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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众多的历史悠久的古都和古城，引起世界的瞩目和惊叹。授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应是加强我国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但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由于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意义的认识不统一，保护措施软弱无力，有文物法而缺乏操作程序，至今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方面已出了不少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主要是一些掌权的地方官员，缺乏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必要的学术知识，缺乏对于名城保护实质是保护人类文明结晶的认识高度，因而往往不重视这项工作，甚至是在建设和开发的名义下，干着破坏和毁损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筑和街道布局的蠢事。如最近的曲阜“三孔”文物和建筑被野蛮水洗、文物严重受损事件，虽经新闻媒体揭露，国家有关文物部门的专家组检查，证据事实俱在，而当地有关部门的官员对此仍闪烁其辞，检查不痛不痒。又如江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主管部门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擅自大规模进行所谓“回固保护”，致使许多珍贵的汉代兵马俑受到粉碎性破坏。这种在保护名义下的文物大破坏，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检查和处理。
二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城市结构、功能、布局和建筑风格趋于雷同化、趋一化，不注意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维护和体现，甚至出现对历史文化的破坏性建设必开发。四川成都市属崇州市为了修条新马路而将清代四川名将杨遇春的“宫保府”（市级文保单位）拆去。虽在拆毁过程中，因当地群众反映强烈而被迫中止，但已无法复原，只好拆迁，使崇州市城市遗产中一颗明珠和城市历史文化的标志物，脱离原有文化环境而失去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当地官员也只是检讨了事。
在当前西部大开发热潮中，借口旅游开发和建立开发区而使历史名城的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遭致毁损的事也明有所闻。这应该是值得引直警觉和一个在问题。三是我国虽制定有《国有文物保护法》，其中也不乏保护历史名城的条款，但这些条款的约束力不强，对于毁损历史名城及其文物古城古貌的政府行为，该法更没有约束力，因而不断出一些有法不依、无法执法的笑话。定海古城因城市建设而惨遭毁损，古城古街道和名人民居大量被拆毁，当地老百姓忍无可忍，以“文物法”为依据上告当地地方政府，舟山市中级法院竟然判老百姓败诉。
以上问题说明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和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应该对这种建设性、开发性大破坏的赵势采取严厉措施予以禁止。否则，其后是档堪设想，祖先留给我们的璀璨遗产将有不少败坏在我们这批建设者手里。
针对上述情况，我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目前，不少城市规划，特别是已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规划，虽包含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乃至划定历史保护区的内容，但多形同虚设，缺乏法定性，易受到政府行为的破坏性开发的影响。这些规划，尤其是国家级名城的规划，一般还报送国务院审批，但这些规划的执行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很不理想，以致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已经数次规划而又数易规划内容，缺乏法定的严肃性和规划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因此，建议各个城市规划要由本城市的人大讨论批准，然后再送国务院审批，使之具有立法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使地方官员不敢恣意妄行。
二、建议在《国家文物保护法》之外，单独制订《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其中尤其是对政府行为和首长行为的开发性破坏作出规定。凡对历史文化名城用建设需要名义而加以破坏的官员行为，要责任到人，加以惩治，情节严重者应给予撤职，违法者应承担刑事责任。目前毁损历史名城和文物事件累累发生，与当地应承担责任的有关官员得不到惩治有直接的关系。
三、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主管文化文物的地方官员要进行历史文化名城基本知识的培训和教育。老实说，一些负有这方面管理责任的官员的文物知识的贫乏，使我们吃惊。不少破坏性开发的蠢事与主管官员素质的低下有直接的关系。
四、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含金量”。这个名称不应仅仅是响亮的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旅游经济效益，更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建设和保护措施的水平的认定。只有一流的水平才能与这一称号相适应。对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文化遗产和历史风貌是核心，管理保护是灵魂，要把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来抓。建议要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措施那样，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精神和规矩，来抓我国授予“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称号的人作。对于申报名城，从整治环境、准备材料、申报、检查验收、讨论通过都要有严格的要求和严肃的过程。对于已有“名城”、“名镇”称号的城市，要定期检查名城状况，包括城市建设、地下地上文物保持情况，名城、名镇文脉和历史特点保护和弘扬情况以及因建设开发而出现的潜在的可能性破坏因素等等。要制订合格的标准。如遭致破坏，视其严重程度可列入“名城风貌濒危”名录，采取有效措施，改变持续破坏的现状。如累检不改，也可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