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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明差异溯源：读《理想国》
柏拉图（前427～前347），孔子（前551～前479），这两位思想家可谓是整个东西方的文明史的鼻祖。《理想国》是柏拉图篇幅最长的一部著作，以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系统阐释了他对哲学、政治、艺术、教育等等领域的思想。其中理念、意识等哲学范畴的概念开了西方哲学的先河，民主、僭主等制度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论语》是孔子重要言论的总集，同样以对话的形式宣扬了“仁”的主题。《论语》的意义和影响则不必赘言。以下虽是《理想国》的读书报告，但与《论语》对比，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思想的独特性、分析东西方差异的最初来源。
《理想国》共分为十卷，卷与卷之间并无太大的关联，但主体内容都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即书名《理想国》，或者它的副题“论正义”。初读《理想国》，第一感觉是晦涩、难懂，不容易抓住作者的重点。第一卷里，作者就向我们展示了他雄厚的思辨能力：这一卷提出了全书的主题“正义”，以辩论的形式讨论了正义应该如何定义、正义的一些性质。在辩论中，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但因有人认为此苏格拉底很可能是柏拉图借以表达观点的工具而非苏格拉底本人，因此本文姑且认为就是柏拉图）反复用了例证、譬喻的手法，迂回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说服他的对手。全书对“正义”的第一个定义是：“欠债还债就是正义”，后来又把“还债”引申到“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为了驳倒这一定义，柏拉图事实上运用了反证法，先举了医术、烹饪书的例子，然后类推到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然后，柏拉图又用了医生、舵手、种田的农夫、做鞋子做譬喻，说明“正义平时在合伙关系上是有用的”。接着，柏拉图又举了下棋、砌砖盖瓦、奏乐、马贩子、造船匠或者舵手、花匠等等例子，证明了“所有的事物，它们有用，正义就无用；它们无用，正义就有用了”。最后他又用攻击与防守、预防或避免疾病与造成疾病、防守阵地与偷袭敌人、看守与小偷的对比，得出了“正义的人，到头来竟是一个小偷”。一连串的例证与喻证如连珠炮弹一般，使他的对手哑口无言，不得不自己承认最初定义的失败。而这样的论证在《理想国》中实在比比皆是，这也为本书的阅读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柏拉图这样写作的原因，并与同时代的《论语》做一番对比，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可贵之处了。《理想国》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那时的希腊刚刚走上文化启蒙之路，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涌现，不可能有一套成熟的逻辑体系，更遑论辩证法等等先进的哲学方法。这点可以从《论语》的写作风格中得到印证：《论语》被后世文学评论家评为“微言大义”，即简明的文字中蕴含深刻的道理。然而简明的文字有它含蓄的美，却往往缺乏明晰的逻辑思维过程。有人统计过，《论语》通篇出现100多次“仁”字，恐怕也给出了数十次“„„是为仁”的定义，例如“克己复礼为仁”等等；然而孔子却不对这些定义进行分析，提出抽象化的本质，而只是给出为仁的一些具体方法，比如“孝悌”“爱人”等等。同在文化第一次大昌盛的时代，同是思想史的代表，《论语》就比《理想国》少了思辨性。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在文化的发展中被扩大化，成为“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答案：东方文明注重实用方法，西方文明注重思辨。因此，柏拉图《理想国》的这种写作风格，或说思维方式，在他的年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引入了思辨的方法，以理性而不以简单的好恶分析问题。他希望他的观点被认可，而且认识到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清晰的逻辑推理。虽然在全书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见到似是而非的数字游戏（729倍的快乐）以及明显基于自己臆度的关
于死后灵魂的去向的论述，但是不可否认，逻辑思维的方法仍然是柏拉图的一大贡献。
在本书的第2~4卷，作者承接对“正义”的讨论，将这个概念推及到个人、国家的层面。这种延伸应该是自然的，因为当时个人的命运要与城邦联系在一起，而且身在雅典的柏拉图也熟悉城邦的运作方式，积累了深刻的写作素材。为了探讨正义，柏拉图考察一个城邦中正义与不正义的发展，考虑城邦为什么形成。首先他提出了专业化（这可能是现代经济学中贸易理论的一个起源），从而就要有统治者和护卫者的专业化。接着谈到了护卫者如何教育的问题。这一部分中，柏拉图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护卫者必须勇敢、刚烈、智慧，所以要从他们读的故事内容中排除不好的段落，修改写作风格，要调节诗歌和曲调的形式，排除“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剩下“适当地模仿勇敢”的调子„„这样的文化政策在今天看来将完全与人们通常认识的“理想国”背道而驰，因为它完全抹杀了文化，扼杀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大部分可能。但如果柏拉图真的成为他理想的雅典的领导者，这种政策将无疑是奏效的，因为在希腊的城邦年代，城邦的存活就要靠军力，军力的强盛就要靠护卫者的勇敢。生活在战火年代的柏拉图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通过文化的灌输，达到城邦更长久的存活。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他的片面，但不无正确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虽然同样形成于战争岁月，《论语》代表的儒家思想却极度强调和平、仁政。西方偏重实用的治世，东方偏重长流细水的治人，在此可以找到渊源。
