海既成就了鸳鸯蝴蝶派的罗愁绮恨，也成就了新感觉派的艳异摩登，张爱玲的华丽与苍凉；人民共和国的上海则造就了王安忆的世俗乖张和须兰的沧桑孤寂。上海以其无限的繁华躁动、浪漫新奇成就了一代代作家的文学风华成了海派文学的圣地，代表海派文学最高峰的张爱玲以其参差对照不彻底的美学和苍凉华丽的文学观影响了海内外的许多作家，就大陆而言，则以苏童、叶兆言、王安忆、须兰为代表。苏童以其《妻妾成群》《红粉》《城北地带》《罂粟之家》等作品，描写烟雨江南的缛丽幽深、颓废堕落，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阴森瑰丽的世界，叙说着南方颓靡感伤的传奇。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状元镜》《半边营》《追月楼》《十里铺》）《艳歌》《挽歌》《1937年的爱情》以金陵花雨、六朝烟粉为背景，叙写着寻常巷陌的恩怨情仇，被陈思和认为是写民国史写得最好的作家。90年代，王安忆则推出了《长恨歌》，“细写一位女子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关系，历数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气息‛。①
须兰则在大家的包围中，“小荷才露尖尖角”，从1992年起，她在《小说界》相继推出了《仿佛》《宋朝故事》《闲情》《月黑风高》等作品，冒出文坛，一派头角峥嵘的模样，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大陆的《小说界》对其小说展开了讨论，海外的郑树森、王渝、王德威也对此进行了评论，王德威认为其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颇有海派神韵。②须兰的作品，多讲述一些沧桑的故事，艳异中透着冷清，热闹中透着孤寂。她曾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她喜爱张爱玲的作品，受其影响，“然后自然而然地拿起笔来，写一些故事”③。海派作家历来以写故事见长，尤其是爱情故事，他们讲述着情欲的消长，“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绎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④，为我们讲述一个个恩怨情仇的传奇故事。须兰在自己的创作谈中直言写故事，也暗合了海派言情的传统道路。
须兰以自己的舒张绵长、清新亮丽的笔法讲述一个个故事，风花雪月中夹杂着一丝人生的沧桑。成名作《仿佛》中，她以“骤雨如歇、远山如雨、江莲如焰”为背景，讲述五十王、小林、韩光、明慧、吴槐之间的恩怨，枝枝蔓蔓，纠缠不清。《闲情》写大家族内，书生与父亲小妾之间的微妙感情，水仙庵的偶遇在唐观经内心抹下了死死期待和怅惘，沉香成了他“生命中的夜行侠，身轻如燕，在他的心间登萍渡水般走，一掠而过”，最终情欲击穿了伦理道德的壁垒，唐观经携心上人远走高飞。《闲情》很容易让人想起苏童的《妻妾成群》，同是封建大家庭后院的题材，须兰没有写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而是沿小妾与少爷之间的感情一路写了下来，“过滤了一切如南方雨季的那种腐败和荒淫，冲淡了妻妾之间触目惊心的互相厮杀，留下的是瑟瑟秋风中，淡淡清香下一对痴男怨女地老天荒的爱情故事泛着深深的秋意。”⑤《宋朝故事》则讲述了小宋和夏琳的一场千里冰封历史深处的痴绝爱恋。《石头记》渲染青春的一种情绪、感觉，一个爱又如何、不爱又如何的朦胧典雅的故事。《银杏银杏》在满阶清光中，“我”与他在银杏树下人鬼对话，钩沉出一个恩怨情仇、奇绝哀怨的人鬼情未了的现代聊斋故事：阿九为了报仇，接近兄弟俩中的弟弟，杀死了哥哥，但在相处期间不期然真地爱上了弟弟，上演了一幕注定无果的爱情悲剧。《樱桃红》讲述一个抗战夫人的平凡婚姻，秦樱桃向往着人生中一切安适、稳定的东西，为此她拒绝了期盼了27年的爱情，守护着平凡的婚姻，竭尽所能抓住她有能力抓住的一切。须兰不紧不慢、舒缓绵长地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婚恋的故事，古典雅致，清幽朦胧，满足了读者闲适、猎奇的阅读心理。她延续了海派的文学传统，多描写通俗而又高蹈的爱情故事，利用传统小说的白描技巧和叙事技巧，讲述一个个“听来的故事”⑥。在叙事中，须兰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讲述一个故事，或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第三者讲述的故事。长篇小说《奔马》中，在王爱菊的追踪调查中，人物和故事逐渐浮出叙述的地表，水落石出，故事犹如冰山的棱棱角角，从叙述的海平面下凸现了出来。七年前家碧、家戈姐妹的死亡引出了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线索：死于心肌梗塞或花粉过敏；死于方程、陈珍、余天明、何德茂之间的情爱矛盾；或者死于石林身份被揭露后的报复仇杀；抑或是杨小美对家戈杜鹃性格的恐惧和基督山伯爵式的为儿子夺取财产的谋杀。