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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罗永平罗忠民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原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精神生产”问题,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不仅有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的促动,更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响,还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启发。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家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直接把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劳动不仅包括农业劳动、商业劳动,还包括工业劳动,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缺陷 但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的“劳动”概念没有包括精神劳动,忽视了精神生产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认为精神生产者的劳动由于其产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来用于交换,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对此他的继承者萨伊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财富狭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质所体现的价值上,而在他看来财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属于生产性劳动;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是生产性劳动。但萨伊又扩大了生产性劳动的外延,照他的说法,赌徒的赌博,妓女的卖淫也是生产性劳动了。
对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进行彻底批评和实质超越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针对斯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是唯一的生产力,忽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愤怒地指责道:“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2]P126进一步李斯特从经济学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产”问题。首先,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
其次,阐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过来,物质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产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1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2]P140再次,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间、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总和的状况,如果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滞阻”,而如果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盲目发展精神生产力,就会导致精神产品“过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2]P141最后,具体分析了教育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是继承、讲授、传播“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别强调:“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2]P12
3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失误和缺陷。首先是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产的全部意义,只看到了精神生产对增加财富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生产对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没有看到精神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静态的论述,导致对精神生产庸俗、肤浅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精神生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围和不同性质;没有看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甚至对抗性;对精神生产主体及其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加区别地把一切精神生产者都视为“生产劳动者”,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绝非完全是“生产劳动者”,有的纯粹是“消费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精神生产力”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新哲学”的指导下,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6-1845.3)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萌芽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他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从“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揭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从“绝对精神”出发,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无主体”的精神劳动的错误,阐述了其人本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首先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忽视精神生产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别强调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他从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其次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生产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科学等,后者主要生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如各类物质商品。[2]P168
第二阶段(1845.底-1846.夏)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面创立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从自己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错误,系统地制定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精神生产是人的“真正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扬弃了仅从“类”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产分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会生产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纳入到生产领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浑然一体,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7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劳动形式才正式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了尖锐对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旧式的分工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才会消失,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精神生产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辩护。
第三阶段(1848.1-1875.5)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进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首先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对抗性、职业性、雇佣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点。其次进一步阐述了精神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产品的具体形态,而是取决于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3]P144[5]P37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精神生产进行发明和创造,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质保证;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创造,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可以被物化、能作为商品独立存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精神生产,一类是不可以被物化、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效益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反作用,但无论是“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发展状况,预测了精神生产的地
位和趋势,揭示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往往是“异化”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精神生产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后,固然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开战”,解放物质生产力的任务,但同时也提出了“精神可以变物质”、向科学技术进军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产”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及精神生产作用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异常复杂,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唯心主义错误,导致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使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出现了严重失衡,既严重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使精神生产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纠正了“十年*”的错误,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因此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应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产(力)的矛盾。前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后者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基于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把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地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要做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力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原始社会以“自然化的生产力”为主,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力为主,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力为主,当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被更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这就是“文化生产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货币是“社会形式发展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他指出:“所以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体制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必由之路。正如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一样,人们也不能孤立地进行文化生产,人们的文化生产活动总是受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文化体制总是同一定的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体制就会成为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第三,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有机的统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渗透”和“反作用”,任何违背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平衡与协调,单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强调社会效益,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广阔领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划地为牢,文化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国内影响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文化生产力的基础工程。一切文化都离不开文化劳动者的创造、掌握和传播,因此,文化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组织拓展文化人才视野,构建文化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体系,开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设人才的核心队伍和后备队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全文化人才成长的使用和激励体制。
第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的和创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的继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又是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总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明确文化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社会主义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