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权力(修改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
语言•文学•权力
九江职业大学石舞潮
摘要：自从福柯以来，语言、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人们关的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1本文就试图透过对一些语言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来认识权力在语言、文学领域中的运作，以便加深我们对语言与文学的理解。
关键词语：语言、文学、权力
一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人性的特点的。“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2人是语言的动物，正是语言使人区别于一般的动物——语言水平的交往，不仅是人的交往与其他动物的交往行为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人脑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进步的一次质的飞跃，“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3在这一层意义上，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
语言既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又是人类思维的内容。
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对人的精神产生强有力的、生动的影响”。4 它所包含的语言素材、结构规则和模式，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情感表达方式，包含着该语言集团对世界的主观见解；又反过来对使用该语言的个体及集团的世界观和思维、情感表达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德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洪堡特声称：“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语言”。5作为思维的内容，语言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正是通过它，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才得以保存、传承和发展。“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个文化的承诺——接受一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6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这种特殊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所以，语言向来就是各种权力与利益激烈竞争的角逐场：
“最精微的、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因此也是最令人难以抗拒的对人实施压迫的方式，就是语言的控制与压迫”7——对语言的控制与压迫，就是建立思想、文化霸权，开展思想、文化殖民运动的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最彻底的征服策略，就是取消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以此来割断被征服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即他们共有的思想观念、道德传统和价值标准。而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语言，是维系这种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一旦这根纽带被割断，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来赖以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从而成为一盘散沙。殖民征服的另一个征服策略，就是压迫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把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排挤到正式的官方语言之外，使它处于边缘地位；而外来语言则凭借着殖民势力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的强力支持，获得了正式的官方语言的地位而被广泛传播与接受。在殖民主义势力长久的、令人难以抗拒的语言压迫之下，被殖民者完全可能逐渐淡漠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记忆，直至完全忘却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从而不得不从先前在政治、经济上对宗
123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0 页。《春秋•毂粱传》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5页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58页 5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65页 6 帕默尔 著《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版 第115页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23页
主国严重依赖，进一步在精神、文化上沦为宗主国的附庸，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殖民者——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彻底熄灭的根本性标志，就是语言的消失。
语言领域的权力斗争，不仅是在不同语种的不同民族、种族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而且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各亚语种和不同方言之间——也同样存在。这十分突出地体现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中。
对于民族共同语，语言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民族共同语是一个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单从语言内部的继承、流变和发展来看，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共同的自然、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不同方言之间，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天然会有相近之处。而民族共同语作为通用语言，必然在各个方面与各种方言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但是，如果从民族共同语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完全排除社会政治、经济等种种权力因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至少在汉语世界里，从先秦时代“百家殊方，言谈异声”，到秦统一文字、努力促进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过程，是人为的、权力作用的结果，而非语言自身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中国先秦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语言文化繁荣局面，根本上是因为各种语言（方言）所代表的实力集团之间处于权力的均势，谁也不能命令或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愿。因而，各种语言、文字就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所谓“争鸣”，实质上就是各种语言（方言）之间对于语言控制权与文化统治权的争夺——而秦国之所以最终获得了语言的控制权与统治权，能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天下书同文”，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它打破了七国并峙争雄的权力均势，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强力后盾，获得了号令天下的绝对权力。
