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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
作者：红安县检察院 夏俊杰
任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都需要一定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价值资源，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政法系统的集中体现，以中国法律思想史解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深化理解其精神实质，培育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是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与灵魂，从法史学渊源来认识，可以追溯至秦朝。秦代作为中国监察制度的发源地，最早设有专职的监察机构，以御史监察各郡，弹劾纠举百官违失，与当代检察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秦代官箴《为吏之道》也通篇论述了为官应遵守的道德及警戒之语。提出“吏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勿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吏有五失”：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凡官吏能做到五善，则给予奖赏；反之，有五失者则受到处罚，直至“身及于死”。秦以后御史制度累有变化，唐承隋制，设御史台督察行政与司法两大系统之违失，在考课官吏品德和才能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品德方面的四项标准：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简单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二十七最”是根据各官署执掌之不同在才能方面提出的具体标准。其中提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这些都与现代法治思想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忠诚”是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忠诚是前提，是保证。“忠”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创造新世纪、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一笔精糟混杂、瑕瑜互见的历史遗产，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和超越时空界限的稳定性。“忠”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存在。在历史变革的漫长岁月中，“忠”文化走过了一段充满荆棘的发展之路，它在逐步衍化为原则性规范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观点，例如：汉代的“爱民为忠”思想、宋代的“忠君报国”思想。“忠”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准则，直接关系着社稷安危、天下兴亡，虽有维护“君统”之嫌，但基本精神是恤民安国。因此，传统“忠”文化的现代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公正无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由此可见，忠乃做人之根本，从职之前提。古人谓：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暗。因此，只要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国土之上，须臾都不能离开忠诚二字。
“为民”是政法干警的宗旨理念。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为民是主题、是目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蕴涵着一条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这便是跨越了远古的“天本”、殷商的“神本”，生成于春秋，成熟于两周，衍化于秦汉的“民本”思想的原始表述，更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从周初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到春秋的“民为神主”、“君为民设”，再到战国（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不断的飞跃、发展，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之作。但究其本质而言，古代民本思想仍是统治阶级的治人之术和牧民之道。相较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执政为民”思想不仅继承了民本，更超越了民本，还衍生了“执法为民”等具有职业特性的先进思想。“公正”是政法干警的神圣职责。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公正是灵魂、是核心。公正的观念最早产生于上古时期，《史记〃正义》中说：“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这里的“平”、“正”，即公平、公正。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因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士”官，以正直著称，故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相传远古，中国有一种瑞兽，称之獬豸，又称“法兽”，为皋陶所饲，状如麒麟，独角高额，具极高智慧，能辨忠奸断曲直，视为法律与公正的象征。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以后，“公正”之司法文明逐步迈向成熟，表现在刑罚方面则为“慎刑”的思想，慎刑是指用刑慎重不滥，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情，执法公允，使刑罚轻重适中。荀子隆礼，又重法，他认为公平是司法审判的标准，宽严适当是司法审判的原则：而偏听偏信、赏罚失当是司法审判的大敌。这些理念虽已展露出现代法治文明的曙光，但在当时仍只是作为道德观念在提倡，并未作为评价制度、规则的价值内涵。直到1840年之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公正”的评价才开始涉及制度层面。其认识渊源和制度萌芽，在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给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廉洁”是政法干警的基本操守。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廉洁是基石、是根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博大精深，反腐倡廉更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课题。中国文字最早关于“廉洁”的记载源自战国屈原的《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末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同时期，法家的廉政学说也尤为引人瞩目。法家从人性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既主张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防止腐败的产生，也主张从道德的层面对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管子说：“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统治阶级则通过政治宣扬，旌表廉吏、惩罚贪官，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的个人和家庭。这些被系统化的廉政制度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廉政社会文化、廉政行为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对廉政问题的缜密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所以，我们要充分尊重与批判借鉴先祖创造的廉政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廉政文化才能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色；才能够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