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宰制下人性良善光辉的闪烁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命运宰制下人性良善光辉的闪烁
———细读《老王》
人的命运很多时候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在黑白颠倒、真理蒙尘的年代里，无论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还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底层民众，似乎都只能在时代滚滚洪波和无常命运的裹挟中踽踽而行，但是，命运的操控和宰制并不能掩盖人性良善的光辉，大浪淘尽，世间芸芸众生苦苦追逐的名和利最终都要化做尘土，留下的永远是人性最纯粹的一种品质：善良。这正是杨绛《老王》给我们的最深的感动和启示。
尽管底层叙事已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但中学语文课本中写下层劳动人民的文学佳作并不算多，除了《老王》，还有《一件小事》《在烈日和暴雨下》《我的叔叔于勒》《卖炭翁》，寥寥几篇，似乎都是以批判现实、讽喻时政为中心的。以《卖炭翁》为例，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写出流传千古的讽喻诗《卖炭翁》，描写了一个烧炭老人谋生的艰难困苦，结尾“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写出了酷吏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带有极强的社会批判色彩，一直被作为古代封建统治者掠夺人民罪行的有力证据，被认为是腐败社会现实的尖利讽刺，表达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通过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典型。但是，同样是写底层人民，杨绛要走的却不是这条路子，作家的目光并非“仰视”，也非“俯视”，而是聚焦在了对人性良善光辉的感受和捕捉。我们读《老王》，不应套用批判现实主义的俗套，而是应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文本内涵的三个关键点。
一 人力车夫老王的“活命”状态 杨绛散文语言的魅力是极朴素，极有味的。以《老王》的开头为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散文一开始就透露着一股人与人之间浓郁的“温情”，这是人与人平等和谐交往的温情。一个“常”字很见文字功力，不需要交代什么时候遇到老王，什么时候相识，在什么境地下交往，都不需要细说，如果是一个生手来写，前面也许少不了一番交代，也许写成“我和老王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日子认识的，他是个蹬三轮的，我常坐他的三轮”，意思似乎更清楚了，但语言的意味却没了。“他蹬，我坐”，两个主谓短语，很好地表现蹬者和坐者都能感受到一种缓慢的一荡一收的节奏，只有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中才能“说着闲话”。一个是不幸的蹬三轮的底层人，一个是被下放的知识分子，同样不幸的命运把两人安排在一起，不同的是，在不可控的命运大网中，后者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她理性地描绘出了前者的生活境地———一个苟延残喘的“活命”的人：老王错过机会，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自己脑袋慢，晚了一步，没进去（组织里），他不仅“人老了”“，常有失常落伍的惶恐”，更没有亲人；命运的捉弄还不至于此，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不幸还不止于此，老王处处受人冷眼、奚落“，那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这就是老王被再三捉弄的命运。杨绛用及其精炼的笔墨在文章一开始就把老王的整个生活冷静地刻画出来，而这样一个“活命”状态下的老王，没有为了生活学会苟且、钻营、占小便宜，时刻想着的还是怎样对别人好些。
二“僵尸”描写是否不敬
在《老王》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老王垂死前的惨象“：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一段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心理是慌慌张张、无所适从的，并非有的人所理解的“居高临下的同情”，后面作者终于忍不住说出心理的重压———“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她已经感到眼前这个又老又弱的生命很快就要被风吹尽，但她又不能表现得慌乱和害怕，只能强作欢笑，所以在这段描写中说“说的可笑些”，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这正表现了人道主义者高尚的“爱”“，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有人说“，骷髅”一段描写有不敬之嫌，并且认为如果是对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杨绛不会这样去写。这是对作品主旨的误读和误判，不是对作品解读的一种正确路径。
