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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
发表日期：2008年3月28日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作者：刘成斌编辑：fjskyfa阅读：1292【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文章结合文献分析，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心态主要是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发展理性在社会需求、实现自我层次上高于生存理性，而在贫富分化、社会排斥的容忍度上低于生存理性；由此两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变化，亟需国家与社会的回应。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心态；生存理性；发展理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目前农民工权益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三令五申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是顾及到了农民工自己的真实想法，已往我们过于注重外在的视角，现在我们应该更好地探究农民工自身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想法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什么，这些思考更有助于我们理清农民工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本文探讨的目的在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探讨两代农民工行为及其心态的变迁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压力及在这种压力下国家必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回应，以促进时代发展。为了叙述的简便，根据近几年的调查经验感受，我借用黄平在《寻求生存》中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分析，以生存理性来概括第一代农民工的行为及其心态，以发展理性来概括第二代农民工的行为及其心态。生存理性曾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存在基本的局限；发展理性是对生存理性的更替及这一背景下国家必需在制度变迁上做出回应。
一、生存理性的界定及其功能
黄平在《寻求生存》中运用八个村的调查资料分析农民外出务工的动机是为了增加收入，因为农业收益低，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他把农民工这种外出动机称为“生存理性假设”，并认为，生存理性假设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假设，是生存策略，是“糊口策略”，用最极端的解释就是“不饿死就行”的底限逻辑?眼１?演。
从理论上说，生存理性指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农民工的行为是理性的；其二这种理性是生存性质的。所谓理性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
传统型中国农民的生存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两大功能，其一是利于工业资本积累；其二是社会秩序的暂时稳定。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建国后由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借农民的生存理性让农民做出牺牲，为工业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三点：
第一，对农业剩余通过公开的或陷落的手段过度地长期抽汲，使农业部门成为工业部门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工业从农业取得资金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通过征税从农业取得一部分剩余；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农村信贷偏向工业。农业支持工业与农村支援城市可以说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政策特点。
第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低度吸纳能力，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聚在农业领域。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对比，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
第三，国家长期偏重城市，忽视农村。一直到２０００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２３．９％，而农村义务教育人数却占全国的６３％，“占人口７０％的农民仅占有２０％的卫生资源”，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１／４?眼２?演。
在这种严重倾斜的政策运作下，中国社会仍然能够保持基本秩序的稳定，应该说主要归功于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但我们也不可不论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石———农民的生存理性———它是一种只求最基本温饱的生存观念，即只要“不饿死就行”。今天的农民工没有保险，没有享受福利仍然是在为资本积累做贡献。而且第一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根不在城市，“我们怎么能跟城市人比呢？”是他们普遍的自卑心态，他们的“根”在家乡，在农村。家乡与农村依然是他们认同的归属地，也是他们在城市遭遇白眼的时候内心平衡的情感依托，也是他们在面对安全与利益冲突时选择“安全第一”而规避风险的精神保障，也是他们在面对各种生存危难时仍然支撑而不倒下的动力支柱。农民个人的生存理性在社会层面形成的结果就是秩序稳定。
二、生存理性是公平的底线
生存理性虽然是很低的理性层次，但不是没有底线。什么是底线？斯科特是这样描述的，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眼３?演。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濒临生存边缘的失败者的代价，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家庭经济中所提出的“内卷化”概念是农民生存理性的反应，是农民在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技术安排，以此获得最稳定、最可靠的产量，用以免于“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
卢晖临借鉴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提出“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概念，他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解放前社会中“公平底线没有被突破”是中国传统农民认可当时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进而是保存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前提。卢晖临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是“习惯”的海洋，这些非制度的习惯组成了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保障了社会公平的底线。
