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学的幸福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型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幸福心理学与幸福教育”。
高峰（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幸福教育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
台湾的熊教授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孩子历史的书。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儿童都是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都是被教导、被驯化的，他认为在2000年的文明当中儿童从来没有成为主体和有价值的人。他研究了很多史料，很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现一个儿童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今天山东有一个现象，越往东越富裕，改革开放的程度越高，曲阜地区特别落后。儒家文化有它好的一面，但同时也容易让人保守、固化，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的教育家总是严禁孩子们玩耍，老人一直说不要玩了，快去读书、写作业，他认为玩是无用，其实按照孩子的天性，第一个天性就是玩，你不让他玩，孩子就不能发展。所以我们这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抹杀儿童价值、抹杀儿童天性的文化。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主要看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我说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古国不错，文明还得考虑。今天特别是提倡独生子女以后，整个社会富裕了，貌似真正把孩子当做人来看待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今天大人常常把我们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工具和手段，甚至是脸面，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我要打就打你能管吗？”这是典型的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美国法律规定得很清楚，美国孩子一出生就是美国的公民，任何人无权剥夺他成长的权利，所以在美国如果出现你打小孩、孩子在哭的现象，邻居一举报警察来了就把孩子接走了，剥夺你的监护权。但是，在我们国家，谁管你打不打孩子，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因为这样一种文化，导致了孩子没有童年。
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进入起跑线的争夺问题，这是目前我们中国现实当中的一个问题。高考有句话“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从高考来讲，全省考生根据分数排队，高一分可能真是跃居前一千名，但是孩子还没有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时候你跟孩子们说你要好好学，提高一分可以把千人踩在脚下是不对的。
儿童是有可塑性的，我们今天给了他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他将来就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这样的儿童文化必然导致这样的问题、现象。所以我们说从古希腊开始，当时对学校或者是对教育这件事的看法，观点非常鲜明，要培养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国王的传承并不是父传子的，国王是在全国发现有才俊的青年，作为一个继子过继过来精心培养，让他来接这个班子，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到后来我们儒家文化典型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读书人去成为入仕者，当官去拼天下，我们看教育是怎么过来的。
西方国家有一段时期对小朋友的体罚相当严重，你不要看今天这样一个样态，也是经过了一个教训，包括后来西方国家提出来要培养合格的公民。我们共产主义国家提出来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看这干什么，我们孩子还有很强的目标性。
我们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其实是经过我们教育教学的过程，老师和学生、家长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他的环境，他接触的物和学生成长的过程，慢慢地影响，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人来。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的人，他不完整、不理性或者说不幸福，这样一番教育过后，它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地方用了刘次林博士的一个学术概念，学校的影响就应该是培养一个好人，但是我们教育的施展，我们又决定着无法按照那样一个逻辑和规律去完全培养这么一个人，我们还需通过我们的教学、通过对分数的追求去改变孩子的命运，否则我们的政策和家长都不会答应，即使学校办得再好，孩子考试不行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基础教育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孩子们喜欢学校？昨天上午李振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行为教育是一种过程。你不能说我到五十岁再去获得我的幸福，不是的，孩子一出生到终结这个过程要追求他的幸福，他是一个过程的幸福。我们从六岁入学到十二三岁毕业考上中学，这段期间我们让他怎么喜欢学校，如果不喜欢学校，那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如果一进学校就害怕、担心、紧张、焦虑，那他来干什么。如果孩子不愿意来，说明教育的失败。
