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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梁漱溟的故事专题
目 录
一、蔡元培的 “伯乐”故事
二、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
三、梁漱溟“自学成才”
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
蔡元培与梁漱溟的故事专题
一．蔡元培的 “伯乐”故事
自从“伯乐”一词由善相马转为善相人以来，就有了无数识人、用人的故事，把“伯乐”一词填充了丰满的血肉。这其中最动人的，当属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的用人故事了。
蔡元培先生是在军阀混战的1917年1月出任北大校长的。当时的北大，人才奇缺。从就职那天起，他就当起了伯乐。当他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亲自登门去请，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但蔡先生毫不气馁，仍然天天去。有一天，由于去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先生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屋门口等候。茶房看不过去，几次欲进去叫醒，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都被蔡先生阻止了。
要知道，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其悬殊的，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而陈独秀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进步青年，正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才演绎了这段故事。
陈独秀果然没让蔡先生看走眼，他把个北大文科办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一眼就认准了作者胡适是匹“千里马”，立即向蔡元培推荐。这样，刚刚从美国回来正愁找工作难的26岁的胡适成了北大教授。
蔡元培先生当“伯乐”当得最出神入化的是他发现和起用梁漱溟的事。当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蔡先生。梁漱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了蔡先生。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本来想当旁听生，却被当场邀请当教授，讲授“印度哲学”。蔡先生当伯乐的故事一时间成了绝版的神话。
若遇不见蔡先生，梁漱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正是这历史性的一见，使梁漱溟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
蔡先生的北大十年，吸引了辜鸿铭、刘师培等许多鸿儒； 聚首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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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
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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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
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
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三．梁漱溟“自学成才”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
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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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
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要。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于今，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
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话语，也不是对其一生作全面的评价，只是对其入长北京大学后的作为作了论述。这些论述，不是长篇，是一些简要的说明，甚至是片言只语，从中却可读出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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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寥寥数语，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切中肯綮。
梁漱溟与蔡元培初识在民国元年，那时十八岁的梁漱溟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蔡元培作为辛亥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阁员。梁漱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见过蔡元培几面，但因年龄、身份、地位的差异，且机缘未到，梁漱溟与蔡元培未能有真正的交往，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以所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于其寓所。
“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原来蔡元培路经上海时已读过了梁漱溟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颇为赏识。以后蔡元培又约梁漱溟和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正式提出请梁漱溟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程。当梁以浅陋不学推辞时，“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元培长梁漱溟二十六岁，这番话，摒弃了延聘者的套语，有的只是真诚、是兄长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励、谆谆教诲。谁会不感到温暖、熨贴而从命呢！
梁漱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其间因病求去两次，皆得蔡元培恳切挽留，批假养病，病愈继续任教。
梁漱溟认为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尤其是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请看梁漱溟细述蔡元培如何兼收、包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这两位主帅及诸位大将。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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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应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蔡元培对梁漱溟有知遇之恩，梁漱溟却更感叹、揄扬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之量。蔡、梁二公之相得相彰，君子气度、大儒风范，千古流芳。
蔡元培卓然丰碑，梁漱溟慧眼独到，观察精当、剖析深刻，入木三分。请再读梁漱溟片论：
“而况蔡先生以前清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象是‘自由’、‘民主’、‘平等’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深刻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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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有他的真好恶。„„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这也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人物吧。”
所谓梁观蔡、论蔡之真知灼见、入木三分，于此昭然！仅有资望、才具不够，还须器识；加上器识，还是不够，更须率真；才能做到：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才能兼收并包，酿成潮流！
当今之世，有谁思此、明此、行此！？扼腕长叹，能不怆然而涕下乎？诸子皆以迁蔡元培灵柩安厝北大为念。然时下即能行此，柩纵安而灵亦弃也。君不见，北大百年校庆，德赛二先生已只余其一矣。迁葬之议，不论也罢。余杰说得好，口碑，心碑，文碑，远胜墓碑！
行文至此，我想起梁漱溟关于自己与蔡元培的一段话和一件事：“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时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的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梁漱溟在北大七年，凡同蔡元培的书信往还，蔡总称梁为“漱溟先生”，梁“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