到了第四卷，柏拉图建立了他心中的“理想国”的模型，给出了它的四种性质：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柏拉图认为，排除其他三者后，理想国的第四条性质便是正义，于是他终于找到了正义的含义：“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并从此又推回到个人的正义：正义的人对它的理智、激情和欲望合在一起加以协调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这一部分中柏拉图巧妙地用了先一般化再特殊化的办法，利用了人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与城邦的统治者、辅助者和被统治者相对应的关系，成功解释出了人的正义。人的理智相当于城邦的统治者，具有智慧的判断力；激情相当于辅助者，可以实现人和城邦的目的；欲望相当于被统治者，试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逻辑方法在柏拉图之内的几百年内恐怕都是罕见的，令人不得不再次叹服柏拉图的逻辑思维的超前性。柏拉图对于城邦和人性的卓越观察，奠定了这本书成为西方文明经典的基础。另外，“不相互干扰”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三权分立等等民主思想，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部分中柏拉图对国家政体的思考也与《论语》大相径庭:孔子主张用礼乐教化人民、主张和平，主张君王施行“仁政”，这种思想是因孔子周游列国时看到的民情决定的，而日后也成为中国文化的绝对主流。孔子与柏拉图的差异仅仅可能源于两者的生活环境不同，但却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第5~7卷，作者由城邦政治逐渐过渡到哲学层面，开始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最重要的观点“哲学王”。这一部分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七卷，著名的“洞穴囚徒”思想实验就出自此卷。柏拉图想象了洞穴中有一群囚徒、囚徒面对着洞壁，背后是一个火堆，因此囚徒们能看到眼前的墙上有影子的运动。然后他对情景做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人被解除了桎梏、看到了火、看到外界；他又回到了洞穴；洞穴内的囚犯进行选举、选举的标准是对黑影的熟悉程度；这个人重回他的位置。柏拉图通过这一系列假设阐释了他的唯心主义观点：眼前的事物是低层
次的，善的理念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和原因，而“解除桎梏”对应着“灵魂的转向”。统治国家的哲人要了解“洞穴中的影子”，即了解群众所见所闻，才能治理好国家。哲人要学习几何、立体几何、音乐与辩证法，才能进行“灵魂的转向”，认清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在这一卷中把哲学和政治哲学结合了起来，强调了哲学家统治国家应具备的学问，不过他完全忽略了群众的哲学生活，认为哲学并非一般群众或一般才智的人能掌握的学问。这也是理想国之所以为理想国的原因：它过多注重了统治者的作为，而忽视了群众的力量。这点上，《论语》就显得更有远见卓识了。柏拉图这种统治者为上的理论一直统治了西方文明，直到文艺复兴的开始；而中国的人民则一直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第8~9卷讨论了四种政治体制：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加上哲学王的贤人制，共有五种体制。柏拉图认识到国家政治对人的影响，将这五种政体分别对应五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性格。通过一些奇妙的数学运算，柏拉图得出，最正义者（贤人）比最不正义者（僭主）快乐729倍，从而回答了贯穿全书的问题：正义者比不正义者快乐吗？在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柏拉图认为城邦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史密不可分的，城邦的正义与否取决于人的正义与否，城邦的善恶取决于人的性善和性恶。第10卷批判诗人和画家，柏拉图认为他们只会模仿，而他们的这种模仿是无用的。另有一段关于灵魂的论述，意义不大。
纵观全书，柏拉图花了大半篇幅论证了正义的存在、正义的定义是什么，构建了一个他心中的理想国，并阐发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与世界观。通览全书，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柏拉图运用理性思维的炉火纯青、思辨能力之强大。此外我们看到了他对于一个高度自治、发达的社会的渴求，他希望在这个理想国中，统治者、被统治者、辅助者能和谐相处、各司其职，社会上男女平等，每个家庭、个人高度专业化，为国家的需求工作，等等。这些希望体现出柏拉图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局限性，但也体现出他关于社会分工、政治体制等问题的预见性的理念。他把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完整地表述出来，成为哲学史的重要一笔。这些都是《理想国》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