第二，老师怎样破除职业倦怠？今天以我们全世界的潮流来讲，老师工作倦怠不只是中国，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大陆问题特别严重。多种原因会造成我们老师的职业倦怠，老师们承受着四面八方的压力。是什么给了我们老师这么大的压力？我想今天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所处环境、法制问题等很多要素都会导致我们老师承受压力，譬如说今天家长举报你，原来他去教委告，现在他直接在朋友圈里发舆论。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结构，特别是信息时代，其实为我们老师增加了无限的压力，这个压力到今天也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第三，我们学校的管理模式。因为今天我们是按照人、财、物为中心安排的结构设计，我们怎样把学校的结构做个调整，目的使它富有活力，为老师们幸福的生活、孩子们幸福的成长做一个新的架构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架构的空间是不改变的，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整个的政策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多少年来，包括我的上学经历、我女儿的经历、邻家小孩的经历以及身边很多人成长的经历，当时在我们设立教育培训出版公社时，年年给我们处长写一个工作计划，其实我总是画饼充饥，每年写怎么高素质教育，怎么去做，说了很多的东西，但最终你发现局长说了、处长说了，可人家校长不一定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落实到课堂上。这里面有众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只要考试，人家就必然追分，就必然会布置更多的作业，你又不让他去布置，又要处理他，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些结构性的矛盾。
后来我就提出来有一个机会要去办一所学校，把自己的想法做一种探索。我来自胜利四小，李翠兰校长是一个专家，非常有办学的思想，应该说四小在她的手里三年的时间发展得非常快速，她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之前学校的生源多是片区内一线职工也就是石油工人的孩子，那时这个学校没有这么好的基础，李校长经过努力，把学校建设的很好，等我去的时候，这个学校在很多学校当中已算不错，但是比一二三小还是在后面的，是这样的情况。
之后我们提出“幸福教育”并做了一些思考，这个思考也是没有方向的思考，感觉想改变一种形态但是怎么改变切入点还没有找到。2002年的春天，我参加了一个双语的研讨会，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就是《幸福教育论》，这本书我一直读到晚上5点直到把书都读完。第二天开完会，我跟办公室你主任说，我帮我联系一下，这个刘次林老师我要再拜访一下，下午，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探讨了这个问题。刘次林博士的讲解让我对行为教育的思考进一步升华了。到了2007年，我跟着我们的导师又研磨了一年，这一年我主要研磨的是他的情感教育与“幸福教育”的对应关系或者是实践的模式。这一年的学习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大，尽管非常辛劳，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环境十分艰苦，每天读书、写报，但是那一年我对自己整个的知识视角和研究方法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开阔的视野。
后来，我把学校搬到潍坊，再后来我又到了北京，我想这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当然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我已达到彼岸，我还在继续探讨的过程中。我办过农村小学，办过城市小学；办过公立小学，办过民办学校；办过小学、办过中学、办过幼儿园；在地方和首都办过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分析了不同的体制，也体验了不同的办学管理机制。这种多元化的办学的体验让我的想法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基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幸福教育”。郑州一个区都在提“幸福教育”这个概念的，但他们是从政治学和管理学提的。清华大学引进了哈佛大学的幸福学，是从心理学提的。我们刘次林博士更多地是从伦理学来提的行为教育，因为他是德育专家。行为教育与情感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刘博士以上位思考对我们整个“幸福教育”做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和阐述，他用他学术的视角和视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想作为我们这些实践者，我们光认为这样还不行，需要把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想法落地，落到我们的课堂当中，落到学院里面。
