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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农民增收的新思维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推动理论创新是重要前提，加快制度创新是根本保证，促进科技创新是基本途径。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三农”问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以创新的思维、多维的视角深入研讨农民增收的新思路与新对策，以综合的措施推动农民收入的有效增加，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推动农民增收的理论创新
（一）科学把握资源配置两种机制的辩证关系，优化宏观调控，克服“市场失灵”。在资源配置上有两种机制，一是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二是宏观调控机制即“看得见的手”。联系“三农”问题来考察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我认为目前农民增收缓慢等诸多问题形成，说到底是由于在资源配置上出现偏差。市场机制倾向于把资源配置到非农产业和城市是必然的，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有失灵的时候。针对市场失灵，宏观调控应起到弥补其不足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方向也同市场机制一样，倾向于把资源配置到非农产业和城市，这样就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导致农村经济总量太小，在农村人口总数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必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针对这一现象，当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作出上述判断之后，改变这一现象的基本思路也就已经明确了，即转变放大“市场失灵”负面效应的宏观调控方式，转而变为对“市场失灵”进行弥补，亦即宏观调控要把资源有效配置到农村。但我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其理论根源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不同功能。在城乡关系上，他们以为同样的资源配置到城市效率会更高，是在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他们忘记了，市场失灵本身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方面的损失，如果宏观调控再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放大，效率损失就会更大。如果宏观调控也按市场机制思路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只有宏观调控之名，而行越俎代庖之实了。
（二）深刻认识农村与城市经济的双向互动性，扩展农村市场需求。
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方面，正确的方针应当是：给农村以资金，给城市以市场，二位一体。计划经济理论先工后农、先城后乡、反哺农业的基本思路，实践已经证明行不通。其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现代工业迫切需要市场的产业特点，未能深刻认识到城乡经济的双向互动性，看不到给农村以资金就是给城市以市场的辩证关系，阻抑了市场需求。日本与韩国发
展农业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在实现工业化或者说经济起飞阶段，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大规模向农业和农村投资。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快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切实消除阻抑农民增收致富的体制性因素，推进制度、体制创新，是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一）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8亿农民的利益。
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基本格局。这些权利的实现是激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源泉，是改变农民命运、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的重要保障。
（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大力推进城镇化战略。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状态下，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太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而减少农民数量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通过推动城镇化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长期根本措施。
加速推进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首先必须从宏观上彻底摒弃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隔离政策以及城市倾斜政策，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乡平等发展的制度及政策体系。其次要重点建立城乡开放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尤其是城乡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拆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政策性樊篱，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功能性分割。特别要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把现有的以居民身份为主的管理转变为国际通行的以居民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彻底消除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身份歧视。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农业和农村投入倾斜以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要建立国家财政收入增量直接惠顾农民的经常性、制度性管道，为农民增收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其次，在具体的财政资金使用中，应逐步凸现对农民的倾斜，主要通过启动农村公共工程政策，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并让农民主要以“以工代赈”的形式物化这些投资，大力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建设一批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的项目，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四）精简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
有资料表明，全国乡级财政供养人员达870多万，每乡平均约200人，其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村税费改革要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在全国农村推行，以切实减轻广大农民的税费负担。同时，中央政府还应尽快把农村义务教育工作负担起来，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将会发挥立竿见影之效。
（五）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拓展就业空间。
农业经济中产业结构水平低，二、三产业比重过小，就业空间窄，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重点应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基本思路是优化第一产业，拓展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一产业，关键在于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战略转移。拓展第二产业，应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重要进入领域。第三产业在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优先、重点发展。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住宅、社区服务、旅游、非基本医疗服务和保健、广告、法律、会计、咨询、技术推广、农产品经纪人等大量的第三产业则几乎没有起步。这些产业将为今后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也可成为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主渠道之一，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生长点。
（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维护社会公平。
作为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目标应该是一元的，即让每个公民都享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我们不能只把农村人口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贡献者和劳动者，而不是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人群。社会保障政策的差异，只应体现在公民因从事职业的特点不同，保障的具体内容、具体项目可以有所差异。在社会保障、就业、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应给予农村人群更多的公平待遇。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对农村人口不公平，实际上是违反我国宪法基本精神的。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科技创新
加速农业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把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投资于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术。
由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变化，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必须有重大转变，即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性增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比例，增强农业的市场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获得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和广大农民使用技术的能力，大力发展“三高”农业、特色农业。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证明，对农业研究开发的长期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任何农业科技创新
和技术扩散都有明显的大国规模效应。袁隆平院士创造的“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水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三大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应增加第四大项：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普及专项支出，应不低于政府用于农业支出（2000年达745．8亿元）的10％-15％。即使如此，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农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足0．1％。
（二）以信息化为手段，加速全国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建设，克服信息不对称。由于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信息化水平低，使得农民缺乏了解市场供求信息的渠道，增加了农产品的卖难，阻抑了农民的增收。市场分割，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是导致信息闭塞、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网，以帮助农民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供求信息和价格趋势，使他们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农业生产，以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
（三）以加强农村教育为先导，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是推动农民增收长期性、根本性的举措。我国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8亿多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文盲半文盲占23％；1亿多乡镇企业职工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1％；乡镇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技术人员，中专以上学历仅占11．4％，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3．8％。农业劳动者的现状，决定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农民接受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教育，使年轻一代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基本技能，具有城市文明的基本素质，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