在一切皆有可能的背后，浮现*中互相揭露争名夺利报复迫害的背景和人性中潜在的暴力倾向及人的欲望。在众多被采访者的叙述中，一个个故事逐渐清晰起来，“在岁月的迷雾中，秘密如山里的野百合顺序开放”。这篇小说类似《仿佛》，在吴泽的讲述中，情节逻辑链条出现而真相却始终扑朔迷离，真相可能仅仅是一个富家子弟与一个青楼名妓的风流韵事，也可能是小林、吴槐和大哥传统中一女二男式的恩怨情仇，抑或是韩光、明慧、五十王之间的爱情纠葛。《红檀板》作为向张爱玲的《金锁记》的致敬之作，讲述了一个在封建大家庭中在物欲和情欲中挣扎的女子，婚姻的不幸及其疯狂报复的故事。章少芳嫁给了陈家二少爷陈望庭，成了陈家的二少奶奶。可她没有得到婚姻带来的幸福，章少芳不仅要与一个日本女人争夺丈夫和爱情，还要同大少奶奶沐慧、三少奶奶赵敏争夺大家庭的财产控制权。在她拥有了财产权之后，她便开始了自己的更加完备的复仇计划，她疯狂而无情地报复着这个变态的社会。她像扔垃圾一样将笛师高逸梅抛弃在一边，又借别人之手杀死了李小姐，拆散了儿子邯郸与李紫箫的爱情，尽管这爱情并不纯洁，带着明显的功利色彩，可对于邯郸来说，这却是没有爱的唯一爱情。章少芳同曹七巧一样，在情欲和物欲的双重压迫下，疯狂地报复着带给她们不幸的世界，伤害着他们周围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她们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心灵精神世界的残缺不全，使得她们疯狂报复这给予她们伤害的世界。
须兰写作的年代，是90年代初期，正是许多先锋作家玩弄叙事手法，注重小说技术技巧的时期。自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发表后，许多作家迷恋于叙述技巧,相继推出了一些列作品,如格非的《迷舟》《青黄》《褐色鸟群》，余华的《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呼喊与细雨》，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访问梦境》《信使之函》。他们不再关注于“写什么”，而更重视的是“怎么写”，重在如何“讲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小说就是讲故事，其重要部分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小说之所以是小说不仅在于它是故事，关键在于它是讲故事。当人们把听故事与讲故事分开，并关注于讲故事这件事的时候，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就诞生了。”⑦ 而须兰却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撤退，退回到故事，回归到传统讲故事的道路上来。在一片西化的喧闹中，独自扛起了古典的大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叙述的特点就是故事与话语的对立，“面对一个文本，读者通过认识故事而理解文本，而后他们才会把文本看作是对那个故事的一种有别于其他文本的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把其他的文字材料看作是多所发生事情的一种描述。之后，我们才能问选择的是哪一种表现手法，以及它有什么不同的效果。”⑧须兰讲述着一个个“听来的故事”，以创作实绩延续海派的文学传统，在“纯文学”的摇旗呐喊声中，从通俗文学中汲取营养，做到通俗与高蹈的完美结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自五四以来，鸳鸯蝴蝶派一直受到主流启蒙、为人生文学的压抑和讨伐，处于文学史的边缘，被剥夺了其应有的意义与地位。虽受压抑，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仍占据了一定的文学市场也涌现了一些大家如周瘦鹃、张恨水、予且、刘云若，以及文学史上无法绕过的张爱玲。建国后，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又一次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排挤于主流话语之外，游走于边缘，“晚清以来的以言情侠义等为主要类型的那种‘通俗小说’，其命脉在大陆实际上已经中断”，⑨它们逐渐退出文坛，式微直至销声匿迹。到了80年代，苏童以“枫杨树故乡”系列，叶兆言以“夜泊秦淮”系列又让我们看到一度中断的通俗命脉。到了90年代，须兰以清新、闲淡、落落寡欢的笔调让我们看到了言情小说在当代存活的可能和前景。美籍华人作家王瑜认为须兰的小说应属于“新言情”小说，大陆作品要么写实，要么就是现代派，⑩缺乏的就是须兰这种集通俗与高蹈于一身的“新言情”小说家，为大家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开始对文学的娱乐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80年代的小说叙事往往缺乏这种功能，苏童、叶兆言、余华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终结注重“叙述”的文学仪式，转向故事本身，推出了《妻妾成群》《城北地带》《活着》《许三观卖血记》《1937年的爱情》等作品。