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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中央巡视组”：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2014-07-16 00:56:58 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可见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常。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明清两代,御史监察制度达到成熟阶段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阻止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的全套监察系统。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阶段，明朝永乐元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御史查谁、不查谁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学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以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
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御史往往沦为
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成为“清流”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可见，当御史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监督他人的御史
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如果御史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不得因私受谒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明宣宗时可以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被遣戍卫所或被贬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但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用锦衣卫、东厂之类层叠监视，无它妙法。（据《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