我们试图以一种基于人生幸福追求与时间的教育主张，来进行制度设计。为什么这么提？我们上午的思考与下午的行动怎样结合起来达到一种理想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模型。
这是我去的第一所学校，昨天李振村所说的尘土飞扬的学校，当时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图片的左边，我离开之前那个地方已是一个广场，全用大理石铺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土操场，夏天有些草，到了秋天冬天风比较大，他去的时候是11月底，我晚上带他进去的，他一进门口就来了一阵风，一股土一下就把他搬倒了，所以他就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其实学校挺好的。
去年是学校的20周年庆，为了做一个“幸福教育”的报告回去了，其实我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应该说那一天我特别激动，老师们也都过来跟我合影留念。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思考的一点问题。在1760年左右，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写了《大教学论》，它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建立。夸美纽斯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班级授课制，就像今天我们有个会场，我一讲我们一百多人都可以听，这个叫班级授课制。在以前，英国是家庭教育，家里聘一个老师来上课，电影中就呈现了这样的状态。我们中国是家学、私塾。一个家族孩子一起上课，不是这样的模式，没有课程、没有教材，没有班级结构。
我看过这样一段历史，在1800年以前，康德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那一年28岁，他讲的一门课叫做《论述教育学》，这个时候教育学仍然没有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心理学的分离就更晚了，直到上世纪初才分离出来。其实真正分离的标志是1806年，赫尔巴特写的《普通教育学》，他给我们把教育教学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个界定到今天，我们今天学生的样态、教育的方式已然是他建立的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书很薄，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下，其实在大学里师范专业学的教育学，就是它的蓝本，不过加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在里面。
再一个就是参考凯洛夫的《教育学》。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中国是1952年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1956年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当时彭真说：“我们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需要减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一边批判，一边继续研究凯洛夫的《教育学》，我们中国没有一本《教育学》，我们没有原生的《教育学》。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教授写了一本《教育学》，试着用我们党的这个视角进行编写，但是这部书写完以后就得到了批判，他被关进了牛棚，其实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的理解，我们对上位的思考，我们理论的建构，我认为今天不能忽视两个人，特别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杜威，这个人主要的影响力在民国时期。当然这个期间我们受到凯洛夫的影响也比较严重，但是我想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阶段，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杜威有一个在华演讲特别著名，他阐述了他对教育的一种理解和办实验学校的一些做法。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学生像蔡元培这些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跟着杜威学成回国后进行了多样的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崇拜陶行知、蔡元培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觉得他们当初那些提法与教育的本质比较切实，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再一个提出来“交易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什么是改造？什么样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造自己原有认知的过程？把这种认知和体会形成一种体验，当然我们翻译也有关系，所以他提出来，教育就是孩子自己生活的本身，教育就是自己生长的过程，什么意思？这个孩子来到学校是接受教育，他如果跟他爸爸乞讨，也是在接受一种教育，不在乎于孩子是在学校内还是学校外，它的过程背后就是一种教育的过程，我不知道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我研究他的书，我认为他的理解给我们很大启发。孩子的教育是不停地在发生的，一般人认为，只有把孩子叫到面前教育才是教育，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他玩耍、偷盗、打架都是一种教育，教育没有正教育或者是好教育之分，教育的过程是他遇到的所有过程。