首先“，文学和文学家（包括评论家）从来就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寄以特别的同情，倾注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杨绛笔下的老王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王们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人力车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人力车夫给予过关切，胡适和沈尹默《人力车夫》、鲁迅的《一件小事》都是代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这批新型知识分子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从整篇文章来看，作者是富有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她通过写作为“老王”们呼喊，为“老王”们歌哭，这样的声音发出来尽管是微弱的，引起的震撼却是长久的。其次，这个问题可以从美学范畴中的崇高理论来解释，康德在论美与崇高的差异时，认为从人的主观心理反应来说，美感是单纯的快感，崇高却是由痛感转化成的快感。杨绛对老王的描写，给人主观上感受不可能是美的，但它必然是崇高的。“崇高所生的愉悦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快感，毋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做消极的快感”。康德认为，美说是在对象，而崇高则只能在主体的心灵。也就是说，客观样貌的描写是“丑”的，所反映的老王的善良是“崇高”的，它所引起的读者对老王悲惨命运的怜悯也是“崇高”的，毫无疑问《老王》是崇高的。
三 为何“愧怍”
为什么“想起老王，总是不安”？作者的不安，是对命运的一种清醒的感知，她深深的感到，对老王，能做的自己都做了，老王也感受到了，但那是不可能改变老王不幸的命运和痛苦的人生的。怎样理解文章结尾“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的愧怍”？是作者的理性使自己感到愧怍。作者的理性在向老王的命运抗议，而这种抗议是无声的，最终是以表现人性良善的光辉为中心：一个坐车，一个蹬车；一个送东西，一个接受东西；一个给钱，一个不要钱，越是写人物的困苦，越能表现其精神力量的强大。所以说，杨绛的理性并不在于批判社会现实，而在于通过人性美的叙事来抗争。在这一点上，《老王》和《卖炭翁》是很不相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当然要触及社会责任的反思，但笔者以为杨绛写《老王》，写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善良，一定不是为了显示自身的社会优越感，也不是为了满足自身悲天悯人的情怀，相反，她有一股直面现实的勇气，也有扶贫济弱的侠骨柔肠，反而是我们有些评论者，以“阶级”分析论代替“人性”分析论，没有读出杨绛文字背后的深意和感动。文学中对苦难的描写常常是最能催人泪下的，人性的光辉也常常只能在苦难中表现得异常耀眼。老王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沉默者，他的痛楚无法表达，命运给予他沉重的碾压，但是苦难，不公平的命运，贫病交加的生活，都不能掩盖人性良善的光芒：“他送的冰比他的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送人钱先生看病，坚决不肯拿钱，但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替人着想，在这样的时候，互相关心。“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作者写老王送香油和大鸡蛋坚决和无所求是十分令人心酸的“，哎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自己缺衣少食，把好东西送给关心自己的人，这是十分朴素的人性善良。最后是一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我强笑“”他只说”，句子很短，却有着揪动人心的力量。
总之，杨绛的“愧怍”，与鲁迅《一件小事》榨出“小”一样，审视自我，拷问灵魂，这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历来重视心灵世界的‘忏悔’”的一种传统。
四 结语
《老王》的语言，浅易自然，这样的写法，看似容易，实则不易。中国文学向来重视俗白浅易中见出文字的功夫，愈是将日常白话写得美，写得有力，写得有味，愈能见出手段的高强，杨绛的文笔，就有这样一种将“常语”说得奇警、说得新鲜的才能，这是“平静里有着抗议，讽刺里有着同情，自慰中有着自嘲”。杨绛笔下的《老王》，有的只是平静的叙述，但平静叙述比大声的疾呼，更令人嗟叹。这不是一般的抒情，这是渗透着智性思考的抒情。《老王》也并非简单的“对弱者的关爱”，而是对弱者的愧疚，是对弱者无声的歌颂。《老王》这篇文章还被放在苏教版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中，有人认为，倒不如放到必修五“直面人生”专题的“苦难中的尊严”板块中。理由是“‘底层的光芒’这一提法本身就有一种话语霸权的意味，一种居高临下的惊奇，一种‘我们’俯视‘他们’的优越，是身份决定品性论的自然流露，好像底层人天生就不应该有光芒，更难得有光芒。”这一分析有些求全责备。不是底层难得有光芒，而是底层的光芒一定是由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通过纸和笔来揭露和张扬的，因此，笔者倒认为《老王》放在“底层的光芒”较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