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历史的对照和演变_欧洲的手抄本演变历史

其他范文 时间:2020-02-28 20:45:32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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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历史的对照和演变

目录

对照之一:以德治国、依法治国.........................1

对照之二:集权、分权...........................2

对照之三:人性善、恶...........................3

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王朝统治,在简约的法律和系统的儒学道德信仰下走到了公元1587年,社会管理、政治治理、财政、军事、哲学等诸多方面通过作者(黄仁宇)的讲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解读历史、理解历史是需要我们跳出“今天的时段”去体味的,向前推几十年回顾我们的历史很难不产生偏颇,因此,把眼光投放到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时代,才有可能少许弄懂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的演变。

对照之一:以德治国、依法治国

作者表示,单纯依靠道德信仰治国、而缺乏技术上的支撑(如财政管理,数字管理)和法律的支撑,是导致万历年间社会矛盾积聚和民族败落的主要原因,其间个人的贤愚不是至关重要(如张居正、申时行等)。

中国古代传统的王朝大部分都是依靠德化治理国家,这和儒学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仰一脉相承,期间不同的朝代也出现过对“道家”、“佛家”思想的推崇,但整体上依然是儒学治国,道德治国。今天之世界,包括中国都是依法治国,道德只是辅助,这和历史上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道德治国行的通的话,是节约成本的,是高效率的;它的前提是:社会的各阶层都能够接受一套道德信仰;

2、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辉煌,而这种辉煌也是在以德治国的理念下实现的,比如唐朝;

3、以德治国的弊端是忽略法律和技术的作用,同样,依法治国同样带来信仰、文化的多元和道德的崩溃;

4、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强国,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依然来源于宗教、道德的信仰体系,法律的合法性离开文化、道德体系无法立足;

5、不同的治理方式和社会结构、阶层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在以家族关系发展起来的国家里面,以德治国是适用的;在现代家族关系破裂的公民社会里面,以法治国有其适用性;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社会结构、人缘关系、社会交易方式等都直接影响国家管理方式,人们道德衰落的年代,只能依靠法律维系;能够依靠道德维系人们的关系,才能简化社会契约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实现真正的意义上的社会大众的共赢。

对照之二:集权、分权

集权社会不是自古就有的,在原始社会里面,人们的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是自然方式的,不存在集权的可能性。但是家族的存在,自然就会在家族内部产生“族长”、“家长”式的集权,这种集权实际上是来自“父权”。

试想:社会是由不同的家族构成的,集权只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存在,而这种集权又是温情的,带有长幼责任和感情的集权,自然就能存在而又和谐,讲究“父父子子”的秩序是天然合理的。但是,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国家的演化,国家逐渐取代了不同的家族式小共同体,不同的父权被用来集中到“君主”身上,以君为父,真正的集权才得以产生,就是打破不同封建领国的统一君权。

即使如此,统一的君权还是保留了不同的基层家族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君主在上的国家集权和社会基层的家族自治的分权结构。应该说,古代的王朝统治,包括明朝万历年,整个社会结构依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社会状态见于《万历十五年》一书,其实中国古代的这种社会状态时大家的共识:比如,明朝以及历朝的治理机关几乎设到“县衙”一级,而县以下的单位,则依靠秀才、举人、族长(多位读书人)来管理,大多地方都存在一年两次的类似于“乡审”的制度,就是通过氏族乡审对不孝顺子女、或者伤风败俗之流进行道义上的审判,严重者可以交付政府充军或者发配。

与今天比较,则其集权方式与古代不同,古代的君主集权还依靠“天命道义”为旗臶,不符合社会公认的这一标准,皇帝也不能够肆意妄为,因为有整个朝廷无数一次信念为生的官僚,以死冒柬的例子举不胜举,换句话说,君主的权力要实行实际上是圣人之言、先哲经典为基础的,还要符合社会集体的道德信念才能行得通,实际上很多皇帝在强大的文官队伍和道德信仰之下,很难按照个人意志去办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万历皇帝要打破立长子为储,群臣死不答应,不得不妥协作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以法治国必须有层层组织加以保证,否则无法落实,层层组织的建立为高度集权奠定了基础;而以德治国,则要强化道德信仰的信念和真诚,全国一律,从皇帝开始效仿,都要做到的榜样,这样就能上下一律,也就不要求层层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条文加以贯彻。

当人们满嘴道德,却不真心信仰的时候,以德治国就会演化为在道德的名义下各行其私,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律的补充和组织的协调;当法律足够丰富,组织足够严密的时候,集权成为可能,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成本过高以及信仰失灵的问题。没有了信仰,只是工作,如何保证人们真心诚意地兑现法律的承诺和庄严?那么只有顺着工作人员为私的愿望去激励,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如此恶性循环,以为私的目的做着为公的法律工作,必然腐败丛生、公

正不存。

对照之三:人性善、恶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二字传承千年,因此,三字经开篇言“人之初,性本善”,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乃至儒学不承认人性之私。恰恰相反,正是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人心不古,孔子才强调恢复周朝的文明体系,克己复礼,克制为私一面,发扬为善一面。中国诸子百家文化里面韩非子就强调人性之私和法制之实。

然而,我国古代文化并没有从人性为私角度去讲如何设臵制度来防止为私的发生,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君子”的胸怀,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长此以往,中华儒学文化主要侧重于通过符合“仁义”的人的行为规范来达到社会治理,强调“孝道”、“仁、义、礼、智、信”、“慎独”等等。

今天从西方传递过来的文化则强调人性之私,强调制度、权力限制,强调利益驱使,强调竞争;然而,这也是从人的原罪推导下来的治理方法,其本意还在于避免犯错、不断改过自新、忏悔,从而达到“高贵的人”,进而成为上帝的子民进入天堂。

实际上,片面的强调人性无私和人性尽私都是偏颇的,中国的中庸之道告诉我们事情在阴阳之间、关键是要维系平衡,而不是打破平衡。完全的强调人性为善,而不承认人性为私的部分,就会走向虚伪和假道学;完全的强调人性为私,而不承认人性为善的部分,就会走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

按照中国古代的“经学”来看,自然是平衡的,历史是循环发展的,有善必有恶,有真必有假,有好必有坏,有始必有终。物极必反,当人性过私而不得其果的时候,历史就会呈现反方向的变化。一个人的再生,一个组织的再生,一个朝代的再生,一个文化的再生,都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其不断循环的产物。

文化亦如此,明朝在万历年间儒学的表面张扬和背后的人性为私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然而,制度、组织、技术操作未能走入我们的文化中来,带着这种惯性社会与其文化一起没落。行至今天,人性之私尽显,口称儒学者与反对儒学者,依靠什么来克制这将毁灭人类幸福的私欲呢?

结语:黄仁宇先生在其书中说“我们也还不能够之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黄仁宇先生提倡“大历史观”,从几百年前的明朝万历年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兴衰,尚不能得知真趋势,孰又能从中华几千年历史、从人类历史来看这隐而不宣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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