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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体制改革的调查和思考
谭志军
当前粮食危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这里笔者就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实践,就改革当前的农业体制,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充分有效发挥谈几点看法供参考。
一、农业体制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体制发生了重大改革,解放初期,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到户,中国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土地,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当时由于大部分农民非常贫穷,连简单生产工具犁、耙、耕牛都没有,有些家庭没有劳动力,农业生产很难正常进行;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政府领导农民成立了互助组,三至五个小家庭组成为一个互助组,互相帮助从事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生产方式,很适合当时我国国情、民情、文化情,农民自觉自愿地做好农业生产,现在70岁以上的农民很怀念那样的一种生产方式,自由、轻松地从事农业生产,各项工作正常进行,自给有余,生活稳定。在30年的时间内,农业生产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五零年至五三年互助组,五四至五七年低级社,五八年至六一年高级社,六二年至八零年人民公社,八一年以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田、土、山水分到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从事农业生产,凡具有劳动能力的社员,都必须从事农业劳动,所有的工作由队长安排,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从事水利、修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简单的技术由老农带小农,熟手带新手,新的难的农业技术由县传达到乡,乡传达到村、到组,垂直贯彻,不打折扣,上下行动一致。大、中型水利工程由村或乡或县统一抽调劳动力进行建设。这一时期各项工作做得较好,特别是水利工作做得最好,所有的水库、渠道、梯田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但由于土地全部集中,时间全部统一,管得过死,太严,铁板一块,农民几乎没有自由,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难以发挥。因此贫穷、落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田、土、山、水按人头数分到家庭,各自耕种,这种制度的变化,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变化,农民积极性、创造性、自由性得到极大的发挥,1981年至2005年期间,完全可以这样形容农业生产形势:谷满仓、鱼满场、猪满栏、果满园,农产品数量充足,市场供需平衡,中国人曾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用世界1/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4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当前农业体制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改革后,我国政府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经商办厂打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村留下的只是老、妇、少、病、残。劳动力出去了,资金也随着带出去了,农村不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由此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农业问题:
第一,水利设施老化,损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大下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生产队为单位,农民农忙时从事农生生产,农闲时大修水利,山塘能蓄水,水沟、渠道通畅。中国南方山塘多,100口山场蓄水量相当于一座小型水库,下雨时能蓄水,天旱时能灌溉。农业实行责任制后,山塘基本上没有修整,水沟堵塞,渠道损坏,山塘瘀塞,下雨不能蓄水,天旱不能灌溉,公用的水利设施也不同程度受到损坏,不能发挥防洪抗旱作用,下雨一天涨洪水,十日无雨闹旱灾,所以现在洪灾、旱灾比以前多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命脉出了问题,农业自然会出问题。
第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经济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种田、耕地、喂猪、养牛、喂鱼、养家禽,自给
自足,略有节余,所余部分作为商品卖给城市。小农经济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民情形成的自然经济,持续了几千年。农民喂猪养牛,不但可以获得肉食,而且可以获得猪牛粪等有机肥料,猪牛人粪作肥料种庄稼,庄稼丰收后养人养畜,循环往复,没有垃圾,持续发展。现在不一样了,农民进城了,由于缺少劳动力,喂猪、养牛的少了,有机肥少了,农民种田大部分用化肥,土壤有机质大量减少,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越来越低,农业将不可能持续发展。由于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破,而新的农业经济体制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喂猪的人少了,猪肉价格一涨再涨。不难预测,如果不改革现在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到三年,中国大米等主要粮食将会大幅涨价。
第三,植保问题非常突出。植保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植保工作没有做好,农作物轻则减产,重则失收。解放后,政府为了保障粮食产量,大量推广化学农药植保,化学农药的大量和不当使用,生态环境被破坏,有益生物大量减少甚至灭绝(我国南方麻雀、喜鹊、乌鸦等已经灭绝),生物链断裂,害虫天敌减少,害虫数量和种类增多,害虫普遍产生抗药性,农业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由此导致:(一)农药用量越来越大,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上世纪60—70年代,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只需使用小剂量1—2次农药,现在水稻需用大剂量6——8次农药,单季水稻每亩需要农药费约70元,植保工资约70元,植保成本达140元以上,占农民种田总收入的15%左右。那时,蔬菜、水果等根本不用农药,现在所有农作物都需要使用农药,农药用量是那时的10倍,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增加,农民种田难度上升,收益下降,种田积极性自然下降,所以现在田土抛荒现象普遍发生。