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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
————————连广顺
98年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朱镕基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对总理所谈到的内容几乎不懂，只听懂他说要想办法提高粮食价格。身为农民家庭的孩子，对这些谈话内容自然是很喜欢。但深深吸引了年幼的我的，是朱总理的说话方式和语气，与任何一个在电视上讲话的官员都不同的语气。
几乎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直到今天，朱总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声音仍然意犹在耳。后来《时事政治报》、《半月谈》、《参考消息》、《商界》、《瞭望东方周刊》等。看得最多的电视是《今日说法》、《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联播》等。不论是上课还是放假，我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从来没有停止对“国家大事”的关注。
通常情况下，我没有哪一天不上网或读报看几篇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关的文章；我看过的书，除专业之外，几乎全是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关的。
后来我惊讶的发现，我所看的，全是一些反映现实或分析现实的报道和书籍，基本上没亲自翻看过提出并论证基础原理和基本理论的书，也就是一些经典书目。这使得我的理论积累很差。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开始有意识的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今年认真读过的，有关政治、经济问题的经典书目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其中，罗尔斯的《正义论》读过了也很难深刻理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还没读完，而洛克《政府论》的观点和论证都远不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得独到和严密。故选择把《国富论》的读书笔记进行整理和拓宽，并打出来，以当作业。
我曾经在某网站看到一篇文章，了解到郎咸平与杨瑞辉合著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书中对于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的内容引用很多，在这些更加增大了我对于这本书的阅读兴趣，我想一探究竟，深入资本主义之父的内心世界。此书成书时间在《资本论》之前，有人说马克思对于这本书有很深的研究，我宁可信其有。因为文化是具有传承作用的，任何一种智慧都不可能，横空出世，《国富论》对于马克思总会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影响。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不断吸取养分，成长成熟期。感谢杜老师布臵的作业，它使我对《国富论》的理解更加自觉、稳固、深入和成熟。以下是《国富论》的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１７７６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１０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说）。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第7—8页），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第495—582页）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第588页）
9．赋税四原则：1公平 2稳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另外一个较为深刻的感受，是读经典书目的感觉确实是一种享受。去感受大师的思维和历史的气息，往往会对现实有一种顿悟之感：原来古人是这样认识这些事物的，而且是那样的周密和深刻。看来，要想深刻而周密的认识当今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看多少经典的书籍都不为过！
内容提要：《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有言，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创造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早以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全球发行。而他本人也因此被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本文主要是以他的“分工论”为主要论点。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关健词：劳动；分工；利益； 主要内容：
一、斯密眼中的物质财富起因
书名就十分贴切地概括了其研究主题.在斯密看来,物质财富的起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斯密着重研究了第一个因素,即劳动因素.他认为,劳动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既然劳动分工是如此重要,因而斯密着重考察分工。
〔1〕分工存在的理由
《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论分工。斯密认为，分工程度是一个国家产业、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民财富增长状况的标志。他对劳动分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认为，劳动生产力的高低，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水平，都同分工紧密相关。斯密以别针工厂为例，说明分工可以使效率大幅度提高。他指出，一个工人在没有受过业务训练并且不熟悉机器操作的情况下，一天或许一根别针也造不出来，最多也不会超过20根别针。而将整个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安排不同人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效率则会提高许多，可以将一天的产量提高到每人4800枚。
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没有发展，没有前进。而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迪尔凯姆的观点中，他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我认为该观点和斯密观点相反，迪尔凯姆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一。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我也比较赞同迪尔凯姆的该观点。
（2）劳动生产力改良
不过在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欲望，为了其的利益满足，个体制造往往不能满足这么多的利益需求。而分工可以做到，来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附近有从事不同产业的生产者。一种劳动产品能与另一种劳动产品相交换，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条件，若劳动产品不能交换，劳动总量几乎总是会减少。当某种劳动产品获得了新市场，从而产量增加时，产量的增加并非总是靠牺牲另一种产品而取得。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常常是新创造出来的，是新劳动的成果，或者是改良或合作帮助劳动获得的成果，而如果没有提高产量的动机，人们也许不会进行改良，也不会进行合作。所以在产业与改良达到最高程度的国家，各种职业的分立，通常是最为发展的。早期社会状态中一个人的工作，在改良的社会状态中，大多数成为若干人的工作，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农民往往就是农民，制造者往往就只是制造者。因为在农业上的种种劳动在一年中是随着季节而转换的，所以要一个人不断从事一种劳动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若进行劳动分工，分成犁者，播种者，收割者等等，最终的农产品要么单产低，要么质量差，要想培育新品种，大概是不可能的吧。农业上使用的劳动一切不同的部门，不能这样完全分离开来。但是生产一种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亦往往分许多人分任。也许就是这种技艺绕到生产力的改良，所以农业总跟不上制造业。
固然，最富裕的国家在农业上是和制造业一样优于一切他们的邻国的，不过，他们在制造业方面的优越比之农业方面的优越通常是更显著的。
（3）分工导致效率提高的因素
斯密归纳了分工导致效率提高的三大原因，一是专业化可以提高员工能力，二是减少同一员工在不同工作间切换的成本，三是发明创造。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归纳为三点，即能力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和技术进步。
但是必须指出，这三点都是静态的。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动态的眼光，便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员工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分工的意义已经失去，此时合并反而会提高效率。
其次，分工也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很容易理解，因为各道工序间需要进行产品传递和信息交流。
再次，不排除有一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个员工可以借助机械或某种技巧，可以独自承担原来由多人分担的工作。
不妨先举一个抽象的例子：一件工作有甲和乙两道工序。
（a）班组里每一个员工均同时承担甲、乙工序，整体效率为A；
（b）实行分工，将甲和乙工序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不同的员工，每一个员工皆只承担一道工序，整体效率为B；
（c）分工以后，专业化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经历了很久一段时间，员工们提炼出了新的劳动方法，总结了很多经验，或者有新技术出现，甲和乙工序并不象a阶段那样有着很高的专业门槛，逐渐出现了一些可以同时承担两项工作的员工，再合并工序，由一个员工同时承担甲乙两道工序，此时的整体效率为C。
在这个例子中，效率C>效率B>效率A。B大于A的原因是斯密所讲的分工导致效率提高的三点，而C大于B的原因也是三个方面，员工能力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减少了工序间传递的成本），技术进步。
二．《国富论》---不朽的丰碑
人以及社会甚至世界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试错”中一步步成长，发展，变化，有个体劳作到分工协作，再到人机分工协作。我们感受得到这个旅程是艰难的。每个人智力，神经如果正常，在没做意见事都是其认为是对的才去做。分工就是每个工人以其所有的智力去想，为了自己可以省力点，每个老板或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财富固然会想方设法去做一些事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外，亚当斯密还谈到了阶级论、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
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这从一开始的他对分工的讨论中就有此思想。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亚当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但另一方面却会是资本家过于盲目地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这并不是设想，现实中最著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佛时期的美国了。也正因为那次的经济危机，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靠看得见的手。二战时期苏联的下场，就是因为单单依靠宏观调控导致的下场。所以说，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
亚当斯密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巨人，不是没有道理。他，让我意识到了，原来经济理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或许我的赞美不能为他的荣誉锦上添花，但是我还是要打心底说，他真的很伟大，而《国富论》，也应该是经济学著作中一部不朽的丰碑！
郎咸平——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维，中国才有希望
(2012-01-29 20:26:59)[编辑][删除] 转载▼ 标签： 分类： 管理大道
杂谈
注：本文为我和杨瑞辉合著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前言
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 Alois 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 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 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
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
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阐释这个理念，我特别把我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放在本书中，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