须兰则延续了海派文学的传统，将古典写作资源和现代汉语写作结合起来，编织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李陀在一次访谈中认为：“严肃文学应该向通俗小说和古典小说汲取营养‛，因为纯文学的‚许多小说都没法作为故事来讲给人听”。○11 须兰则以“听来的故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幽深典雅的道路。须兰作品中体现的“那种拉开距离，清冷而不失繁丽，娓娓动人说故事，尤其是说历史故事的方式正契合了当今好些读者需求闲适的心情‛。○12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正视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作为海派的传人，须兰讲述的故事多指向遥远逝去的古代，清冷古质而又缠绵悱恻，《仿佛》《闲情》《月黑风高》《银杏银杏》都闪现着历史长廊中的回光返照，《宋朝故事》《千里走单骑》指向了宋代，《红檀板》指向了民国时期，《纪念乐师良宵》《樱桃红》则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她的作品多以逝去的历史为背景和氛围，很少涉及当下，体现着一种历史的乡愁，尤其对于唐宋时期，须兰更是迷恋而又迷惑。须兰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有几个我爱好的年代：汉、魏晋六朝、唐宋。这个好感的概念是相当笼统的，不牵涉到任何政治性的东西，只是觉得这些遥远的年代比较神秘，比较怪——才气纵横又有点醉生梦死，繁华中透着冷清——比较合乎我对小说的口味。”13她以自己强○劲的想象力，面对历史，毫不顾忌，天马行空般地抒发自己的感觉，冰冷的历史在她笔下体现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弥漫作品中是一种朦胧而又神秘的历史感，将冰雪历史背后的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呈现在读者面前。《月黑风高》中共产党和日军同时争取招安土匪的故事被改写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宏达历史的背后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感觉，孟回、施明武、陈言、奔月等人以个人生命感觉介入了冰冷的历史。《宋朝故事》，须兰编织的文本既不同于史书上的，也不同于抗日剧团的剧本，历史成了一种传说。《千里走单骑》则是对千里送京娘历史故事的个人书写，董达、赵镜清、马西山、姜黄芪等人一个人日常生活参与历史的书写，“千里送京娘”的坚硬冰冷的历史轰然坍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深处个体鲜活生命的生命感受。《纪念乐师良宵》则以一个17岁少女良宵稚嫩的心灵来体验那段残酷的铁血历史，走在南京城中，见证着南京沦陷前的醉生梦死和沦陷后的死寂、恐惧、崩溃和疯狂。在须兰笔下，历史成为了一种个人感觉，一种氛围。须兰不想颠覆以前的历史叙事，也不想建构与之相对的历史框架，她只想讲述自己的感觉，对“历史”进行抒情诗的书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传说。
作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须兰正处于新历史小说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新生代、70年代生人作家方兴未艾的时期。自莫言的《红高粱》一炮走红后，苏童、叶兆言、李锐、格非、刘震云踵事增华，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力作《红粉》《武则天》《枣树的故事》《旧址》《大年》《敌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一片繁荣景象。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民国时期，重新书写民国史。陈思和曾将其概括为“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非党史题”○14。他们的历史书写是为了解构红色经典，是作为其对立面来阐释历史的，红色经典中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程被重新界定为欲望的历程，他们舍弃了虚伪的光明、虚伪的辉煌，选择了真实的黑暗、真实的糜烂。在颠覆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试图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努力还原历史的一个民间文化形态，描写民间权力斗争及欲望的满足。须兰没有踵武前贤，她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年代，定格在魏晋六朝、唐宋时期，即使写到了民国、抗战，也只是淡淡的背景，是作为个体生命体验的铺衬，更重要的是她笔下的历史“既不是从教科书来解释历史，也不是从教科书的对立面来解释，无所谓历史，一切都变成了传说‛，颇有‚后新历史小说‛的意味，○15历史成了一个个悠远、苍桑的听来的故事。