刚才我提到经验的改造。我端一杯水敢去喝，是因为经验告诉我这个水的温度烫不着我。但是很多小朋友没被开水烫到过，回到家太渴了，暖壶倒一杯水端起来就喝，第一口就烫着了，不过等他第二次再倒一杯水喝时他就会吹吹，这就是一种经验的改造。什么是教育？这就是教育，他长心眼儿了，他把原有的认识水平进行了变化，这个就是杜威告诉我们的一个原理。
他提出的另一个很清楚的观点，他认为孩子来到学校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让社会变成很多社会的有机结合。我们原来的观点是今天的学校是为儿童进入社会做准备的，而现在提出来孩子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来到学校不光是学习的，学习是一个纬度，重要的是来进行社会化的进程，要成为一个社会人，这是根本目的。
还有一本书叫《儿童社会学》，他说儿童是其社会化过程的契机参与者。他认为儿童是一种结构要素，社会童年是永续长存的。杜威到中国给他的学生来演讲的时候，当时陶行知陪同并担任翻译，所以后来陶行知先生提出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些都是杜威的一些思想。
还有一个人影响我们很大，那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我们张贴了他的一些经典话语。我到他的学校、到他的办公室，今天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样子，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里面，在我看到的这个方向，都是高大的书架、满满的书籍。到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学校真正地在做一种教育，一直到今天，当然有一些变化，包括他的女儿卡娅也对这个学校不满意，但是她依然严格遵守着他的办学思想。有本书叫做《教育智慧格言》，我们会看到今天中国的很多人一直在践行。当年我师范毕业之前，我回到了我的故乡，见了我的语文老师李希贵，他那时候是四中的校长了，我回去以后就到他那儿去了，他就说：“高峰，你是不是回到母校当老师呀？”我说：“行，我很愿意当老师。”然后他就从后面拿了一本书给我，就是这个《给老师的一百条建议》，他说让我好好读这本书，要做一个老师必须要读它。拿这本书回家后，我没当老师，这本书就押箱底了。一直到2001年当校长时听课，感觉有很多问题很迷茫，不明白这个现象为什么这样，就从箱底把这本书找出来，也是一天看了一遍，感觉书里说得太对了。于是我就把这些语言挑出来让老师们去读，每一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都说得十分清楚。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一种针对儿童的研究和视角，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到儿童中间，不能从孩子眼睛里看出去，可能我们对学校这么一个事物、这样一个物体就无法把握，我们就无法去透视，无法去真正理解它存在的价值。
陶先生说过我们必须变成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我们小学的老师经常变成小孩子。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儿，我们学校的老师天天跟孩子一块生活，容易跟孩子一样，但是我们还需跳出小孩子圈与孩子相处才行，不要觉得这个话很简单。
“幸福教育”，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找到最终的逻辑点，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互换、追寻和信仰，我们很难做到这样的程度。“人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还原为幸福问题”“人的目的也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无非就是要多快好省地实现人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幸福，今天我们经常忘了目的，把手段当成目的。我们把知识传授的过程当成了我们的目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一旦按着这个目的追求，教育必然是异化的，所以我们应该给孩子幸福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要研究并破解三个问题，可能还要做一些独特的探讨，在今天的社会形态和中国的教育相匹配的研究的视角下。
第一，解决课程高度同质化的问题。今天孩子不幸福、老师不幸福，这是整个学校的问题，或者说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我们可以归结为我们的课程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人与高度同质化的课程必然会带来矛盾，人的个性化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只有让课程适应每个孩子的个性化才能实现真正个性化的发展，否则孩子是不能自由发展的。
