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体变革与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定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媒体变革与文学的关系”。
试论文体变革与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许许多多的作家来说,20世纪的小说经历了一系列革命性的震撼,无论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川端康成,还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雷蒙#卡佛的小说,其叙述方式、智慧与智性,尤其文体的变化不断地冲击或者开启作家的表现领域,种种/常规0或既定的小说/规范0和模式逐渐遭到遗弃和改变。人们已深刻地意识到,文体是作家发现世界、解读世界、建构意义的框架,其自身具有挖掘不尽的艺术功能。对作家这一创作主体而言,文体既是一种秩序同时又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打破的移动的边界、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文体的既成规则与强调文体的纯粹和自觉,构成两种相对的创作路径。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当代小说文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作家的生活积累、现实感悟和生命情感体验在变化、发展而丰富的文体形式中获得了更为完美的表现,也就是说,作家的写作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把握正努力达到更理想的审美高度。尤其是近些年,小说的文体变化与发展已成为作家寻求艺术创新和探索的突破口。作家充分地感觉到,如果想在小说创作中有实质性发展或建树,就无法忽视小说文体艺术创造的本质力量。在这里,我们试图疏理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从文体的角度认识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实质上,文体是一个极富弹性的艺术概念,我们对它应保持一种开放性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将文体理解为作家为更加完美地表达生活与情感而寻找和运用自身体验的合适的艺术方式。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的作家都会努力突破既有的文体形式,创造独特的新文体。这种文体创造的自觉及作家在表现形式上对独特风格、风貌的追求,具体包括文学语言、意象、情调、话语情境、叙事策略、结构特性等审美选择。也可以说,小说文体具有传达人的经验的功能,/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0[1](P12-13),是作家对现实、历史、文化综合选择的结果呈现,是作家根据内心的要求所选择、创造出的独属自己的风格与形式。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依托,都会有自己的/言说0方式,有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形式。那么,作家是如何选择或者说创造文体的?文体是否也蕴含着一个民族生活的隐秘?可以肯定的是,文体的单调、缺少变化必定是思想贫乏、缺少深邃内涵的同义语,因为真正令人震撼的思想和丰富情感必然需要恰如其分的文体来承载。而且,思想、情感的内涵与文体的新颖、创新是互动的。一方面,一定的文体创新可能为独特思想提供完善、和谐的栖居地;另一方面,思想、情感、故事本身也往往会撑破文体的限制和禁锢,寻找到两者共同繁荣的表达的生长点和出发地。作家总是试图通过让自身生存体验与叙述方式的/磨合0而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0文本,这样,作家在文本中实现自身对形而下世界的形而上的感悟,从而达到艺术地、精神地、形象地认识和表现世界的审美层次。对文体的重视、追求和张扬并不仅仅是写作中作家对表现形式的/独钟0,也是对作家关于表现内容的理解程度、处理生活能力的全面考验。因此,文体之新就不仅是形式之新,也是思想、理念、艺术感觉之新。文体的形式感不仅在于体现出一种形式张力,还在于能够体现出艺术创造精神及思维的溢涨。实际上,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是作家与他所处的现实、他在/世界0上的位置感、存在感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隐喻或象征。文体固然受到时代文化、文学总体特征、氛围和趋向的影响,而在一个观念不再闭锁的时期,往往会为作家提供一个符合自己美学趣味和追求的契机。这也会自然导致作家进行文体变革的冲动,真正地解放文学的想像力,增强文学的叙事功能。进一步说,文体变化与发展的特质,就在于叙述方式的转变和审美格调的变迁。对一个作家来说,文体就是因人而异的、个性与成熟表达完美结合的个人写作修辞学。
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发展的轨迹并评价其得失？ 进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虽然不再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却更加深人到了小说本质内部，因而也具有了更深刻的实证意义和实用价值。从大的背景上来说，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1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10年虽然仅仅不过是时光隧道中短短的一瞬，却绝对是惊心动魄又耐人寻味的。经济持续行进的景观，为疲惫的世纪末注人了强劲的活力，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既推动了都市化现代化的建设，引发了信息交流所需要的爆炸，提高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又强化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使政治、经济与文化因处于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而产生了多元新变，更于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趣味、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从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化进人了一个异常复杂、矛盾，难以预测而又充满生机、活力与希望的特殊转型时期。
作为对这种现实变化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真实步履始终落在这莽莽苍苍、峻峻切一切的大地上川。蓉观地说，在吸纳了上一个10年甚至上溯整整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中国小说已经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他们的背景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念，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仁’」。从文化深层去观察，文学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按政治学社会学规定的路数运作，而是在多维的文化时空间展开;文学的功能已呈现全方位的状态，既是现实的表征，又是精神的消费品;文学的运作既是一种群体的行为，也是个人经验和智性的传达;文学的价值和认知，不再在单向度的泛道德化层面上进行裁决，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途径、互相冲失乙混沌和合的丰富内涵;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文本和符码，而往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活动”或“传播”的方式，置于历史的、实践的、公共的阐释空间〔’〕。