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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概况及启示
摘要：农民田间学校是一种以农民为中心、以田间为课堂的农民素质培训与农民技术推广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以来，已经在全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本文回顾了田间学校的缘起，并且总揽了世界不同地区田间学校的发展情况，通过对国外经验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今后中国农民田间学校的成功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农民田间学校；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参与式
一、农民田间学校的起源
农民田间学校(FFS)是20世纪全球兴起的一种参与式农业推广方法，主要依照作物生长周期进行田间教学。强调“在干中学”和对受训者的赋权，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符合农民学习行为的有效培训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农民田间学校首次在东南亚实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87个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农民田间培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绿色革命”使众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先进技术提高了粮食产量，实现了农民大幅增收。在“绿色革命”取得成功的同时，过分依赖杀虫剂和农药的作物种植方式也对当地农户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80年，为了减少农户在控制病虫害时对农药和杀虫剂的过度依赖。在澳大利亚、荷兰和阿拉伯海湾基金会的资助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开始在东南亚实施水稻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项目，该项目实施的关键是让项目地的农户有效掌握IPM技术。为了快速推广水稻IPM 技术，菲律宾等国开始尝试着开展一项持续5个水稻生长季的农民培训计划，并总结出一套新型农民培训方法，在这种方法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培训模式便是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农民田间学校(IPM—FFS)。此后，IPM田间学校和类似的培训项目开始在很多地区涌现，并在印度尼西亚形成了开展田间学校的第一股热潮。1989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联合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了水稻IPM项目，并由FAO提供技术援助。项目最初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Jogyakarta)等4个地区开办了200多所田间学校，并在1990年拓展到爪哇、苏门答腊、南苏拉威西等6个省。总计开设农民田间学校1 880所。在水稻田间学校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91年FAO开始在印度尼西亚轮作作物IPM示范项目中举办大豆农民田间学校，并逐步在亚洲其他国家推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民田间学校已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东欧等地大面积开展，并且已经引入丹麦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田间学校从亚洲向欧洲普及，其运作模式为了适应项目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断进行调整，关注点也从IPM 扩展到集约化农业生产和管理(IPPM)。
二、世界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概况
(一)亚洲
农民田间学校起源于亚洲，并在很多国家广泛开展，其实施主要依靠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推动。随着水稻和蔬菜田间学校的成功开展，FA0从1999年开始在亚洲6个国家推行棉花田间学校，并将水稻种植中的IPM—FFS模式应用于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目前，田间学校已不再局限于病虫害的治理，而是拓展到多个发展领域，比如在尼泊尔社区林业管理项目中开展的林农田间学校、在印度尼西亚性别参与发展项目中开展的妇女田间学校、在柬埔寨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开展的生理卫生田间学校以及在孟加拉网开展的渔业田间学校等。在印度等一些国家，田间学校不仅形成了适应本国发展实际的运行模式，而且构建起了一套完善的信访体系作为补充，从而提高了田间培训的整体效果。虽然田间培训比传统培训模式效果更好，但是相较亚洲各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农民参与田间学校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平均只有1％到5％左右，田间学校的辐射带动性依然有限。
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农民田间学校主要依靠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的项目资助，像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田间学校则完全依靠项目基金运行。目前开展田间学校最成功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之一便是爪哇的农村技术发展协会(LPTP)，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农户参加辅导员培训班，将他们培养成为农民高级辅导员，然后再通过他们开办的田间学校培训农民带头人。除了在培训班上传授参与式方法和IPM技术，LPTP还进行高新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比如教授辅导员使用计算机和数据库。