第二，老师的职业倦怠。今天老师们进入这样一个圈子，获得工资的同时必然承受着很多压力，特别是北京的老师压力特别大。每天早上7点半之前要到校，一直到下午4点半放学回家，家近的好一点，远的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咱们又不能耽误课。学校原来有一个会计，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她住在东城，每天早上都是5点就要出门坐地铁到学校，非常辛苦。中午老师还得在学校看班，工作的压力特别大，怎么办？我们说把食堂的饭做好，可如果老师在压力之下越胖越容易出问题，所以每年我都会给老师们安排高端体检，我觉得有价值。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没有倦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试着把倦怠感逐步减少、逐步释放，这是很重要的事。
第三，学校内部活力的问题。有一些是校长无法左右的事情，但我们要负责。我一般中午一定吃两份餐，一份老师的一份孩子的，为了监督食堂的质量。现在我要求我们的副校长和负责食堂的干部都要吃不同的饭，并要给我反馈，饭菜质量、口味，需要做一个反馈，不行马上要追究。我们要从优秀走向卓越，可能这个里面就有活力问题。昨天有位校长的演讲受大家的认可但是也受到了批判，想法很好，但是目前还做不到。校长的想法多了好，没有想法不好，如果说校长没有想法，老师想法过多也不好，最好的是校长的想法变成老师的想法，老师的想法很多很好，得是这样的状态。但是现实情况，我们的老师还需要一个引领的过程，不是说明天开始你去想，你的质量就提高了。因为达到一个理想状态的老师需要引领的过程，可能没有十年八年这个老师达不到，这个过程需要校长给老师提供领导力的空间。玉泉小学这些年一直在做，不管团队考核，还是个人团队积分，都在促进老师领导力的形成。今天评判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不是依据课上讲得怎么样来评判，而是与孩子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今天一个优秀老师的标准是能够协同同事、家长、社会资源为他班里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提供更多的课程资源，这才是一个好老师。这个好老师需要有很强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是老师的职业文化自觉。我们的“幸福教育”是有特定内涵的，追求教育的原生态，以儿童为本位、以课程为核心，以学程为途径，通过教师幸福地教和孩子幸福地学，将教育目的和本质回归到人的自身，让每一所学校都有幸福的笑脸。
这是我针对上面三个问题做的一些探讨和研究，玉泉的实践案例。前两天截了一个屏，是一个妈妈在朋友圈里发的：
女儿整理书包，突然跟妈妈说：“你帮我读一下这本书好吗？”是学校要让孩子们学习吧，我栩栩如生的给她读完。“妈妈，你读我的权利那章了吗？”“读了，怎么了？”“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家长不能打孩子，打了孩子我们有权利告诉老师学校去。”“前面读了半天原来是为了给我这句话，你就是想说我不能打你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别犯错了。”
这是一个一年级的家长发的，什么原因？是我们开学一个月以后，给孩子发了一本书，老师组织了学习，叫做《玉泉儿童宪法》。《玉泉儿童宪法》是以孩子的视角来编写并讲解的，经过孩子内化的过程，让他知道他应该具有的一些内涵的东西。比如说第一章我们的责任，里面包含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问题、品行问题，比如热爱自己的大家庭、爸爸妈妈，孝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义务。我们也有很多的权利，生存权、受保护权、参与权、选择权，拥有民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第六点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权利，学校、家庭和社会不可剥夺；校长、副校长、主任、副主任、班主任老师、其他学科老师和所有的员工都不能剥夺或者是部分剥夺；爸爸、妈妈、上一辈老人或其他的监护人都不能剥夺或者是部分剥夺；政府公职人员、社区工作者等社会工作人员，都不能剥夺或部分剥夺。我们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有老师说了，你这样过度地让孩子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就管不了了。我觉得因为他有义务，义务跟权利是对等的。我们还是回到杜威的观点，孩子们来到学校是社会化的过程，不知道自己的义务和权利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化过程是虚化的过程。你在讲知识，可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她不让父母打她了，她学会了维护自己受侵害的权利。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跟孩子是慢慢的教育的过程，让孩子有个认识的过程。