就文体变革而言，20世纪90年代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在整个文学领域是最为突出的，它们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叙述话语的多元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共享空间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坛上从作家到理论批评家大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汉语(文化、文学和语言)语境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于传统和现代观念之间、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先锋和保守之间[‘]。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90年代的小说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文学所构成的“共享空间”不仅在理念上给以确认，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做到了身体力行。以“五一个工程”获奖作品为标志的官方文学在高奏主旋律、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乏精心营构的艺术质量上乘之作，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苍天在上》、《中国制造》，何申、谈歌、关仁山的部分作品等。精英文学在艺术上呕心沥血极尽精致蕴藉的同时，也不乏主旋律文学高昂的精神高度和大众文学的可读性特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而大众文学的精英化和庙堂化追求则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共享空间当中，多种文学因素纷然杂陈，以互补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多种需求。
第二，个人化写作的尝试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使小说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就创作实践的维度来看，现代小说理论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具有个人特点，他才能有创造，有新见。在其它类型的写作中，也许需要隐匿作者的个性，但是小说创作过程一开始就硒本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个人表现其情感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小说作家是极其珍贵的。个性的丧失将导致作品的彻底失败”川。正因如此，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才成为可能并迅速蔚为大观。小说家们自身开始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在于: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浮躁和虚妄，也放弃了急功
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开始进人一种本真的个
人写作状态—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单一和趋同，开始进人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丰蕴的当代意趣〔’l。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卓具个性、风格独特，已开始具备某种现代经典意味的小说作品和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李佩甫、二月河、刘震云、余华、韩少功的作
品是最典型的例证。而以邱华栋、毕飞宇、徐坤等为代表的一批更年轻的新锐作家的创作，其个人化写作带来的个性化风格同样显著。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女性小说家以纯粹个人经历与体验为指归创作的作品，成了90年代中国小说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个人化写作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不断弱化。表现在文体变化上，则是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的全面变动。这批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在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朱文的《我爱美元》，唐晋的《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李冯的《孔子》等作品中，对经典的历史叙事的质疑与颠覆的意象随处可见。某种意义上，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其实就是关于历史的失忆〔4〕。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观。他们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把握和对生活主流的把握一样，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精微和准确，反映在文本外观，则呈现出一种华美、精致、深刻、尖锐、犀利的特征。象征与隐喻成了他们创作的常备手段，而日常生活的神圣化或反讽化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两极世界。第三，结构和语义的复杂化、多元化，使20世纪90年代小说呈现出一种万花缤纷的审美格局作为文本的一种形式因素，一种组织和连接关系因素，“结构”对于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抛开结构因素不谈，将无从对90年代小说发言。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 批小说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们创造出 了独特的叙述方式，尤其是作品的组织与结构方式。新颖、繁富的叙事技巧，与传统小说不同的编码方 式，对传统小说单一的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 消解和颠覆，是90年代小说结构形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下，少断裂与空缺”“重复 与循环”成了90年代不少小说所经常选用的结构 套路。
结构方式的纷纭变幻直接带来了小说语义的多 元化与复杂化。一部分小说作品不论题材重大或细 碎，篇幅是长是短，不同的读者总能够从中读出不同 的生活意蕴或艺术哲学指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 坛》、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日光流 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作品，你都很难用一个主 题、一个观念对之进行总结与概括，小说表现的可能 性被它们无限地延展了。
总之，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在20年的发展历
程中走出了一条由遮蔽到澄明，由潜隐到彰显，越来 越鲜花缤纷，意蕴越来越深刻复杂的道路，这是中国 文学的幸运。接下去，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时机已 经成熟了，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