相较国外非政府组织，LPTP能够更加灵活地对现实情况进行回应和变通，比如当地青壮年劳动力一年会有10个月进城务工，因此农业劳动具有女性化和老龄化的倾向，于是LPTP根据这种情况开办了针对妇女和老人的大豆田间学校，参与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目前，LPTP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培训班拓展到其他村庄，并通过不同村庄的交流实现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农民田间学校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引入苏丹和肯尼亚，随着1997年IPPM项目在津巴布韦的成功开展，田间学校得以在非洲大面积推行，目前已经推广到27个国家和地区。和亚洲不同，非洲农业的杀虫剂和农药使用量并不大，因而这一地区田间学校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作物增产和卫生保健方面。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于人们疾病预防意识的薄弱，艾滋病和疟疾肆虐．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致使保健、预防传染病以及生理卫生常识被作为当地农民田间学校的重要培训内容。目前，FAO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机构开始针对疟疾和吸血虫病的传播实施干预活动，其中尤以FAO开展的性别与发展服务项目成效显著。FAO选取非洲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开展发展干预试点工作，并在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田间学校。这些田间学校包括农民生活学校(FLS)和青少年田间学校(JFFLS)，其宗旨便是通过开展培训服务提高当地农户的整体健康水平，抑制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并且着重关注孤儿、妇女等弱势群体。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所开展的田间学校同亚洲一样主要依靠项目支持。但是随着周际组织资金支持力度减弱，迫使一些国家在田间学校组织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和摸索，以便建立可持续的培训发展机制。比如国际土地开垦与改良研究所(ILRI)于2006年停止了对肯尼亚农民田间学校的技术经费支持，但是在当地农户的共同努力下，田间学校在2008年基本得到恢复，并且建立了完善的资金供给模式和组织培训体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在肯尼亚西部针对妇女开展的商业计划将小组式的生产与田间学校相结合，通过以小组为单位设立发展基金来实现培训活动的内部支持；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许多参与田间学校的农民学习小组在互信的基础上已经演化为正式或非正式的民间协会或组织，并且和一些公司企业结成供销网络。与亚洲相比，非洲田间学校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比如东非和南非所开展的田间学校主要涉及土壤改良、畜牧、水土保持、资源集约利用、灌溉等领域，而西非主要开展的是特种作物田间学校，比如可可、豇豆等。
(三)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
随着拉丁美洲各国开始在传统农业推广和服务模式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政策体系，为了使农业推广工作更好地适应当地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十会经济条件，田间学校被当地推广人员所关注并逐渐付诸于实践。田间学校最初引入南美洲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马铃薯协会(CIP)和FAO在部分国家开展的马铃薯IPM 项目。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社区农民研究协会(CIAL)的建立和“农民一农民”推广模式的应用有效避免了公共服务系统的低效和失灵。在此基础上，1999年，国际马铃薯协会以及合作机构在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农民田间学校试点上作，首先确定的试点地区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内的6个国家。试点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农民高级辅导员，使这些受训农民在接受培训后能够在自己所属的社区内继续开展田间培训，从而发挥田间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在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田间学校又被相继引入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各国，并在近几年扩展到多米尼加、海地、牙买加、特里尼亚和多巴哥等国。
同非洲一样，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开展的农民田间学校也借鉴了不少亚洲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组织模式进行了创新，其中最为成功的便是风险防范机制的引入。比如在厄瓜多尔，农户开始通过田间学校与一些诸如肯德基和菲多利等大型食品企业签订生产合同，并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和风险基金削弱市场风险的冲击。近几年，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田间学校运作机制，逐渐摆脱项目基金的外部支持，形成以社区组织为核心的内部独立运作模式，进而实现社区合作组织与农民田间学校的有机结合。
(四)中东和北非
