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教育比较论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外教育差别英语论文”。
中 韩 高 校 考 试 评 价 制 度
姓名：王成杰
学号：0916301117
院系：万方科技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系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课程：中外大学教育比较
中韩高校考试评价制度
【摘要】：通过对中韩两国考试评价制度的分析及比较研究——主要是对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部分介绍与比较，展示两国所构建的量化与非量化相结合的高校考试评价体系及人才综合评价模型，其意义在于希望能为当今社会培养、选拔人才而提供新的衡量标准。
【关键词】：评价，比较，学分制，素质教育
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有机构成的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的种种规范、规则或规定的总和。它包含有学前教育机构、学校教育机构、业余教育机构、社会教育机构等，还包括各机构间的组织关系、各机构的任务、组织管理等，它的设立主体是国家，是国家教育方针制度化的体现。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正式机构和组织的总格局。是社会制度中的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家庭制度并存于社会结构之中。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韩国人崇尚文化，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十九世纪80年代，韩国首次引进了现代的学校体系，到了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后，韩国政府致力于建立现代式教育体系。1953年，政府制定义务教育制度，韩国公民能够免费受到为期六年的初等教育。众所周知，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基于韩国人的很高的文化素质。如今，在世界上韩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
一、中韩考试评价制度之历史渊源
从唐朝起，中国的儒家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就已确立并延续至今，而且对韩国古代的考试制度 有着直接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教育、文化，对于韩国古代取士制度 的演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在高丽时代，即根据寓居于高丽的中国后周官员双冀的建议，在958年开始实行科举，比中国晚了371年。到了朝鲜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备。朝鲜科举制度亦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但并非全部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实情，而有所独创。高丽科举制度最初是借鉴中国唐朝，其后全面借鉴中国宋朝，而其末期又借鉴中国元朝。但也不失结合高丽的社会现实，而与中国唐、宋、元之科举制度既有相同亦有相异。
例如，在考试内容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历经自隋至清十几个朝代，虽然各代、各科考试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大体来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帖经和墨义；其二，诗赋和杂文；其三，经义；其四，策论。策论有经史策和时务策两种，以历史典章，重大的理论问题或现实社会问题为题，让考生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高丽科举考试则表现了它的多变性。公元958年（高丽光宗九年）高丽始创科举时，制述科（亦 称进士科）仅考诗、赋、颂及时务策。但两年后，只考诗、赋、颂，而不考时务策。公元964年（高 丽光宗十五年）复考诗、赋、颂及时务策。公元987年（高丽成宗六年）仅考诗、赋和时务策，而不考颂。公元1004年（高丽穆宗七年），高丽改革科举法，考试效仿唐、宋分为三场；初场考经义，中场考诗、赋，终场考时务策。公元1019年（高丽显宗十年），则以论代对策。公元1110年（高 丽睿宗五年），仅试诗、赋、时务策。公元1127年（高丽仁宗五年）复仅试诗、赋、论。公元1136年（高丽仁宗十四年）规定“凡制
述业，经义、诗赋连卷试取”。公元1139年（高丽仁宗十七年），高丽又借鉴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之改革措施，定为三场考试程序：“礼部贡院奏：范仲淹云，‘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斯择才之本，致理之基也。’我朝制述业（科）于第三场迭试策论无着韵偶对者，因此诗赋学渐为衰废，今后初场试经义，二场诗赋，永为格式。且国学未立前，初场试以帖经，立学以后，兼试大小经义，举子难之。今后除兼经义，只试本经义。公元1154年（高丽毅宗八年）”，高丽又改为初场迭试论策，中场试经义，终场试诗赋。公元1344年（高丽忠穆王元年），高丽又更改科举法，初场试六经义、《四书》，中场 试诗赋，终场试策论。综上所述，高丽制述科之考试内容有诸多变化，但其总体趋势是重视经义和策论。
总之，中国科举考试中使用的一系列方法，是试题形式的重大发展，是今日考试的填空、简答、论述、作文等题型的源流，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创造和应用的这些考法，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客观测验遍及全球的今天，仍是各国考试中普遍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韩国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科举考试，在考试方法与考试组织方面，集古代考试之大成，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考试评价活动的发展，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首次使考试成为独立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活动，对我们研究考试的社会性质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现行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相同点
