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边缘化思维的表现形成与危害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思维视觉化的表现”。
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我们用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理念去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的利益不断被边缘化，在政治、文化、国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升华，农民阶层在各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农民的边缘化思维正逐渐形成，对和谐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出来，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按照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当前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校学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第二类是青年农民，他们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农民工”的经历，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庞大群体；第三类是中老年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村和农业的留守群体，但实际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本文所指农民皆为后两类）
一、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形成与表现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促成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代表法》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规定各级人大的一个农民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人口数比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八倍缩小到了现在的四倍，但显然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要少、权利要小。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农民代表为5.14、第二届5.46、第三届6.87、第四届22.9、第五届20.59、第六届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届8。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利益群体急剧分化，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实际的经济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领导阶层。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同时由于广大农民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农民“失语症”。“三农”问题只是“上热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种农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农民“失语症”蔓延，各级政策未能很好地与农民意志相衔接。
在对县、乡（镇）的农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调查中，我们听到反映最多的是“党代会其实是‘书记’会，人代会其实是‘××长’会”，这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即使发言或是提出议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轻，久而久之，农民便失去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代表对会议留念也就仅止于会议间的招待和礼品。有不少人总是一味强调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下”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阻碍因素，这种说法极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在竞争中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公平性和专业化，我们谁都不会承认现在我国农民的素质要比古希腊民主时代雅典市民的素质差。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村民自治上，青年与中老年农民这两类人群表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参与心理。青年农民作为乡村的强者，其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中老年农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乡村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迫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亲自回村、请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参加了选举，也由于经济利益相关性弱或是对现场和被选举人情况不甚了解，并没有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选举意愿。从而形成了青年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无所谓态度，农村政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就农民参与的踊跃程度，表面上似乎说明当前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但实事上主要是因为村干部职数明显减少，中央出台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广大农民因亲属关系、宗派主义或地域缘故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村级组织对参加选举的农民承诺给予0.5－1个义务工/天或5－10元/天报酬的结果，被选举人的经济回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感觉在市场竞争中富贵无门
社会学理论
认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即财富、权力和声望，其中财富即经济收入是首要标准，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农民的经济地位实际是在不断下降。就全国而言，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间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平均数下掩盖着的贫富分化式的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正成为不能充分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边缘阶层。
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实农民与个体工商户的实质是一样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只不过身份是个体农业户而已。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况来看，说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现在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绝大部分农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场”与“小农”之间、刚刚甩掉“最贫困的纳税人”帽子的广大农民，有所作为的念头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农妇、山泉、有点田”。
从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亩半，而且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已相当紧张，农村劳动力正大量富余出来或成为隐性失业者，青年农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与市场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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