这么多年，中国人学会了一种独立，也不盲从了。其实我们一个国家的公民，有着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才达到真正的和谐、完整的社会结构。我们现在不许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权利义务，可能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的义务提出来，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插话、大叫或者是弄出噪音，能够认真倾听。咱们大陆人基本不会倾听，我举个例子，可能这个现象在各个学校普遍存在，比如说给老师开个会，老师讲一天课很辛苦了，即使很累了，坐到一块还能不停在讲。上次我在台湾，其中三位女士买了衣服还是什么的非常激动，电梯里面站着一个台湾人，我们进来以后，她们仍然高谈阔论，那个台湾人就不愿意了。你发现我们中国是“熟人社会”，中国人大吵大闹习惯了。我感觉不去打扰别人是一种义务和做人的分寸，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是很必要的。我们尚校长那一年派到英国去，回来跟我说她参加了一个活动，跟孩子到了一个会场，没有一点声音，可我们不得把天花板吵破了。中外儿童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其实我们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让他大声呼喊，没有这样的义务在里面。
我认为一个孩子，如果说规范习惯没有一个参照系去对照，就不能内省，就不能形成一种自律的状态，就不能达到完善或者是理性的状态。我们还出了一部章程，2011年叫《发展纲要》，五年以后就出台了《玉泉小学发展章程》，这也是教育部规定的2016-2020年要依法办学的要求，其实我们已经提前了，我们也安排了。我们老师已经人手一册在学这个东西，他把学校整个办学的行为、办学的方向、办学的路径、办学的评价，以什么样的心态做了清晰准确的描述，让我们老师都知道这个学校想干什么，而且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点上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去做。
我们还对学校的治理结构做了一个大的调整，就是以学生和课程为核心，承接了我们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中间，我们的章程、幸福教育理念、儿童宪法，它是一个核心的东西。根据它我们组建了一个“法院”，就是我们学校的党组织，它要对议会和政府实施监督责任，要按照“幸福教育”的理念监控两个部分不能去违反它。我们的议会、我们的政府这两部门是对等的部门，我们的与会决策政府来执行，它不是校长的口号。所以学校整体的架构设计，要指向以课程为本位的一种新的学校治理结构。在玉泉小学，我们强化的不再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靠的是每一列车组。今天我们六个级部的主任都来了，他们就是级部动车组的列车长和服务员，带着我们级部的老师和孩子们往前跑。这个级部控制动力和刹车系统，它是一个自组织，包括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部门，我们都是相对分离的，学术研究学术，管理研究管理，不要搀和到一块儿。第一，制定目标、标准和计划。第二，做评价。我们大体在管理运行在级部，每个团队赋予了他目标责任状，我给我们六位级部主任都有一个协议。训练结束，我们要对照协议，是不是完成了这些指标。我们赋予了级部一定的人权、财权和事权，比如说级部的人全由级部的人去选。我们还匹配了国家课程、适性课程和主题课程这三大课程部的建设，赋予1000分，1000分给你了，让你去赢分。今年我们也开始对个人的学术积分进行系统改造。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这种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抱团的时代已经到来；专制、高压、关口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民主、对话、妥协的时代已经到来；英雄校园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体老师领导力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校长再能、再英雄，也变不成全体老师的一种领导力。
再一个，我们试图构建一个童话王国，这个不再细讲。我们成人跟儿童有着不一样的视角，我们看是个门就是个门，只是有一个功能性，我把门锁了，我就安全、挡风，这是我们的视角。我们说小朋友跟所有一切人和物、时间空间的相遇就是一种课程的资源，就是教育过程，他跟这个门相遇了，孩子们看这个门会给他提供怎样的教育内涵呢？我们今天换门了，我提一下我们是怎样给孩子设计门的。这扇门是这的，我们把把手拿进来了，孩子们觉得很好玩儿，有一个班的孩子还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到的玉泉门》，你看孩子在看什么？我们这两年把我们的教室做得特别棒，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空间。我们这屋里没有空气交换系统，但是每个教室都按上了空气净化器。这些可能很多学校都没做，我觉得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我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学校的味道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课程的设计。我认为教育就是儿童与其生活相遇的过程，我这句话就是根据杜威的话延展过来的，我也认为儿童生活的边际就是与提供课程的内涵与外延的边际一致的，也就是说他生活的边际就是你提供课程的边际。如果说孩子遇到一切事、人、物、空间都是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具有了教育的价值。所以我们的课程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生活与教育是紧密相连的、教育与儿童也是紧密相连的，这样一个过程经历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决孩子的成长问题。
