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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陌生——民国年间的历史画面.........................1
（一）、何谓历史真实？..........................1
（二）、如何表现历史真实......................3
二、操蛋——鹅城百姓人性弱点的揭示.................4
三、忍耐——让子弹飞一会儿........................5
真实只有一个
——由《让子弹飞》谈文学两种真实的殊途同归
卢国坤（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 2010年贺岁档，一部姜文指导的电影《让子弹飞》席卷全国，创造7亿票房神话，同时引发广大网友热烈讨论。《让子弹飞》究竟魅力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从文艺真实性角度来看，《让子弹飞》实现了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的完美结合。前者是西方传统文论所标榜的真实，而后者则是东方传统文论所推崇的真实；前者是客观之诗人的艺术追求，后者则是主观之诗人的美学理想；前者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的看家本领，后者则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手中王牌。因此，这两者实在是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几千年来文论界不断上演着这两者的交锋与对话。实际上，即便是某一派别中最激进的狂热分子也不会否认，这两者是不能完全割裂、只存其一的。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讲到的那样：“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那么，这两者到底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本文就试图借助接受美学理论，通过对“作者”电影《让子弹飞》的分析，指出其再现民国年间历史画面、剖析鹅城百姓人性弱点与表达“作者”姜文个人生活感受之间的关系，揭示前两者（属于再现现实）与后者（属于表现心灵）两种真实殊途同归的关系。
【关键词】 《让子弹飞》 再现现实 表现心灵 真实
一、陌生——民国年间的历史画面
（一）、何谓历史真实？
在文学理论界，有所谓的“接受美学”理论，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在1967年提出。在接受理论中，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文本是一种永久性的存在，它独立于接受主题的感知之外，其存在不依赖
于接受主体的审美经验，其结构形态也不会因事而发生变化；作品则依赖接受主体的积极介入，它只存在于读者的审美关照和感受中，受接受主体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左右支配，是一种相对的具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
具体来说，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本身有一个蕴含着“召唤”的结构。“伊瑟尔认为‘文本’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召唤结构’（Appllstruktur）罗兰·巴特则称之为‘期待结构’，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说法指的都是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文本为读者预留了无数的意义空白点，期待或召唤读者用自己的经验、体会、情感和理解去将它填满。”
文本为读者留下了许多“空白”或“不定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加以“具体化”（concretization），将其填充起来，从而产生意义，使文本成为审美对象，成为真正的作品。比如，《红楼梦》中并没有具体描写林黛玉的形体相貌，留下了许多“空白”或“不定点”，从而使得不同的读者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到不同的林黛玉。
通过接受美学的理论，我们发现，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本是永恒的，但也是不可知的，所以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当任何一个人对文本进行关照、解读时，他都会加进自己的情感经验，从而“破坏”文本的本来面目。作者都不能例外，因为任何作者同时也必然是读者。对文学的接受是这样，对历史又何尝不是呢！
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因为与文学文本相似，历史同样留给了我们无数的“空白”或“不定点”，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去“具体化”，每个人知识经验的不同导致他们解读到的历史也会有很大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一切历史都是“我的自传”。