在秦王朝统一文字之际，中国至少有五至六种以上不同的文字，而被作为标准的、统一的文字推广的只有“秦篆”，其余的则被消灭。那些被消灭的文字之所以被秦篆取代，并不是它们自身本质劣于秦篆——“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不在于外部声音和感性符号的不同，不在于对某一事物的称谓不同，而在于它的内蕴形式所取的对某一事物的观点不同，即世界观的不同”。8而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是多元化的。所以，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语言的优劣——而是因为它们所属的集团或族群所处的权力等级相对较弱，而被迫接受强权的统治。
尽管强秦凭借专制政权的支持而统一了文字，但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建立民族共同语的目标，“四方之民，言谈异声”9的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只是直到最近，在中央政府动用多种社会资源、长期坚持推广“普通话”的努力之下，我们才拥有了所谓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然而，当前各地方言的活跃却与政府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构成了一对有趣的矛盾——它表明：所谓“普通话”仍然不是一个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不协调，我们从“普通话”这一概念本身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中也不难感觉到。所谓“普通话”，表面意思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通用话语。而《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普通话”的解释却是：以北京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汉民族通用语。这一概念本身就．．．．．．．．．．．．．．．．．．．
包含着一对矛盾，即所谓“普通话”，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方言。既然是一种方言，又何来普遍通用之说？这表明：普遍通用并非“普通话”的现实状况，而是它的一种愿望与要求——一种力图超越自身的地域限制而获得对其他方言的统治权的愿望与要求。
为了确立所谓普通话的统治地位，并适应它普及与推广的需要，权力制造了“普通话/方言、土语”这样一个二元对立话语。在平常意义上“普通话”这一概念所谓的“普通”是“一般的，没有突出特点”；方言是“有突出、明显特点的”。而在“普通话/方言、土语”这一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下，“普通话”是正统、高雅和文明语言的代表，因此“没有突出特点”这一修辞在此就变成了“规范的、标准的，没有缺点”的代名词；与之相反，“方言、8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63页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
土语”则是粗俗、混乱，模糊、无序的语言的代表，因此“有突出特点的”在这里也就成了“有明显缺点”的代名词。这样，通过制造“普通话/方言、土语”这个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就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普通话之于方言、土语的优势地位与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在权力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中，讲普通话被认为是文明的，有修养的行为，而讲方言土语则被贬斥为没有文化、缺乏修养或者不尊重人的行为，并因此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鄙视。
上文已经说过，就语言的本质而言，不同的语言（这里包括不同的语种、同一语种里不同的亚语种和不同方言）之间，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作优劣之分的。更何况，“语言在现实中只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言实际上总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而存在，而且只是以最个别化的形象，即方言、土语的形式出现。”10与所谓“普通话”相对立的方言、土语，作为处于权力等级中较次等地位上的、受压迫的语言，还能够生生不息、蓬勃发展，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自有其天然的合法理由。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权力对于“普通话”之不言自明优越性与正统地位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对于普通话是否会如其所愿地在民间被自愿而广泛地接受也没有明确的把握。所以，它不只是制造出“普通话”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话语，还以强大的政权力量为后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强制推广它。比如，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进入某些职业圈。当然，权力在普通话的推广过程中更多是以隐蔽的方式运作。比如，尽管它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每一个都能听、能讲普通话，但是，它决不会在大众教育中为了方便群众而采用方言、土语作为工作语言，也决不会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采用方言、土语来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编写报刊杂志。这样一来，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不学习普通话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许多受教育的机会；等于自动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
然而，尽管权力一再强调“普通话”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但民间并不认同权力所确立的“普通话”的优越性与统治地位。在南方的乡村里，普通话一般被称为“官话”，讲普通话则被称为“打官腔”。在这些地方，讲普通话不仅不会被认为是文明的、有修养的行为，反而会被认为是标榜自我身份与地位的自大行为，是看不起乡下人的骄傲举止，并因此而遭到人们的抵抗。在这些地方，打官腔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周围的人们当作假洋鬼子孤立起来了：人们对他不予理睬，即使他们完全能够听懂“打官腔”者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会佯装什么都听不懂而回避与之交谈，或者干脆就直接、正面指责他“不要打什么官腔”。这是方言为保卫自己的权力空间而对“普通话”进行抵抗的较为普遍的方式。即使是在较为开放的城市，尽管“普通话”的推广开展得颇有成效——几乎人人都比较高标准地掌握了“普通话”——方言也还是为自己保留了很大一块自留地。比如在上海，方言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至少是仅次于“普通话”的第二大工作语言。对于在公共机构中工作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他们有着两个几乎等域的、平行的话语空间：工作时他们讲“普通话”，回到自己生活的社区他们就讲上海话；或者在工作中他们本地人之间讲上海话，而对外地人讲“普通话”。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是方言面对“普通话”所代表的强权势力所采取的一种世故圆滑的、有所保留的妥协态度。如果我们愿意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它至少也是方言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空间而对 “普通话” 进行的另一种抵抗——消极的抵抗。
