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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我国三农的关系
严峻
较早描述市场经济的成型学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后来才叫主流经济学。这种学说是教人如何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去实现城市资本积累的。18世纪之后，当资本积累到达一定的程度，便有了向海外扩张的行动并以“滴漏效应”的方式反哺国内农业，历史上称为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回事，前者是产品交换上升为商品流通的水平，后者是近代以来的政治范畴，它赋予剥削和贫富分化的合法性。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市场经济可以学，但万万不可对资本主义亦步亦趋。毫不客气地说，20多年来我们在对这方面的把握上，有失偏颇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的社会生产正本清源，经济呈现飞跃式的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时间困扰着我们的温饱问题。1983年，决策层认为有必要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向城市转移。然而，一方面是人们被胜利冲昏头脑，另一方面则是出自（死板的）中国式思维的缺陷，这一“转”竟没有把继续推进农村改革考虑在内，加上外资开始涌入，人们就把金钱等同于物质财富，把货币收入既少又慢的农业和农村晾在一边，所考虑的是如何招商和分钱。可以说是一放不可收拾，原设计中的工业企业承包制急剧向私有化趋进。鉴于中国生产落后，企业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城市的发展和扩大，以及城市人私有财产的积累，都只能通过不平等交换的方式对集体所有的农村进行盘剥。城市走向欧洲，农村沉向非洲。
农村虽然被放弃，但毕竟要发展，没有政权及政策的切入，其发展就像没有
得到肥料的作物那样呈扭曲的伸长状态。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化，一条幽灵——民工潮就像影子一样随而涌动。
农民为了像城市人一样收入快捷化，自然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同样开始放弃农业。这是政策导向所引起的历史性转换，正是这种转换，直接推动工业产能的过剩和城市重复建设。如果当时能把农村进一步改革统筹起来，则城市的工业企业和人事组织就会出现反哺农业的东西，比如适合各种地形农机农具的制造，对多种多样农村特色产品的研发，农副产品加工、推介，贸易的形成等。基础夯实了，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出现想要转变发展方式都难的尴尬局面。也许有着众多人口集体所有的支撑，使高层理论者们不把农村的陷落当回事，还认为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世界工厂”的出现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成绩。随着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猛增，便有了凭代工搞举国贸易的主流意识。
1990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叫来了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锦华，动员他担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兼党组书记。8月18日，陈与经济学家洪虎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布置了两份材料，一份给综合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另一份给国外经济司副司长江春泽（女）。我要说的，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怎么不搞综合研究，而是让过细分工的国外经济司草？江春泽写出了近万字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背景和当代实践》。陈锦华看后觉得“非常满意”，把题目改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然后上交中央。10月的一天，陈锦华接到江泽民的电话，说材料很好，他看了两遍。过不久，中办又来电，指示加印20份，让更多的人讨论。
至此，人们已经忘记三农对城市的支撑关系，只认知外国对中国的“拯救”
关系，还邀来一群世界达沃斯论坛的经济学家，会见时李鹏用了江春泽的话：世界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已经有100年，最后大多数国家还是选择了市场经济。就这样，把三农作为垫底之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了弦。
主流经济学家的靡靡乐声从窗口飘进来，大学中不少经济学家立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理想主义”的产物，争先恐后披甲上阵，把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奉为圭臬。在一次两会上，证劵市场的发起者肖灼基这样反思：我在大学教了4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照今天的情形看来，这些教科书应该“推倒重来”市场经济理论先锋吴敬琏则力挺江春泽的文章，说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的联系”。（以上情节除肖灼基的言论外，余皆参见32期《中国新闻周刊》）高层智囊市场意识已形成，1992年推行市场经济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的舆论渲染之下，中国社会放弃了艰苦创业的意识导向，只顾行乐及时，罔顾把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给资本主义世界。
笔者无意反对市场经济，因为这是世界性的趋向。失误之处是没有把农村发展统筹起来，让中国农业伸长出自身的工业化模式和城镇化模式，并由此走向市场（我认同中科院院士赵其国的这个创见）。而我们的做法，实质上是在走“去农业化”的路子，结果一退再退，到了2001年加入WTO，谈判中所承诺的绿箱和黄箱补贴竟低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我想起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最高检察长张鼎丞在京逝世，闽西老家的干部组团前往慰问其家属。一进门，作为从炮火中走过来的张夫人不等乡人开口先发了声：老家来人，我知道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今天担忧的是政局问题。当乡人问及担忧什么时，老人简单地说：“没有农民心”。
就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在政要人物身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个个从善如流。时代前进了，今日的国际关系比以前复杂得多，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政要人物日理万机，总无可能像革命时期一样处在底层全面把握民众的意向。在决策过程中，两会代表和委员、智囊机构中的专家和学者，便是民众的代表人物了。年年照此运作，路熟车轻，以符合程序为正确，谁都无暇顾及未来的是与非，谁都不愿意拿着基层的典型事物去指导改革全局，谁都不想背上哪怕是正确的“独断专行”的评价。有关如何让高层意识与基层民众的意向取得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单说农民心、意犹未尽，还要展开。
一个处在农业大国历史位次上的社会，以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去支撑一个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非农阶层。在非农工业企业因失去本国生产特色而没能赚取边际利益的情况下，农业萎缩，农村陷落，农民被迫四处飘泊成为必然。当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作用下，国家财政已经骑上了过度地投资和亏本的出口这一虎背。现在的情形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诚信丧失、创新乏力、风险逼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观察到了这种他们所希望的火候，在我周边布置了半月型迫击阵，目的在于迫逼我国内动荡，它就立即插手，把中国改造成它所需要的社会。
怎么办？篇幅有限，再说吧。
作者单位:福建省龙岩市科普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