(二)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大,吃了不利于国民身体健康,出口受阻,农业发展受阻。农药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杀死害虫,保障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也杀死益虫、鸟类等害虫天敌,破坏生态环境。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农药残留在水、土壤、农作物秸杆及农作物中,人畜食用污染的水、农作物后,健康必将受到影响。农民植保时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国民因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急性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慢性中毒时时发生。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大,我国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农产品出口中止合同、退货、甚至索赔事件时有发生,我国农业出口损失巨大。(三)农药市场混乱。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中国农药市场飞速发展,农药品种花样百出,而种田的人科技文化素质低,或者年龄大,农药使用说明书看不懂,大部分农民人根本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农药,农民只能通过经销商购买使用农药,经销商为了商业利益往往将一些劣质、高毒、高残留农药卖给农民,而一些低毒低残留农药很难推广使用,农民为了保障杀虫效果,往往加大农药用量,一般是加大1.5倍,甚至2倍,不但浪费,而且加大了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加快了生态环境破坏。(四)植保技术脱钩。针对植保难、虫难治,各级农业植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湖南邵东县农业局植保站,2005年利用庄稼乐频波杀虫灯防治水稻害虫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单季亩平能减少35元的农药用量,省工一个,增产50kg,除去各种开支,亩平增收100元以上,所产稻谷完全能达到无农药残留标准。推广和使用这样的科技成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巨大,环保、健康效益巨大,但由于现在农业生产体制存在的弊端,这样好的科技成果照样很难实施推广,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积极性被埋没,而农业植保问题越来越严重,受害的人会是谁呢?当然是每一个活着的人。”
第四,农村干部问题。由于城市的发展,村干部也有相当比例进城,名义上是村干部,而实际上成为了小城镇的市民,这样的村干部,很难设想他们能为农民做什么工作。县干部、乡干部很少下乡,村干部不在家,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其次,由于农民大量进城,村干部人选有限,整体素质下降,个别村干部根本不干事,只管打牌、赌博、吃喝,等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对今后农业体制改革的建议
解决以上问题,政府要积极探索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出台新的农业政策,适度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合理把握农业生产的“分”和“合”,笔者建议:
1、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统一管理。要统一管水、统一用水、统一维修水利设施。责任制后,田、土、山、水分到户,用水基本上各自为政,有水就用,用完为止,水利设施无人维修,浪费多、矛盾多,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统一用水、统一维修水利,专人管理。一定要尽快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农村人口,每年每人要出工10天,外出的农民大部分冬天会回家,不能回家的要他们出钱请人代工,专门用于水利设施维修、按轻重缓急,全面修整水利系统,保障山塘能最大限度地蓄水,保障水沟、水渠畅通。每一个生产队设一个水管员,统一管水放水。水管员工资在组内统筹,或者轮流担任,工资多少由群众议订。不但要修水利,而且要整修已损坏的田土,还要修道路,这些事项都要农民自己去做。
2、统一耕作制度。既以生产组为单位,统一水稻品种,统一实行单季或者双季耕作,统一育秧(这是完全能做好的事情,以前生产队都是统一育秧)。根据全组的稻田面积、统一购买种子,统一育秧,统一品种,统一种植时间。这样可以减少种子浪费、人工浪费。育秧工资、种子费用由生产小组统筹。
3、统一植保。由于城市的发展,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人员大部分都是老、妇、幼、小、残,他们一般都不懂植保技术,不会使用农药,不能掌握杀虫时机,超量用药成为普遍现象,既乱费又破坏环境,·更污染农产品。各家庭水稻面积小,利用传统的老式手摇喷雾器,费时费力,没有统一时间植保效果很不好,甲打农药时害虫飞到乙地,乙打农药时害虫又飞回甲地,由生产组统一植保,全县统一培训植保技术人员,统一购买农药,装备先进的杀灯虫等植保器械,同时大力发展无害化植保技术,该技术已完全成熟,国内已有很多地方进行了推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实验研究和示范推广表明,统一植保可以节约40%的农药,节省50%工资,节约部分可以作为植保员的工资,植保费用由社员统筹,原则上不会超过社员自己植保费用。以上工作,看起来有点难,但实际上并不难,因为这些事情以前都做过,并且做得很好,只要跟农民讲清道理,算清账,农民是有积极性的,这样做不仅没有打破土地承包体制,没有增加农民负担,而且能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优势,给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4、充分利用发挥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近几年来,政府对农业非常重视,免去了农业税,增加了种田补贴。国土、水利、农业开发部门、计划发展局等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持农业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各部门在进行农业投资时,由于没有广泛依靠、发动群众,没有充分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所开展的工作和开发的项目,农民真正满意的不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各部门也想不通,国家花钱为农民办实事,农民不但不满意,甚至还反过来找麻烦。笔者曾亲眼目睹过一件事,某县开发办为该县某镇出资修水渠,由于没有跟当地农民充分沟通,没有充分了解农民的意愿,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农民不满意,还拦车索赔,引发干群矛盾。诸如此类的农村问题,政府要多从政策上作文章,多发动、多引导,同时要选好务实、能干、肯干的村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为农业谋发展,农村工作将会大变样。
作者简介:谭志军,邵东县人,1982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工作,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并探讨农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