陶行知先生说过一句话，已经80多年了，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他说要用教育学解决学校课程驾驭的问题，他认为课程解决了，学校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认为不用管是什么样的课程，只有到了学校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才能意义，你不用管它是人教版还是北师大版，只要这个教材与你的学校不匹配，我认为它就没有意义。我们的课程研发指向“德如玉、智如泉”，我们做了20个核心要素，我认为还需要去细化，我们在走廊也挂了四句话“守规矩、养习惯、修学业、重情感”。这句话是一个人从低向高，从基本生活走向情感圆满的过程。我们经常讲教育就是养习惯，养什么习惯？什么样的习惯？我们养了30年也没看到有好习惯，为什么？我认为习惯的核心是规矩，规矩不是把孩子控制了，不要那么理解，规矩的意识、规矩的内心的内化、觉悟，规矩是靠行为来的。有了好的规矩才能有好的习惯，有了好的习惯才可能把学业修圆满，这个过程才能把情感真正地充盈起来。你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以情感来论的，当然这个情感是西方说的情感，跟我们说的情感不一样。心理学讲人格心理学，一个人情感不丰富，人格上缺失了东西，守规矩是人品的根基，养习惯是德行的方圆，重情感是情感的沃土，这句话是西方哲人讲的。昨天下午看了我们的超学科课程，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课程设计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坚持不动摇，为什么？要考试的，孩子考不好，家长不答应；以未来为中心，要丰富孩子面向未来的能力；以儿童为中心，学校要开发学校、家庭和社会融合到一块的圆形课程，从而发展孩子基本的技能、技巧、情感等社会性内容。
我想我们把孩子全部的生活设计成课程以后，这个孩子的成长才充满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有个孩子是个不苟言笑的孩子，我们怎么也逗不笑，课堂上他也比较严肃，我们开展挖地瓜课程，到了大兴他挖了一个最大的，我说照一个相，他回给我一个甜甜的笑。这不是装出来的，是内心荡漾出来的。一个人都是虚情假意地假笑，那这个人就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是一个双面人；当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发自内心的会心的微笑，这样的人一定是个真实的人，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也一定是一个正确的人、合格的人。
今天孩子们整天关在教室里这么长时间，我们组织了“让我们到草地上撒个欢吧”，这是一位家长拍的照片。这是孩子的原态，我们开了一百多门课程让孩子学，我发现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课程就是木工课，这是我们的两位老师教孩子做木工，你发现很多孩子特别喜欢做木工，我们张惠娟老师孩子也在这儿学习。小男生特别喜欢这个木工课，所以我说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必须让他找到感兴趣的东西，让他乐此不疲，他才能喜欢这个学校，光让他听课他肯定不喜欢，说“坐好了、认真听讲、瞪大眼睛”，然后写作业，再考他，再批评他，要么就是罚站，人家肯定不喜欢。我们要给孩子弄一点儿喜欢的事，我们提出来“玩中学、玩着学”，我们有“十大好玩课程”，都是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
2015年学校的社会满意度，来自于老师、学生、家长三个纬度，89.59分，我们觉得比较高，比2014年提高了很多个点，是海淀教委委托第三方进行测评的。当然我们也会分析孩子们不满意的是什么。傅雷说过“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其实很多人都说儿童就是哲学家，儿童的道德高时比我们成人要高，其实我们更需要向儿童来学习，同时也让儿童的童年更真实，不要是一个虚假的童年、假冒伪劣的童年，那他长大了以后一定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人。其实在中国的这样的现象很多。前两天微信当中有一个妈妈，不知是离婚还是其他原因，他的孩子比较调皮，开个车把她的儿子拉到一个地方推下来不要了，开车跑了。这种社会问题太多了，我们人很多地方都不是人了，他像一种动物。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教育的行走，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应该回归了。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国家90年代的自主教育，到2000年以后的课程表也在颁布，直到去年提出来的“立德树人”，到今年发布的核心素养，在追寻什么？国家也在着急，这样下去不行。我觉得我们走在了国家前面。
再一个我们讲学在民间，为什么这么讲？很多探索是在民间发生的，发生了国家才会去推广，才会不断地去复制这种东西。
所以“幸福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孩子自身，回到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脚下出发，跟他们心心相映，去做我们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应该这样想，孩子们希望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个标语“如果我不在家，我就在幸福的校园里。如果我不在幸福的校园里，在哪呢？就在去幸福校园的路上。”孩子们打心眼儿里喜欢学校的时候，我们这种学校才真正办成功了，不是人家教育局给你个牌子挂在门口就成功了，而是他们认为你办成功了才真正成功了。这就是我们玉泉小学的团队，在我们团队的上方有六个字“玉泉人、育全人”。谢谢！
（本文根据演讲者在第二届全国幸福教育公益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