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企业家健全人格生长的民意基础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史 南 飞
四川汶川大地震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但劫难本身也促使中国的许多社会机制的健全和成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以电视与网络结盟的现代化多媒体为平台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不仅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而且也将对中国企业家人格健全成长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可能也是一个意外收获吧！
凡是了解现代化必要人才素质的人都知道，中国搞现代化最缺乏的人才是企业家。而培育大量合格的企业家人才，除了企业家群体自身提高素质外，还需要有一个促使企业家健全成长的社会环境，其中一个根本方面就是由健康媒体表达和引导的民意基础。这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不可缺少的舆论氛围，大地震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我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也促使这种机制的成长和健全。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重要事件为健全这种机制提供了契机。地震之初，万科只捐款200万，王石董事长在网上立即被骂得一塌糊涂。到5月20日晚间，万科宣布以一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终于平息了万科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但有关的争议似乎才刚刚开始！
有人认为王石又是在作秀，但不少人表示，拿一个亿来作秀，成本也太高了些。其中还有人指出，王石董事长的这一顺应民意之举，说明他在判断力上回归了作为房产界领袖的智慧。笔者倾向这样的看法，认为虽然此举晚了一点，但毕竟是一种亡羊补牢的举措。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这件事的后期表现的豁达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网上批评王董事长的许多意见并不那么正确，有关信息也未必准确，有一些小道消息中甚至内含谣言，还有某些怀有商业用心的人，想借此机会诋毁他；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受到儒家“不患寡，患不均”的观念长期影响，改革开放前又受到“宁愿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等极左思想洗礼，“平均主义”舆论情绪在网上影响不可小视，“杀富济贫”的意识往往要求改变捐款的自愿性质，试图通过舆论压力促使有钱人多捐也有绑架“慈善捐助”之嫌，等等。如果王石董事长抓住这些问题和纰漏穷追不舍，也可以夺回某些有利的舆论地位，让一些批评为难他的人处于法律的尴尬境地，但那样做，他只能给人以耍小聪明的印象。而王石董事长很快不再用这些耍小聪明手法，而是采取了顺应民众呼声的举措。表现了一种企业领袖应有的智慧！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认为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经营企业，而是把握民众意图。他在论述“社会如同神一样地公正”时指出：“孤立地去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会是形形色色的，不能说每一个人的想法和判断都正确，另外，社会舆论也因时势的影响而会出现暂时的错误倾向。尽管个别人或一时的舆论存在某种错误，但以总体和长远的观点看，我认为社会大众是能够像神一样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善于在众说纷纭的杂乱议论中把握众人之同心同德的意志，是一种把握民意义理的智慧。我国宋代思想家张载早就说过：“一人私见故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却是义理。”
另外，有的人认为王石的这个举动是迫于舆论压力，不是自觉行动，笔者不完全反对，但认为向民众舆论压力服软就对了。可又认为被动论也有片面性。因为谁也没有强迫王石捐一个亿。王董事长的这一善举，还是建立在他作为优秀企业家智慧的恢复上。他虽然还达不到松下幸之助关于“社会如同神一样地公正”的境界，但还是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因此，他所服软的不是那些叫得凶的网民，而是这些网民叫喊中体现的民意，这些网民的信息渠道不那么准确，评价常常也有失公允，但他们的某些诉求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想法，在总体上有民意的“公平称”支撑。王石对这杆公平称服软，也就是向自己的良心服软，不能看作是被迫的。
不过，笔者在肯定王石董事长的这一举措的同时，认为他的亡羊补牢举措毕竟是晚了一步。这也显示他跟那些世界一流企业家的智慧差距。如果地震一发生，王石董事长就像邵逸夫先生捐赠一个亿，那还会在被骂了一通，麻烦不断后还得再捐一个亿吗？邵逸夫先生所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采取最果断方式，除了他的雄厚财力外，更重要是他的爱心理念。邵逸夫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这次邵逸夫率先捐赠一个亿，就受到网民们的高度评价，人们还将他多年来的善举公布出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开始向中国内地慈善捐资，光捐资办学一项总额已达二十五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历年来扶贫救灾等各项捐款，总共向内地捐款将近四十亿元人民币，邵逸夫先生也获得“华人慈善家第一人”的美誉。对邵逸夫先生的赞誉，本身也说明老百姓的“良心称”是公平、公众、公道的，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许多草民自己虽然捐不出多少现款，但是，对评价哪位名人做得怎么样的判断力还是有的，他们的心是一视同仁的。还是那句电视剧主题歌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称砣就是老百姓！”
