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
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
人民网北京6月17日讯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结合庆祝建党85周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来自首都和有关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聚集一堂，共同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以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发言全文：我提供给大家的资料比较长，主要就是列举了一些材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者叫“命题”或者叫“原则”的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情况作了一些梳理。这篇文章分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过程才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它不但是对王明所代表的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否定，同时也是共产国际长时期内对各国党实施统一指挥的领导路线相对，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概念的提出又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改变领导方法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别国经验的论述密切相关。
如同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确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作用一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问题，也应考察一下共产国际七大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关系。
虽然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距3年时间，但其内在的联系还是明显的，我提交的文章列举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关于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应用国际经验的有关论述，以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说明了中国化的提出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
同时又举出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关决议和季米特洛夫有关论述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回应情况，说明了共产国际七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节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武器。
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而中共又刚刚遭受过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阶段。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集体不能不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格外重视，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了。
第二部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和全会达成的共识。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以后，又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错误，对党的领导事业造成了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纷乱，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特别是1938年4、5月间就中国抗战形式与中国工作和任务向中国共产国际做了全面的汇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直接的历史背景。
文章列举了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张浩等领导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是如何决议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说明这次全会不仅由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且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其中对王明的态度特别做了交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当时，它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呢？我理解当时主要是在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为了做到灵活运用，就必须：
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实质。
二、必须切实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等特点。
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使之能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四、坚决摒弃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验教条化。总的来说，这时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
第三部分，六中全会后概念的运用解读和认识的深化。
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除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之统一的提法。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
龚育之同志的解释是前者中国化的提法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这个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很恰当的。
尽管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概念，但由于这个概念已经在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快，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相结合”的提法一样，仍经常出现在会议、报纸、刊物之上。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加以运用和阐发，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和深化。文章列举了六中全会到七大前大约20条材料。涉及到毛泽东与高层领导人彭真、张闻天、刘少奇、朱德、陈毅、任弼时、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和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杨松、张荣新、邓拓等多人的论述。认为这些论述充分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不仅曾在党内广泛使用，而且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
就是说，不但要按照中国的实际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上的拓展，意味着已经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化作为一项原则和任务，同界定这项事业取得的成果结合起来。第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被全党所承认，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做了初步的总结。这中间曾经有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多种提法。经过选择，到中共七大的时候，最后统一起来。
第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无止境的伟大事业。
第四部分，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的总结。
七大召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飞跃性的成果，这就是已经被全党确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七大对此作了系统总结。
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系统总结，主要是由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完成的。但张闻天在刘少奇报告之前所作的大会发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篇章。张闻天的发言结合中国革命曲折的历史和个人认识的过程，提出这样几个必须：必须抛弃“以为中国不能产生马克思与列宁这类伟大人物与马克思主义这类伟大思想”的错误观点；必须承认“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必须在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与宣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张闻天的发言还从九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无疑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理论性的，也无疑对刘少奇十多天后的报告提出了参考。刘少奇的报告是全党认识的集大成，从这篇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统一称为毛泽东思想，报告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的界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更深刻的概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艰巨性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进行这项事业的原因做了深刻的阐述。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它以伟大事业本身的理论高度，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提出了建立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第五部分，中苏两党争论中毛泽东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部分首先说明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什么把当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所做的考察是由外部的影响所造成的，并且认为这个改动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实际上的含义并没有改变。事实上建国以后，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各种形式的著作（文章、报告、讲话、谈话、批语、修改件等）中，反复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这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他始终坚守着这一理论和原则，他还在1956年明确提出过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广泛使用建国以后一般已不再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成为苏共攻击中共的一个问题，具体的矛头所指就是刘少奇在七
大上提出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本来是毛泽东提出的，苏联方面为什么要以刘少奇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呢？这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的这个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毛泽东选集又对这一提法做了改动，而刘少奇不但在七大上的报告中频繁的使用了这个概念，而且在1950年将报告改名《论党》再版，以及后来多次印刷时，也没有进行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照旧保留在著作当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表明了他们以世界革命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权威自居的心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一次明确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两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做中国化。当然还有别的“化”，这件史事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变，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始终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是客观事物的必然要求，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终生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
六、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广泛应用。
这部分首先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直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他同毛泽东一样，在讲到对待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申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且他把对这一原则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
第一，邓小平认为，这一原则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功绩。
第二，指出这一原则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
第三，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对待毛泽东思想。
第四，指出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中国对待别国的经验，也适用于别国对待中国的经验。
第五，他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也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不但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而且坚定不移地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又推动理论的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正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通俗并更带中国特色的概念，被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
文章列举了从党中央到中国领导人到学术理论界重新使用这一概念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和命题的强大的生命力，也可以看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更加强调了民族化与当代化的结合，几代领导人就像接力一样，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由于文章涉及的范围很广，本人接触材料有限，再加水平上的限制，不完备，不准确，不恰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同仁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