在另一部姜文导演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中，唐老师（姜文饰）夫妇下放到了小队长（房祖名饰）所在的中国南部农村。在小队长接他们回乡的拖拉机上，唐老师惬意地躺着，慢慢走进了下放地，他反复说着两个字：陌生。笔者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姜文个人印象中的“*”年代以及这年代中的下放地，即电影展示给观众的*年代景观，与以往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即观众头脑中固有的对“*”的印象，反差太大；当看惯了以往文艺作品的观众跟着《太阳照常升起》的拖拉机来到下放地时，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陌生。
在一次姜文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时，杨澜谈到姜文和别人的不一样，举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例子，在别人写到“*”“非常沉重、非常压抑而且是描写历史主干的时候，你找到了主干旁边的一条支流，描写一群孩子，他们有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青春时代”，姜文这样回应：“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觉得它不是主流„„你比如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其实觉得应该是那样。当然它（‘*’时）有八次接见，但是那个事儿不是一个经常性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事件，它有一定的代表性，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事件也有一个代表性，而且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不亚于其他的“串联”的红卫兵去**，对他来说，他跟米兰的关系，可能对他是最大的事。”
可见导演姜文懂得并认同一切历史都是我的自传的道理，在叙述“*”历史时，并没有向主流、定论靠拢，而是倾向于叙述个人记忆。
《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如此，《让子弹飞》中的民国也不例外。“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中学历史课本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定性，也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对民国根深蒂固的印象。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二）、如何表现历史真实
电影《让子弹飞》用了几个夸张的细节对民国年间的历史画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展示了一幅幅极不合理的现实画面：恶霸横行，官商勾结，欺凌、剥削百姓；百姓愚昧无知，任由恶霸欺凌、摆布；仁人志士壮志难酬，只得落草为寇，饱受误解。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描写这些历史画面的目的并不在于和史书争胜，炫耀自己的历史知识，而是为表达作者的思想感受服务。
第一个细节是张牧之（姜文饰）与汤师爷（葛优饰）初进鹅城，汤师爷查看了鹅城的账目，失望地说：
“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他妈的西历二零一零年。咱们来错地方了！”张牧之说：
“我倒是觉得这地方不错。”
“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
“老子从来没想刮穷鬼的钱。”
汤师爷走南闯北，在九个地方做过县长，对民国年间官场的规则了如指掌。听说张牧之想挣有钱人的钱，倍感荒唐，便给他上了一节当县长的必修课：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看到这里，观众对民国年间的社会现实瞠目结舌：县长是买来的，买官就是为了挣钱；县长挣钱就像跪着要饭的——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官商勾结，还得看恶霸的脸色。有权有势者就像红了眼睛的狗，死死盯着老百姓兜里那少得可怜的血汗钱，谁都想捞一把。
如果说以上细节表现的是民国年间的外部现实社会状况，凸显社会问题的严重；那么“不准跪”一节则重在表现当时老百姓根深蒂固的封建心理残余，凸显思想建设的落后：
小六子把县衙门口的藤蔓砍了，把冤鼓露了出来。卖凉粉的孙守义为了躲鼓，碰洒了黄府团练教头武智冲的酒，被武智冲一顿暴打。县长张牧之升堂问案，打了武智冲，并判他给孙守义磕一百个头。这时候，挤在县衙门口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刷刷跪下，高呼“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对天鸣枪，喝道：“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你们跪！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这时候，老百姓木了一会儿，又一次齐刷刷地跪下，高呼“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再一次对天鸣枪，喝道：“站起来！不准跪！”老百姓又一次站起来，张牧之满意地说：“哎，这就对了。”接着是第三次对天鸣枪。
