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上帝的认识论缺陷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认识论分析自己的不足”。
我非常讨厌死后“复活”的说法，它听上去就是露骨的迷信，圣经具备一定程度儿童文学的价值，就像那些用来哄小孩儿上床的睡前故事，“你要不听妈妈的话就会被大灰狼叼走”，宗教传统中“地狱”（阴间，幽冥界）的比喻丝毫不比大灰狼高明，成年人适应了陪伴他们成长的威胁和大话，信仰随之让步于“习俗”和“体统”，没有哪个神智清醒的有所欲求者会认真对待这些传说，甚至于那些恐惧鬼怪，怕遭报应的人也只是基于同社会统一意识达成妥协以逃避或压抑良心不安的，现实主义的生存哲学的考虑，竟似弄假成真地情愿相信自己真的还拥有信仰，这表现为上香，捐赠，求签，祈祷等纯属教礼性质的宗教经济行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批判，嘲笑庸众愚蠢不可理喻的同时，还会真心实意地感谢他们对世界秩序所做出的物质供奉。意识矛盾并不奇怪，强权都很势利眼，秦始皇一方面鼓吹“重农抑商”，他出台了极端灭绝人性的打击工商业从业者及其家属的专制政策，指责商人“不务正业”，挑战普世帝国神圣的伦理秩序，可另一方面却满脸陪笑去寻求大实业家，垄断资本家们对皇权的支持，他对儒生，经院博士和算命先生的推崇和拔擢，也丝毫不妨碍他在其它场合延续焚书坑儒的野蛮政策（„焚书坑儒‟一词不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不禁要问，嬴政身为“天子”真的有某种信仰或理想吗？在理性尚未觉醒的时代里，嬴政和耶稣以何种眼光看待宗教？前者相应做出权术家的解读，把它当成控制人民精神和剥削财富的工具，然而在内心深处又渴望无需理性就能“直感”到的世界精神本质，即对永恒，无限，绝对统治力观念的执着；耶稣的情况与嬴政正好相反，他的心灵尽管与万物起源
联结在一起（„世界是藉着他造的‟，世界的存在依附于人子存在），认识论却仍然是横在弥赛亚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事实上古今中外各大精神或文化断代中的“奉天承运者”们都没能彻底克服认识论的问题，人子对信奉自己的人说，要学会用心灵之眼去观察世界（佛教语境）；我真希望你们也能见我所见（基督教语境）；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儒教语境）；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道教语境）？注意儒释道拥有共同的精神起源，而且中国佛教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原创宗教，这四种语境都试图解决认识与精神感受统一的难题，一朝悟道之人仅自己领悟和觉醒徒劳无益，他还要依据时代精神和文化形态将精神视觉直观到的真理传达给更多人，这就需要 – 他们也往往选择 – 将个人理解用教条确定下来，这是将信仰宗教化的发端，或许也是刚性精神弯折和崩溃的开始。
随着人类文明理性水平的提升，人子受风俗影响，他被各种教条腐蚀的几率越小，耶稣时代的宗教里只含有少量的理智，他增进修养的方式无非是背诵教条，不加批判地接受预言 – 预言表达的只是古人的政治和道德理想，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大部分寄托在驱鬼和上帝的直接干预之类的偶发事件上，所以他在咽气前说的话是近乎于抱怨的“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不难想象这是怎样复杂凄惨的情感混合，弥赛亚之路毫无悬念地夭折，上帝再一次没有对虔信者施以援手，反倒在尘世的苦难面前掩面而去。耶稣本人可能没有发现自己那句话的逻辑错误，既然人子本身就该是上帝在人间的显现（道成肉身），“他
们”是人格化的上帝（„弥赛亚‟是复数型），他怎么还能期待自我之外的“拯救”呢？弥赛亚系统的存在证明上帝只能以这样的形式在时间秩序中显现，就算上帝的人格形态是系统中的主进程，包括物理法则，精神法则，以及一切生命形式在内的进程都在主进程中获得定义，他在系统中拥有最高优先级，但只要人子在系统之内，他就仍要受到其它进程和系统本身的限制；全部物理定律都从他的精神中产生，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物质世界都是人子意志的表象，但他不能推翻，删除，修改，或跳过任何一条物理定律，因为他不能违背自我意识，这又与心理学的发现相一致，即自我意识与意志矛盾将引发神经官能症。我们当然可以证明宗教仪式和占星术的虚伪，因为这些江湖骗子竟敢声称，人可以通过祈祷，上香，忏悔这类个人行为来干预上帝的思想，将上帝精神贬低到因果律而不再具有宿命般的和谐与威力；而占星家则已经狂妄到，幻想距离地球数万光年，已存在上百亿年，比太阳大上万倍的遥远恒星或星系的运转，竟然与人类渺小似尘埃，短暂如一瞬的人生存在着内部逻辑关系，乃至能构成“秩序”，与之相比，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反倒是谦虚的，“我是人的儿子，上帝的羔羊”；“众生皆有佛性”。如果主进程都不能随便干预或改变其自身定义之下的若干子进程的运行秩序（自然法则，命运），宗教的全套“戏法”就只能证明是十足的闹剧和猴戏，这些进程已经自我断绝了返回源头的一切可能。
人子因认识缺陷在历史上经常认不清自己的位置，犹太人大祭司位列
国王之上的“双生弥赛亚”二元统治就是个极坏的体制，它必定使一方名不副实 – 被架空的通常是大卫家系，而且不能避免周期式弥赛亚革命（系统重置），信仰和宗教最后干脆堕落成争权夺利的工具，失去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华夏集团在殷商时也是个宗教国家，天子实际上只是大祭司，而非多数学者想象的“大祭司可担任天子”或“天子兼任大祭司”，直到盘庚迁都后才勉强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帝国体制。当时的中国人可能对政权，兵权，教权三位一体的宗法统治适应不良，所以宗主帝国到西周中期就瓦解了，名义上的政教合一空有“华夏”之名的采邑联盟与政治上的割据和文化分裂形成强烈反差，当我们终于意识到人子精神必须与寡头专制，普世帝国，中央集权这些理念结合起来才能稳固恒久，已经是汉武帝称霸东亚的时代了，在刘彻死后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我们竟然又重复了商周的错误，而犹太人甚至还没认识到体制错误，由他们代表世界精神的时代即已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