而在当下，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旧有的农民乡村习惯被打破，宗族联系解体，血缘联系弱化，地缘联系破坏，新的制度保障又没有覆盖到农民，缺乏社会关联的农民呈现“一袋马铃薯”的原子化状态，进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管是缺乏农业保护的在家务农的农民或是外出寻求生存的农民工，他们都被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眼４?演。在此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理性时而被突破，生存理性作为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是悲剧的必然发生。这就证明了我们必须关怀“民生”。关怀民生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话题。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这种初期性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是市场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是发展市场经济更需要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进行干预与调节，尤其是在贫富差距及其社会后果层面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并落实到社会成员的具体生活细节。如果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尚现阶段不可求，但是，使贫弱者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重中之重的是政府不能让农民工失去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子女教育，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三、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向
二代农民工逐步走向以发展理性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所谓发展理性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对而言的，就是把“根”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方式趋于“城式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理性是一个有别于并且高于生存理性的层次，是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体现。比如，生活方式改变———必须有生活质量的观念，摒弃“赖活着”的思想———我们在青年农民工的身上已经看到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而不是父辈认同的乡土文化中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他们青年一代对乡土生活方式全面背离，显示出一种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时特有的文化断裂现象———与传统农民生活方式断裂?眼５?演。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再罗列相关的实证数据，仅根据相关文献及笔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感受，我们把新一代农民工的社会特征用表１来表述。
生存理性的超越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农民工与农民不能一直停留在生存理性的边缘上，他们必须走出贫穷，超越生存，寻求发展。如此一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整合问题就彰显出来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选择上宁愿成为城市里的流浪汉，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与父辈仅仅为赚钱而打工、对城市并没有价值认同，也更没有生活依赖，只有回归农村才有归属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制度与城市运作机制上是否被吸纳、生活系统与方式是否被接受、价值情感是否被排斥将是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的焦点，如果这一切顺理成章，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基本保障、医疗甚至教育等方面不遭遇较大的障碍，结果将是农民工顺利融合入城市的发展过程。但是如果走向反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会成为社会秩序和谐的“不定时炸弹”，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认真面对并真正关怀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这一“秩序和谐”的瓶颈问题。甚至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理性的形塑与张扬，公民思维的孕育与磨练已经对国家制度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国家迫切需要在行动上给予“关怀”的回应，做出相应的制度变革———包括就业、教育及医疗等各种福利保障在内的城乡二元户籍体系。
工厂生产、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文化领域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正如英格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主要就是论述了工业与城市对传统人向现代性转变的功能一样。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对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到角色群体的多样化，再到生产过程的科层制，要求农民工适应城市里的一切，并与新的组织与人群相互适应。拔高一点说，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全新的社会化力量构成了一种“现代性”力量。
“现代性可以用于社会，也可以用于个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后者，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眼６?演。“也可以表现为具有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眼７?演。总而言之，是指一个具备了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顺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眼８?演。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他们回农村是“回不去”了———无论是从主观或从客观。同时，他们在体制上讲暂时还无法融入城市。由此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由此必须产生相应的体制改革上的制度变迁，以使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次上山下乡的青年农民工整合入城市，进而实现全社会的进步。
四、结语：和谐的展望———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
无论是公平底线的突破或是发展的障碍带来的结果都是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逆流”———使社会不再和谐。
社会学的宗旨是关注秩序与进步，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到自杀论，再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围绕社会整合的主题进行，而整合的目的当然是使社会秩序和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文化内在性的主观角度探讨西方何以兴起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现象，布罗代尔《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史》从客观环境角度探寻人类进步的轨迹；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来分析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的劳动的异化———表面看是人性进步的倒退，实乃人性进步的曲折性。这些主题均凸显了秩序与进步的主题，而历史一再证明，秩序的和谐要有公平地发展才能得以保障。
现在针对二代农民工彰显的发展理性，国家与社会必须从生存关怀的视角转向发展关怀的视角———不但要保证农民工的温饱，还要支持他们的发展，让他们对明天、对未来充满希望。具体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国家应该承认、顺应、改革。承认农民工是国家的主体公民，与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居住、就业、受教育、福利保障等权利；顺应农民工的需求与社会转型的形势，改革和健全现有制度更加关注公平。这样生存理性的超越才有可能，农民工的命运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真正的现代化才会到来。注释略。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