系统的正式教育评价活动起源于中国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这点已经为世界所公认。考试作为 检查学生的学习质量的手段由来已久。科举制本质上是用一套完整的考试方法来挑选人才的活动。当前我国考试仍是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学校，还是以考试为手段，检查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教育效果。目前中国和韩国的大学仍以传统考试方法为主，如以笔试为主，有的时候还采用口试、操作等方式。但这些方法仍存在试题量小、试题的随意性、缺乏对真正能力的评价等缺陷。
中国和韩国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评定都采用了评语和评分两种方法。评语是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的，也评定学生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进步状况及学习上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等；评分一般采用 百分制。评定学业成绩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考试（或测验）来取得学生学业成绩的质量指标，即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等数据；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广度和熟练程度及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回答问题的完整性、创造性以及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大学期间具体用何种考试，由要评定的教育目标和要求来定。如考查学生的成绩和教学效果，一般通过日常性、阶段性和总结性三个阶段来进行。日常性是通过平时检查、观察、课堂提问、书面测验和作业、实习等；学年、学期的阶段测验以及期末、毕业等总结性测验。
另外在学校教育中为了保证完成学习的数量和质量，两国跟随世界的潮流采用了学分制来管理 教学计划的实施以及考核是否完成了规定的教学目标，并用它来表明学生的学习数量和质量。学分制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大学和韩国的大学有所不同。学分制在中国，是1919年由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倡并在北京大学实行。1922年11月《大学系统改革案》规定，政法大学可以实行选课制。1931年实行学年学分制，即规定大学4年修满132学分方准毕业。这项制度既保证了各门课程的学习时间，又有利于给学生提供比较系统完整的知识，特别是保证了基本课
程的必修比例和帮助学生打好基础。这一制度在高等学校中一直延续到解放初，在高校的教学管理上还采用学时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做法。1950年学习苏联和教学改革中废止。1978年武汉大学等少数学校开始试行学分制。1980年12月，原教育部在天津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逐步推广学分制的意见。1980年北京大学法 律系法学等三个专业实行学分制，要求在4年学习期间必须修满158个学分。目前中国大部分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实行学分制，并把最低毕业学分定为158学分。以宁波大学为例，四年制本科学生的最长年限为6年，毕业最低分数为160学分；5年制本科学生的最长年限为 7 年，毕业最低分数为200学分（医学类为215分）。学分的计算则包括以下内容：（1）课堂讲授课程、学生自主学习（2）大学体育、实验、实训、上机课程（3）综合设计、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4）学年论文（5）毕业设计（论文）（6）创新学分、技能学分。韩国的大学学分的计算大体上则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纯粹理论课程（2）理论和实习并行课程（3）纯粹实验课程（4）现场实习（5）毕业课题研究。
从上述的学分计算的内容上看，两国高校基本上摆脱了以课程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重 要指标的古老评价模式，把更多的实用主义与进取精神引入到高校的学分制度。作为教学改革的主体，两国的各个大学都在不停探索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有效的方法。从学分制的运作模式来看，学分制在教育过程中，力求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给他们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
三、现行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区别
韩国的学分计算的内容大体跟中国差不多，但现在韩国的大多数大学实行社会奉侍（以下称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这与中国的大学学分的认定相比多了一个项目，中国的大学则越来越注重创新学分。以韩国的同德女子大学为例，关于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有着详细的运作模式。同德女子大学是从1994年新生的第二学年开始把社会福祉活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并给出了学分认定。之所以作为必修课，是因为学校并没有把这种福祉活动当作对社会的简单服务，而是当作一种对大学生的教 育方式来进行操作；并没有把社会福祉活动当作是一种随意的付出，而是当作一种认定学分的学习过程。社会福祉活动可分为两种：即“努力福祉”与“教育福祉” ：
1.努力福祉活动：做饭做菜、其他厨房活动，外卖配送、打扫卫生、洗衣服、搞环境卫生、整理屋子、做泡菜、代读、代笔、朗读、修改衣服、沐浴、制作学习用具、擦玻璃、看婴幼儿等。做业务助手、帮助盲人等残疾人也属于努力福祉的范畴。
2.教育福祉活动：文学讨论、戏剧指导、中学生学习指导、小学生学习指导、幼儿学习指导、儿童游戏指导、朗读童话、画画指导、科学实验、韩国文字指导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艺术指导，比如关于美术、钢琴、电脑、书法、合唱、民歌、乒乓球、插花艺术、健美操、陶瓷艺术、吉他、算盘、假面舞、四物艺术、舞蹈等方面的指导。
韩国把社会福祉活动作为一门必修课无疑是想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行，通过社会实践而培养 学生的耐力与助人为乐的精神。中国的一些大学也有德育学分，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德育教育的效果，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大多数大学开设德育课程，但单纯依靠教育则收效甚微，于是，一些大学为了 把德育教育形成成果，而把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作为一门必修课，如江西财经大学就实行“品行