与新生代、晚生代的摆脱历史的创伤记忆和负担，追求当下感、现实感不同，须兰的小说在轻轻诉说中，带有历史中的不可承受的尖锐伤痛和不幸，如《纪念乐师良宵》《奔马》。须兰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走上了一条别致清雅而又不失沉重的文学道路，使得她既摆脱了新历史小说的种种束缚和影响，又从所谓的新生代/晚生代中逸出。她的小说是“轻与重结合的，既有历史沉重不可改变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可供创造的喧嚣和诡秘”，16在喃喃叙述个人生命感觉的同时，带出一个个轻逸和沉重完美结合的○历史故事。《月黑风高》中孟回以自己的呼卢喝雉的个人生活介入了抗战宏大历史的书写，《樱桃红》中的秦樱桃利用抗战提供的契机，抓住了李端敬，把握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婚姻，《纪念乐师良宵》中17岁的少女良宵以敏感、稚嫩的诗意心灵去触摸、感触那段坚硬、冰冷、残酷的历史，叙述者以细腻的笔触记述着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在划过一个少女的心灵所留下的创伤和梦魇。须兰没有正面描写那段血腥的耻辱的历史，而是借助于一个17岁的少女的视觉和感受，来展现那段历史带给人的无所不在的精神之痛，耻辱、愤怒、恐惧、疯狂的情绪和死亡血腥的气息弥漫在整个六朝古都的上空。“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须兰将重大历史命题推向了叙事的背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轻逸而又充满灵性的女性呢喃话语，抽象化的历史苦难与具象化的生命体验生动拼接在一起，而这种苦难又以一种恬静的话语表达出来，历史、个人的巨大不幸和尖锐疼痛飘落在南京的每一个角落，一切痛楚都在空城。这使得整部作品弥漫着一种凄美氛围，美的让人心痛，让人恍惚，令人窒息。须兰以轻击重，使小说有了一种飞翔的品质。《千里走单骑》既不同于宋朝话本中的千里送京娘故事，也不同于明朝侠义传奇《赵太祖千里送京娘》，须兰弹去典籍上的灰尘，打捞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坚硬的历史外壳开始破裂，充盈其中的是鲜活生命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姜黄芪、赵大郎、赵镜清、马西山、清风从历史的故纸堆走了出来。面对历史的苦难和沉重，须兰尝试着以一种轻逸的诗学、敏锐的智慧来摆脱外部世界的惰性和不透明，“努力在激荡的外部世界那时而悲怆时而荒诞的景象与我内心世界追求冒险的写作愿望之间进行协调”○17，她决定以个体的生命感觉、生命故事来承载起那沉重艰涩的历史故事，历史成了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个关于生命历程的传说故事，她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审美诗学尝试着一种新的创作。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向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18这种轻逸诗学使得须兰清醒地穿透历史的文化表象，让叙事始终盘旋在人性中许多难以触摸的幽暗深处，展示着个体生命体验。
《红檀板》可以看作须兰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章少芳嫁给陈望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情欲、爱情的缺失使得她容不得别人的美满，她一手导演了李小姐死亡的悲剧，拆散了儿子邯郸和李紫箫这对鸳鸯。对于章少芳来说，她的婚姻与爱情都充满着不幸和创伤，这意味她生命感觉的残缺，这种残缺的感觉时刻萦绕着她。念兹在兹，她总是将这种痛楚当作当下一直存在的体验，于是她开始向外界释放自己情感的残缺，以折磨、摧残别人来弥补这种情感的支离破碎，以求得自身生命感觉、生命体验的完整。“一个人所承受的凌辱与伤害越多，她内心精神的残缺与麻木就越严重。一个人内在精神的残缺与麻木越严重，她的基于自卫与复仇愿望的暴发性和毁灭性则越强。一旦这种邪恶的心理愿望尽情释放出来，必定对这个外部世界、对所有他人构成重大的凌辱与伤害，从而将他人造成与她一样的残缺者和麻木者‛。