1996年田间学校开始在埃及进行试点，从而标志着这种培训模式被首次引入中东和北非地区。由于风俗和文化的差异，田间学校在中东和北非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其应用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改良和本土化的过程。在普遍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顺从是当地人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因此田间学校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广模式难以被当地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者所接纳。为了将参与式培训方法和自下而上技术推广路径引入阿拉伯世界，项目人员开始在当地进行宣传活动，通过与农户、培训者的合作来对现有田间培训方法进行调整，以使其运作模式更符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向当地组织者和农户灌输赋权与参与式理念。虽然直到2005年田间学校模式依然没有在埃及周边国家广泛推行，但是一些小规模的试点工作却相继开展。在阿尔及利亚、伊朗、约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依靠项目设立的农民田间学校已经被当地农户所接纳，项目人员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田间学校的大面积普及。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田间学校的普及主要依靠5个项目支持，其中4个项目是有关IPM，1个项目主要针对盐碱土地改良。
(五)中欧和东欧
2003年，FAO首次在中欧和东欧的7个国家推行农民田间学校，主要目的是通过IPM 和田间培训提高当地农户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能力，抑制两部玉米根结线虫的蔓延，其工作重点是强化农场管理力度和进行农业生态系统的检测评估。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项目组织者也尝试性地运用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比如将“风险分析图表”作为农户和社区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以便提高当地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目前有两个新项目已经在亚美尼亚等国开展，分别为FAO基金会组织的鼠害防控项目和美国农业部(USDA)资助下的田间学校普及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开展标志着农民田间学校在欧洲地区的推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田间学校已被当地官方正式认可为一种有效的成人教育途径。
三、启示与借鉴
首先，田间学校的应用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实际发展需要。中国农民田间学校的开展基本依靠国内外发展项目的支持，组织者所应用的原则与方法也主要来源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但从实际来看，一些在其他国家被证明成功的方法和流程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农民也很难适应这种新型的培训模式。从一些国家开展田间学校的经验来看，在项目设计初期组织者需要向农户传递参与式推广理念，并采用一些过渡方式使农户逐渐适应这种田间教学模式。当农户参与培训当中时．，培训者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符合当地文化传统的方式促使农户将自己视为课堂的主体，并积极主动投入到田间学习当中。
这些方式主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条件进行设计和调整，比如创办期刊小报、举办大田日或研讨会、开办农民剧院等，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丰富教学活动，从而使农民在培训中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使自己在轻松的氛围中有效掌握和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发挥田间学校的功效，从而打破中国田间学校“热在上头，冷在下头，死在田头”的怪圈。
其次，农民田间学校需要成为社区农户网络化、联盟化和组织化的基础。在中国很多地区，农民田间学校仅被视为是一种单纯的培训行为，均以社区为单位孤立地运行，培训内容也主要以技术示范为主，注重知识的传输与扩散。但是从国外很多地区的发展实践来看，农民田间培训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培训活动实现群体的组织化与网络化，使不同参与群体之间实现社会关联与相互信任，于是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便被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农民主导型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田间学校被作为一种连接不同群体的媒介和平台，从而使田间学校从一种简单的教育行为转换为一种参与式推广服务。在中国今后开展的田间学校工作中，需要培训者利用田间培训的平台向农户传递合作精神与管理知识，并且培养参与农户的自组织建设能力，鼓励学员利用项目实施的机会建立自己的协会或者合作社。当项目结束后，这些民营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田间培训，并向学员提供市场服务，从而实现田间学校以点带面式的大面积推行。
最后，田间学校的发展需要从项目推动型向政府推动型转化。目前中国开展的农民田间学校绝大多数都是依靠国际发展项目，政府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比重较少。随着田间学校作为一种较好的农民培训形式被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组织所认可。其支持模式已经逐渐从外部支持向内部支持过渡，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田间学校的推行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田间学校已经在努力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逐渐摆脱对国外发展项目的依附，将其转变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推广教育方式。虽然一些试点地区已经建立起合作组织支持模式，依靠组织基金支持田间培训的开展，但是在大多数地区，政府仍然被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和资助者。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发育阶段，难以独立开展田间学校项目，于是政府就应该承担起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责任，并且对项目开展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参与推广田间学校有利于培训活动的可持续运行。有利于田间培训模式在全国大范围推行，有利于从宏观层面对项目进行有效监管、调控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