修养学分制”，规定学生的品行修养课每学期一学分，每学分细化为100分，得75分以上者就可得到1学分，不足75分不得学分。如果有一个学期低于60分，则减去1学分，有两学期低于60分，则不予毕业。他们还建立了“德育信息管理系统”，对学生的日常表现、品行修养进行记录、管理。他们的做法促进了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和加强品德修养的自觉性。
中国的学分制使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也可自主决定自己的毕业时间，即大学生被允许提前毕业、推迟毕业或停学创业。那么，大学生也被允许在校学习期间可以投身于现实社会，深入各行各业第一线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似乎与韩国的大学生社会福祉活动类似。但中国与韩国的社会实践相比之下，尤其重视创新，在学分制平台上，学校是将以学生的发明、设计、论文等创新成果用学分的形式进行奖励和考核，根据学生的创新成果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并将它作为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评奖、推优、保研等工作中作为关键的衡量标准之一。中国的高校设立创新奖励学分，可直接调动学生创新的欲望和热情，从而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和 形成。
中韩两国传统的学业成绩评价制度过于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重结果轻过程，重智力因素轻非智力因素，但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并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是中韩两国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从同德女子大学的关于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中可以看出韩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看起来繁琐而简单，像一些生活当中琐碎的家务，但是韩国的一些高校还是把这些作为一个必修的课程。
韩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属于必修课，但大部分中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属于必修课的范畴。只有个别的中国高校因为对创新学分的过分重视，而把社会实践活动列入到必修课当中。2005年《中国培训》第二期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江西理工大学 2004 年从入学的本科生起，开始推行“创新学分”，完成这种“创新学分”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在学习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有自己独特的创见，被相关部门认可后即可得分。该校本科生毕业前必须修完190至200个学分，“创新学分”只占一分，但如果没有这个“创新学分”将不能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学校设这样一个学分，是为了促进学生在思考问题或进行科研学习时主动往创新方面靠拢。也许中国高校推行“创新学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是因为它是针对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创新能力弱这样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用“创新学分”对学生毕业实行“一票否决”，似乎有些过于极端。
四、结论
在过去，受中国的影响，古代的韩国几乎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到了现在，受国外考试制度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考试制度都有了自身不同的变化。两国的考试制度让学生有了较大的选课自由度，学生根据相关的制度可以实行跨系、跨专业甚至跨学院、跨学校选修相关课程，不仅有利于教学计划的实施，也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当然，若要实行健全的考试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教学计划，即对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要有适当合理的比例。但是一些硬件设施也不容忽视，如查询论文所需的丰富的图书馆藏以及国内各大院校和国外论文数据库、视听教育工具、发明设计所需的工具及实验室等等。中国和韩国的高校都在力求实行社会实践的学分，虽然称法不一样，但引导学生社会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但这首先需要学校有关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不能只靠学
生自己走出社会联系社会实践的部门，而是学校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部门，帮助学生刚接触社会时少走弯路或避免在身心上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在社会实践学分的获得上应该不是学校部门出面打分，而是接收单位给予公正而客观的评价，然后学校根据接收单位的评价给出合理而正确的学分。除了取得实践学分之外，在校期间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尤为重要，也许在第四学年学分的评定上可以借助英国的大学考试制度。英国有一个考试制度叫校外考官（external examiner）制度，校外考官提出学位试题，并担任参加口试学生的考官，最后与校内考官一起组成成绩评定委员会，通过具体而详细的商讨，给予学生公正的成绩评价。这种校外考官制度促使各高校保持一定的学问 水准，并随时可以交换各高校的教育内容和关于学生的有价值的情报，而受到了广大的好评。对于学生文化知识掌握状况的评价，并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考试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但如何丰富考试的方法，两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韩国］郑麟趾.《选举一［M］// 高丽史：卷七十四》 文史哲出版社，1972.[2] [中国］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昆仑出版社，2004.[3] [中国］索丰.《韩国基础教育》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4] [中国］张幼斌.《国外高等学校考试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2005.[5] [中国］邓再辉.《借鉴国外经验，改革高校考试》 当代教育论坛，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