二
既然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是如此密切，那么，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不可能处于权力之外的真空里自由地嬉戏。正如波德来尔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拒绝道德，甚至还拒绝热情，现在必须让它绝育了„„艺术与道德和功利都是不可分的”——相比于语言之与权力的关系，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往往更直接、更明显。
为了利用文学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各个时代的统治者都颇为大方地豢养自己的御用文人：通过给予优厚的物质享受和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来买通他们为自己的统治辩护，10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1992版 第7页
宣扬统治阶级的功德，粉饰太平。这样，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扶持下，就形成了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学。官方文学势力不只是受到来自官方的政治、经济支持，而且还作为官方权力与利益的代言人控制了文学、艺术的传播媒体，并以此来压制来自民间的进步作家：控制出版行业和发行渠道，建立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封杀具有挑战权力威性之倾向或损害统治阶级利益之可能的文学作品；把已经出版发行的，具有蔑视权力倾向的作品列为禁书，禁止其流通或再版；更甚者是直接限制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直至他们的人身自由。当然，“动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强制性干预，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11权力对文学的干预与控制，更多的时候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的：
为了达到了通过文学来影响或控制意识形态的目的。权力制造了“雅文学/俗文学”这样一个二元对立话语。符合统治权力之利益的文学作品，受到官方认同与赞赏，被鼓吹为格调高雅的、情感纯洁的、有益于身心健康与道德进步的“雅文学”；具有蔑视权力之倾向，或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调的，则被官方贬斥为低级趣味的、卑下媚俗的、缺乏崇高的道德与理想追求的 “俗文学”。„„通过官方的权力支持和御用文人的大力鼓吹，某些所谓高雅的作品被奉为经典，它的形式与风格从此就成了不成文的写作规范与批评标准——这种规范与标准一旦形成，它就不仅引导着读者的阅读情趣与阅读期待，而且也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尤其是大部分普通的读者与一般的作家。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由所谓经典形成的写作规范与批评标准，完全是从文学内部生长出来的，以之来对任何作品进行评价所遵照的都是文学艺术自身的规范与标准，因此都是合法的。而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力话语：一方面，政治权力集团为了影响、控制社会意识形态，除了实施强制性限制措施之外，还需要借助“经典”来制定出一套写作规范与批评标准，并以此来限制进步作家创作、发表作品的自由，以保证主导意识形态的威性不至于受到来自激进作家的抨击与挑战，从而维护其权力系统的暂时稳定；另一方面，已经功成名就的所谓经典作家，为了维护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以及伴随而来的其它种种既得利益，往往凭借自己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以自己或同流作家的作品为样板来制定写作规范与批评标准，并以此来限制新生代对自己的权威地位的挑战和既得利益的损害，而且，往往在个人力量鞭长莫及之时，经常公开或秘密地与权力集团合作共谋，以相互借重。
因此，“经典”一旦被作为规范与标准来衡量其他作家与作品，它立刻就堕落成了专制权力实施统治的工具——追求经典与经典化是文学艺术永恒的理想，但是，崇尚经典与经典化恰恰又是反文学艺术之自由、开放的精神本质的——它被权力设置为文学前进的路标，而实际上却成为了前进的路障，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道路上一座座绕不过的大山。
权力的这种匿名的影响在文学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即使是在“文体”这一高度形式化、抽象化的事物中，依然渗透着权力的影响。比如说，西汉时期大赋之所以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朝皇帝对楚辞的熟悉与爱好。汉高祖和汉武帝就曾经亲自写过赋。而且，辞赋以长篇大制、工整有序、铺陈丽词、气势磅礴见长，正好迎合了帝王对自己的帝国之辽阔、强大、安定、繁荣的想象，所以深得帝王的喜好。更为重要的是，汉赋对词采的要求，对排比、对仗等形式工整的要求，有利于限制文人思想与个性的自由表达，能在写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起他们对规范和秩序的驯服，并进而限制其思想、情感的自由生长。这正是专制权力所期望的。也正是因为权力对于原则、规范、秩序与稳定的迷恋，以及它要求限制人们的思想个性无限自由地膨胀以利于维护权力系统的稳定的需要，所以它对严格遵守规范与秩序，又能创造出“经典”的作家大加赞赏；而权力的赞赏所带来的世俗利益以及规范创立之初所产生的经典作品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所谓规范与秩序的迷信和驯服心理。正是文学艺术与权力的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促成了大赋在西汉的流行。11 米歇尔•福柯 著《性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 第39页
继汉赋之后的骈文、唐诗、宋词等极具形式限制的文学创作历久不衰，这中间当然有着文体发展自身内在的继承性与规律性，但权力在其中的作用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它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是平行的。无独有偶，中国文学界在封建王权专制时代极力崇尚形式、规范与秩序；而严守理性原则，崇尚规范与秩序的古典主义文**流，也正是在欧洲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于欧洲大陆大行其道。这二者跨越遥远的时空而交相辉映，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专制权力的必然要求和权力在文学领域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它的极端形式就是中国明清时代的八股文——从汉赋发展到八股文，为权力所崇尚的合规范与秩序的形式已经十分明显地成为了权力实施思想控制的工具。作为一个终结的形式，八股文是汉赋以来的文学形式主义寿终正寝的墓碑，它僵死的形式与空泛的内容，也正是作为其内核的封建专制权力本身衰落的表征。
文学与权力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不仅只是表现在权力对文学的的控制、影响与渗透上，也表现为民间文学为了争取正当的地位与话语空间而与官方文学势力展开明刀暗枪的争夺，对权力发起勇敢的挑战：
为了摆脱权力所支持的、由所谓经典作品所形成的文学规范的束缚而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进步的先锋作家往往敢于率先突破经典所界定的题材范围，闯入权力所设定的文学禁区，并以此来表示对权力的蔑视或挑战权力的威性。他们的另一策略是突破传统的经典所设定写作规范，公开蔑视权力所设定的批评标准或直接对它发起进攻：不断地实验新的的写作形式与表现手段，以此来挫败任何企图把文学写作与批评的标准规范化、教条化的努力，粉碎权力企图以规范与教条来束缚文学的自然生长与作家个性的自由发展的阴谋。