《让子弹飞》的故事被安排在民国八年，这时候，皇上早就没了，可是皇上钦点的武举人还在；知县变成了县长，可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青天大老爷；三民主义宣扬的民权、平等、公平观念，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二、操蛋——鹅城百姓人性弱点的揭示
在张牧之成功策划麻匪火并，嫁祸胡万，逼迫黄四郎答应三天之内给县长一个惊喜之后，在小六子和夫人的坟前，张牧之和汤师爷有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张牧之回顾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本姓张，叫牧之，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不得已落草为寇之后，牧之也被叫成了麻子：“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他妈的长着麻子。”这时候，汤师爷评论道：“唉，这人可真够操蛋的。”实际上，这部电影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对于百姓无知、冷漠的失望，以及看透这种失望之后的坦然。首先，原著中并没有交待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电影自作主张，给它取名叫鹅城。鹅城碧水环绕，很像鹅的生活环境；而且，电影中真的多次出现鹅的镜头。所以，作者正是用“鹅”这一意象代表了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一城百姓，这是作者对普通老百姓的整体评价。
展开来看，影片中也有不少细节来对普通百姓进行刻画。比如，在武举人暴打孙守义时，围观百姓站在后面，拍着手，蹦蹦跳跳，喝彩叫好。幸灾乐祸、只顾看热闹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孙守义就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今天打的是他，明天就可能是我。再比如，在张牧之对黄四郎正式宣战的第三天凌晨，老三把花姐和假黄四郎追了回来，张牧之兄弟为了庆贺三哥回来，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出去，打在了黄府的铁门上。一时之间，枪声震天，火光照耀如同白昼。这时候，镜头切换到一户乡绅家里，他们感觉“不好了，要出人命了！”有一个人兴致勃勃，拍着大腿说道：“至少得死一个！”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在他看来，县长发动的除暴安良的起义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自己只需要站在一边看热闹就可以了。可是当起义最终成功，老百姓冲进黄府抢夺财产的时候，这个人也来到这里，来到县长面前，“县长，这两把椅子归我了”。
在鲁迅先生的《呐喊》中，有一篇名叫《药》的小说，其中讲到，华老栓为给儿子小栓治咳嗽病，花钱买了一个人血馒头，而这人血，正是来自革命党“夏四奶奶的儿子”。这里鲁迅先生用十分平淡的语调叙述了一个启蒙者被被启蒙者吃掉的悲剧故事。为什么平淡？因为鲁迅先生知道，被启蒙者虽然愚昧到吃掉自己的启蒙者，但他们并没有错，因为这愚昧正是启蒙的内容所在；启蒙没有完成，愚昧就会存在，启蒙者也就必然要面对自己的启蒙对象对自己的冷漠。
笔者认为，张牧之或者姜文对鹅城百姓的心情，正如当年鲁迅先生对“不幸”、“不争”的国民的心情，是“哀”且“怒”的。在“哀”过、“怒”过之后，他们也就看开了。所以，在电影最后，当张牧之给鹅城百姓发了抢，高呼着“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口号，冲向黄府碉楼，而跟来的只有五十只鹅时，张牧之表情复杂，说：“明白了，谁赢他们帮谁。”
这时候，他终于明白，老百姓是无辜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人性使然。他们一盘散沙，鼠目寸光，胆小怕事，欺软怕硬，谁赢帮谁，就像打雷要下雨，下雨要打伞一样正常。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没有人可以强行要求他们突然博爱起来，突然勇敢起来，突然善良起来。这固然令人心寒。但是反过来一想，又不难发现其中的好处。既然是合乎规律的，那就放弃温情感化，创造条件，利用规律，只要自己站在规律的方向，那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既然谁赢他们帮谁，与其以失败者的姿态苦苦哀求，还不如让自己成为赢家，到时候，一切就都顺水推舟了。
事实证明，张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当他抓住黄四郎的替身，营造出“黄四郎被抓了”的舆论气氛，老百姓果然纷纷响应号召，像黄河决堤一样，打进碉楼，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让黄四郎“输得很惨哪！”
三、忍耐——让子弹飞一会儿