○19在这种疯狂的报复中，章少芳个体生命感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变现和满足，但这却是以他者生命感觉的被压抑为代价的，琴师高逸梅被章少芳像扔垃圾一样地遗弃；李小姐也成了她借刀杀人的牺牲品，在丈夫的毒打中悲惨死去；邯郸则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可以称得上爱情的爱情。须兰以她那惯用的清冷寂寞的笔调为我们讲述着一个沧桑的故事，描写一个个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展示他们的情绪、感觉，却不做任何的道德评价。在小说中，她放弃了道德的批判立场，只是以一个旁听者讲述着人生中的风雨坎坷，道德审判被延期，被逐出小说之外，少了一些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理解。这种史学追求体现了理论家提出的小说的叙事伦理：“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20在章少芳身上，传统家庭的伦理道德秩序已荡然无存，亲情也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变得血腥狰狞。但须兰并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谴责女主人公，只是讲述着这个故事，叙述章少芳的生命感觉和生命故事，关注着一个人曾经怎样或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她不去建构所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只在提供“听来的故事”，沧桑寂寞，云淡风清，故事走后，留下了孤独的我们。
作为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须兰及担负着海派文学一路延续下来的言情传统，又处在新历史小说盛行的影响焦虑中，她以自己强劲的想象力，手持红檀板，“千里走单骑”，真诚地为我们讲述一个个纯情、清冷、沧桑的故事，优雅地走在新言情与后新历史之间，展示了自己的文学风华，在当代文 学史上书写自己独特的地位。洪子诚先生对须兰的评论是：“须兰的《仿佛》《红檀板》《纪念乐师良宵》等，则擅长于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心态和命运的再叙述，刻画一种遭受深刻创痛的精神状态。她将自己叙述的故事称为‘听来的故事’。”○21我想，在以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著书者将会给须兰留下更多的空间。
注释：
①王德威《海派作家 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②④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第254页，第253页。
③○13须兰《古典的阳光》，《小说界》1993年第1期。
⑤徐兰君《历史：情感的宿命和心灵的景观》，《小说评论》2000年第6期。⑥须兰《听来的故事》，《小说界》1994年第2期。⑦韩东《小说与故事》，《作家》1996年第4期。⑧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90页。⑨○2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6页、366页。⑩○15陈思和、李子云《须兰小说六人谈》，《小说界》1994年第1期。11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12王渝《历史的乡愁》，《小说界》1994年第1期。○14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文汇报》1992年9月2日版。○16李冯、邱华栋《“*后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上海文学》1998年第5期。○17○18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美国讲稿——卡尔维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8页、322页。19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20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附录：
《仿佛》 《小说界》1992年第3期 《宋朝故事》 《小说界》1993年第1期 《月黑风高》《闲情》《石头记》《银杏银杏》
《小说界》1993年第4期 《红檀板》
《收获》1994年第1期
《樱桃红》
《小说界》1994年第2期 《思凡》
《小说界》1995年第3期
《纪念乐师良宵》
《小说界》1995年第5期 《少年英雄史》
《收获》1996年第5期 《千里走单骑》
《收获》2000年第2期
《奔马》
《小说界》2000年第3期、第4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