而且，先锋作家为争取民间文学的自由与合法权利的斗争，常常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直接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由先锋作家和文化精英所领导的，旨在颠覆旧文化与旧制度的政治革命运动：从1917—1918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开始，先锋派的作家们对统治了中国文坛长达千年的文言文发起了正面的、尖锐的挑战，要求废除文言而用白话写作。12因为文言文艰涩难懂，给学习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它与人们的口语以及日常生活相脱离，人为地在日常生活、普通人与知识领域之间设置了一道高高的屏障。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便于封建贵族与知识阶层（绝大多数是统治者的帮闲）垄断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而剥夺了广大平民自由接触知识的机会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手段，使他们永远被拒于文明的世界之外，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消亡。„„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积淀了2000多年的伦理、道德传统和三纲五常制度，以及封建王权专制大一统文化，正是通过文言文来承载与传递的。因此，学习文言文就是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道德愚化教育的开始；更可怕、更令人难以觉察和难以抗拒的是，文言文那僵死的文法、句法，就象一道道紧箍咒一样，时时紧紧地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和性格的自然生长，它在传承封建文化的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同时，也把青年的创造能力与改革精神扼杀的在了摇篮里。总之，它在方方面面都是受到权力支持，又反过来为权力的统治服务的。正是看穿了文言文与封建专制王权之间这种阴险的同谋关系，所以“五四”先锋作家和文化精英们以文学革命的名义，坚决要求废除文言而用白话写作——它既是一场文学革命运动，也是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其实质与核心是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与封建专制的旧制度之间的权力斗争。它最终成了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
作为民间文学的另一种形式，大众文学以不同于先锋文学的面目出现，但在为生存、发展而与权力进行抗争，与代表权力利益的官方文学进行斗争方面，它与先锋文学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只是它战斗的方式有所不同。
先锋文学以严肃的面目出现，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在强权统治之下争得自12 《中国文化大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 第2518页
己应有的权利和生存、发展空间而大义凛然地向权力发起挑战。而大众文学并不标榜崇高的追求与庄严的风格，它的心态和行为都表明它自甘承认是下里巴人，它以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琐屑的愉悦为满足，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玩世不恭的面目出现——它有意地逃避崇高，逃避权力所倡导的“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主旋律。比如王朔和他笔下的《顽主》之流的人物。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像本雅明笔下的“游手好闲者”13——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挑战，因为从他们真诚的人格与实在的享乐之中，人们看到了所谓崇高的理想与追求、不朽的价值与功德原来是多么的空洞与虚幻。大众文学的这种自甘沉沦的作为，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奋发有为”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就是对权力的别一种蔑视与挑战，是与权力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大众文学挑战权力的另一种方式是以对权力所支持的主旋律的美学规范和经典的写作风格进行嘲弄、反讽、戏仿的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所谓崇高、伟大变得滑稽可笑。金庸笔下反复出现一些武功卓绝、胆识过人、无所不能的绿林好汉和侠士帮主，他们都可以被称为英雄，但决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英雄：《侠客行》中目不识丁，对武功一窍不通的傻子石破天，偏偏破译了侠客岛上的武功秘笈，练成了绝世的武功并被拥立为武林盟主。《天龙八部》中完全不懂围棋的虚竹，却偏偏破了旷古疑难之局，并因此被无崖子收为关门弟子，授以毕生之武功，使他成为了一代宗师。„„这些有缺陷的英雄形象的出现，决不是对权力所赞赏的“崇高”的浅薄的诋诽，而是而是对主旋律所赞赏的“高、大、全”的经典英雄形象的有意的戏仿——通过揭示世界与人生充满偶然与奇遇的另一种真实与必然，还以了英雄真实的人格；从而揭示了“高、大、全”的经典英雄之“崇高” 形象的虚假与粉饰。
„„从日常语言到文学艺术，所有曾经被认为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事物，实质上无一不与权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权力的作用无处不在，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有形或无形之中统治着人、控制着人、影响着人。人是生活在权力之中的。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并非它有特权能使万事巩固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在每一点中，或更确切地说在点与点之间的每一层关系之中。权力无所不在，不是说它包容万物，而是说它来自各方„„人们始终处在权力‘之内’，‘逃避’它是不可能的”。14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wer
Abstract: Since Foucault Michel’s time, the relation of languageliterature and power has already become a problem concern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Just as Antonym Ketenes once said:“we can’t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power a le important one…… there is no a concept that is more basic than the concept ‘power’".In this article, I am trying discovering how the power work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alm by analyzing som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henomenon, therefore to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Key phrase words: Language, literature, power.作者简介：
石舞潮（1973——），江西九江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01级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纪人教授）。
13瓦尔特•本雅明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 魏文生译 三联书店1989版米歇尔•福柯 著《性史》张廷琛 范千红等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版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