20世纪50年代，在文学“作者”的地位受到挑战、结构主义和解构学说宣告“作者死了”的同时，法国新浪潮运动兴起，将“作者”这个极具人本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的文学话语挪置电影批评之中，奉之为圭臬，将“作者至上”理念推上巅峰地位。而在中国，从“*”结束开始，作者电影历经80年代对政治意识形态钳制的突围，90年代对商业意识形态腐蚀的洗刷，可谓命途多舛，举步维艰。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优秀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勇气和操守做着不懈的努力。其中，“作为个人风格一直延续、导演位居中心、具有不变主题的“作者”姜文，始终以个人对于电影的纯粹信仰自觉坚持创作带有强烈作者元素的电影。”
“作者电影”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具有最低限度的电影技能；
二、影片中明显地体现出导演的个性，并且要在一批影片中一贯地展示自己的风格特征，这个特征便是他的‘署名’。所以重要的不是某一部影片，而是他的一系列影片；
三、电影必须有某种内在的含义，导演必须通过他使用的素材来表现他的某种个性，并且这种个性应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按照这个标准，从1994年一鸣惊人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10年引起网络热议的《让子弹飞》，16年只导演4部电影，而每一部都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姜文，电影“作者”的身份确实当之无愧。姜文自己在接受《小崔说事》采访时也说：“（我的电影）都是我的自传，都是真事儿，没暗喻，”“想通过电影的方式，试图表达一点对生活或者生命的感受”。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电影“作者”的姜文，其作品实际上都是意在表达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或者生命感悟。具体到作品，“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太阳照常升起》在姜文心目中的地位最重，表达的是四十岁出头的他对生命的感悟，因而更深奥，更难懂；而“我送给观众的礼物”《让子弹飞》则相对浅显，表达的只是一些对生活的感受。而这些对生活的感受是通过姜文亲自饰演的电影男主角、响马县长张牧之的人生经历表达出来的。
张牧之的人生与姜文很像，包括生活的环境，面对的人以及命运的起伏。本文的三部分分别对应这三点相似之处。
姜文近年以来的导演事业并不顺利，期间最让他苦恼的大概就是艺术与商业、精英主义与大众接受以及思想表达与政治审查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1995年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以5000万人民币票房创下了199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同时得到国内外电影节人士的普遍肯定，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九五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榜首，可以说完美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这给初出茅庐的导演姜文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并不难调和，起码对于我姜文来说是这样。但此后的导演经历让他慢慢明白，让前辈们头疼不已的困难不是传说，而是活生生的事实：2000年《鬼子来了》因为没有通过电影审查而未获上映，2007年《太
阳照常升起》上映之后，观众普遍反映看不懂，因而票房凄惨，赔得血本无归。在此期间，观众围观看笑话，指指点点，说着风凉话。姜文对此应该是在意的。这样的经历反映到影片中，就变成了张牧之少年得志，17岁给松坡将军当手枪队长；而后却不得已落草为寇，被人辱称张麻子。现在，姜文带着《让子弹飞》强势回归，难免有人质疑，这次能不能打中？此时的姜文已不同于16年前，他在影片开头就自信地喊出：“让子弹飞一会儿！”并借汤师爷之口告诉大家，自己现在是做官的人了，不会再有匪气，“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忍耐！”
张牧之的队伍进了鹅城，姜文的电影故事也正式展开。通过比照，我们可以发现几组对应关系：恶霸横行、官商勾结的鹅城对应被政治和商业意识形态笼罩的当今中国电影界，任人宰割、愚昧无知的鹅城百姓对应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和分辨能力的电影观众，当县长对应当导演，跪着要饭对应媚俗求票房，站着还把钱挣了对应实现艺术与票房的双赢。
最终，张牧之打败了黄四郎，姜文也真的站着把钱挣了。可是，电影的结尾意味深长：张牧之听说老三他们不跟他回山里了，问：
“老三，你跟我在一块儿不高兴吗？”老三回答：
“高兴！——就是，有点儿„„不轻松。”张牧之把头转向老
四、老五，问： “你们俩儿呢？”
“有点儿„„不轻松。”
“老七呢？”
老七假装没听见，干咳嗽了几声，算是默认。
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矛盾心理：坚守艺术追求高兴，但是挣不来钱不轻松。所以，老三他们去了上海，去了浦东。而且在他们的火车上，居然出现了汤师爷打扮的黄四郎。观众难免要问，汤师爷死了吗？黄四郎死了吗？并期待姜文在续集能给出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姜文不知道，得问观众。
起码姜文不会跪下。在电影最后一个画面中，姜文又一次策马奔腾，向上海出发了。他的心里一定在想：“让子弹飞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