有的富豪和明星在为自己辩护时，强调爱心捐助靠自觉，不能攀比。“并不是比富。”可是“有比较才有鉴别！”老百姓判断谁真正奉献了爱心，也是通过比较得出的。在这次有关捐赠的争议中，许多网友最拿手的办法就是将大陆企业家的捐赠数跟台、港、澳的一些富豪捐赠情况进行比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香港的邵逸夫、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等巨商的捐赠都上亿，香港同胞为震灾捐善款近10亿元，台湾企业和个人总共捐款总额已超6亿元人民币，而大陆富豪榜十强的赈灾捐款总数只有3250万人民币，个人捐款超过2000万的没有一人。所以有不少网友产生这样的疑问，到底大陆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港台是社会主义地区？
按理说，中国文化倡导乐善好施，在商界自古有陶朱公三次散发自己巨资家产的事迹，解放后，又有“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多次捐助，最后将他的所有家产捐献给国家的壮举，我国现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因此，广大群众对企业家的慈善之举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港、澳、台许多大富豪在捐助慈善事业上争先恐后的行为以及大陆某些企业家相形见拙的表现，说明市场经济在催化企业家人格健全上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完全受政治制度影响。发达国家的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也催生了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相应的品格。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这些国家中的那些最优势的企业家都像松下幸之助那样重视民意。这种重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客户就是上帝”的基本理念，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则表现在最优秀企业家普遍热衷于慈善事业。爱因斯坦到美国后，发现美国人的社会责任感普遍比较欧洲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美国的富人一般认为自己占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比较多，他们就必须相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多数美国富豪是自觉自愿参加慈善事业的。这种传统至今坚持。在当今美国富豪排行榜最前两位的巴菲特和盖茨，也同时是慈善捐赠最多的两位。
为什么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在台湾和香港等发达地区，大多数企业家能够比较自觉地参加慈善捐助活动，研究表明，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积极捐助的素质是由成熟的市场机制培育的。促生企业家积极投入慈善捐助有两大社会力量：其一，是国家的税收制度，随着富豪收入上升，税收翻番增长，遗产税更是翻倍，而投入慈善事业的资金是减免税收的；其二，人民通过透明的大众媒体形成体现需求更多慈善举动的民意舆论力量。
如果说王石的善举还是晚了一些，那么，地产界的若干富豪和文艺界的某些明星比他的行动更加迟缓，一些明星和富豪在他们的忠实“粉丝”的殷切期盼面前装聋作哑，一些原先很爱出风头的明星和富豪近来在媒体上难觅踪影了。这些公众人物所以如此表现，在于他们对人心、民意不了解，看不到人心所向的不可抗拒性，不承认公众之心的公平、公正、公道性。这说明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成熟造成企业家人格的严重缺陷。
作为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民意伟力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威力令所有人畏惧。服从人心、民意，首先要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民众的这种意志看作是“如同神一样地公正”，要像邵逸夫先生那样将慈善家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汶川大地震后，民众通过更开放的电视和网络结盟的多媒体，形成了监督和督促企业家群体积极捐赠的舆论氛围，王石董事长等企业家在舆论压力的促进下，实现了从个体“私见”到接受“民意”的飞跃。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将实现这样的转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说明我国企业家群体个人素质的提高，而且也说明，一个借助大众媒体监督和促进企业家群体慈善行为的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形成，这种万众一心的民意基础将成为促进杰出企业家个体大量冒出的社会整体动机，成为整个中华复兴精神动力！
这也使我想起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时的一段名言：“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机，那未当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的历史变迁的行动。”我国政府应当在积极扶植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借助民众舆论的深厚伟力，促进杰出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群体健全人格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