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在“减负”落败中反思政令不通的根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期待减负十条落到实处”。
“减负”落败中反思政令不通的根源
近日，10余省公布的三季度财政数据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税收增幅下滑，非税收入却大幅增长。此前，中央三令五申税务部门要依法征税，防止增收“过头税”和虚增非税收入。然而，在税收增速大减的境况下，面临考核压力的地方政府纷纷在非税收入上做起了文章。地方的增收举措影响了中央减负政策效果，部分中小企业反映税费不降反升。
企业“减负”这一政策又在相当程度上化为泡影，究其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顽疾！
实际上，建国以来中国的官场始终存在一种状况，无论是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还是党和国家的治理口号和措施，党中央和国务院怎么说、怎么唱，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就怎么说、怎么唱，然而，就是不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说的去做，经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么为了自身的利益，口头上喊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添加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东西，实行 “土政策”，搞“添工加料”式的执行；要么拖拖沓沓，推诿扯皮，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甚至抗拒执行；要么改其实质、曲解其义地执行，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要么与上级政策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
导致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实施主体的因素，也有来自有关部门政策本身配套不够方面的因素；既有执行过程本身的因素，也有政策环境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动，利益驱动是消解行政执行力的内在动因。
从领导干部的观念看，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到底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他们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少统筹谋划；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硬轻软，喜欢追求硬指标，轻视不易量化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有的重投入轻收益，只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招商引资了多少，不看施政成本，不考虑投入与产出比。正是在这样政绩观的支配下，有些地方领导，为获取眼前产值、税收和利润，通过行政干预开“绿灯”，上马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相违背的项目。
从利益主体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违背中央、国家政策法规的方式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的权力，以达到维护或扩大地方局部利益的目的。不听中央的话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这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很有市场。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法制统一和市场统一，而且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入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对于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常常是得过且过；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甩给了市场。
从政策本身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预留了诱发因素，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执行中政策规范与客观实际产生了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二是政策目标错误或者模糊不清、政策内容混乱、政策活动主体的职权责任与活动期限界定不科学，这就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政策体系不配套，新旧政策缺乏连续性，政策层次相互脱节，政策间目标、内容和效应相互冲突等等。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政绩考核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绩考核体系的偏差。随着干部制度改革的深化，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也正在逐步完善，但目前仍存在三个方面的偏差，一是考核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政绩考核只看GDP增长、招商引资的完成数额、财税报表的上缴数据，而其他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都要为之让路；二是考核内容比较随意，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考核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是上级领导一张口，就把某项工作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没有解决以谁为本的问题，使干部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上级领导的注意力在转；三是考核体系包含项目过于繁杂，面面俱到，表面上很全面，其实不科学，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不相适应。在这样的政绩考核体系下，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个人追求物质财富，对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统筹不足现象在所难免。
从政策监控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对政策执行的监控效果决定于监控组织的权威性大小，也取决于监控资源、监控信息、监控体制的完备情况。在行政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不够顺畅，各种监督主体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这就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比如，煤矿安全生产的监控部门存在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严重不足问题，造成实际工作中几个工作人员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煤矿，信息缺乏、检测设备落后，安全生产监控政策执行起来十分困难。在煤矿事故的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约束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中央的政策无法贯彻落实到位，使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治理，使党丧失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不能得到长治久安。在中国经济增速降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深入治理，在不断完善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可行性、合理性的同时，破除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树立发展上的大局观，改变唯GDP的政绩观和考核体系，加大政策执行的监控力度，从而充分发挥中央政策在保障国计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让百姓全面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