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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辩冲突”为何越来越多？
本社记者 严 骏
“法治”在各种社会场合不断搬上舞台的今天，法官与律师的发生冲突的现象却在不断上演，坊间称这种冲突为“审辩冲突”。纵观近几年，此种“冲突”有越演越烈趋势，这着实让人揪心，“审辩冲突”为何愈来愈多呢？ “审辩冲突”的现象
2014年5月23日，江西高院对周建华案进行二审，周泽律师被法警粗暴地从辩护席上拖出法庭。下午开庭他想旁听，在开庭前再次被法警粗暴地拖出法庭，同时他与李金星律师都被法官当庭剥夺辩护权利。周泽律师向本社记者表示，剥夺的是当事人周建华的辩护权，他和李金星律师作为辩护人，只是当事人辩护权的延伸。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也就是2014年5月13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举办的第71期“蓟门决策”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主要探讨当下越演越烈的“审辩冲突”的根源与应对措施。参与这次讨论有的是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以及奋战在刑辩一线的一些知名刑辩律师。
众所周知，“审辩冲突”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广西“北海”案、贵阳“小河”案、吉林王刚涉黑案，在诸如此类案件的审判当中，法官本来应该扮演中立的角色，却与辩护人多次发生冲突，有的辩护人直接被法官当庭下令逐出法庭。自我国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这种“审辩冲突”现象，非但没有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而“趋冷”，相反是“趋热”。
“审辩冲突”的根源
法官本来代表的是国家审判机关的一种权力，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同为国家机关的一种象征，而律师是私权的维护者，代表的是当事人的权益，“审辩冲突”，可以说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有些法官背负的不只是审判的职责，还有更多是审判之外的职能。对此，“死磕派”律师杨学林认为，“法官的战场都不在法庭上，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来审理案件，而是来贯彻背后大脑壳的意图。”
对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周恺法官认为，原来的“控辩冲突”争的是胜负，检察院要定罪，辩护人要免罪，而现在争得是庭审顺利，法院没有胜负的压力，但庭审因为有两个律师死磕，进行不下去，法院就着急了，所以现在往往表现为“审辩冲突”。持相同观点的复旦大学刑诉法学专家谢佑平教授也认为，“律师在法庭上对抗的是控方，而表现出来的是审方跟律师冲突起来，因为法庭上法官想要极力维持“秩序”，检察官躲在后面。律师辩护针对的是控方，绝不是审方，但审判方不得不维护控方，维护过程中产生了矛盾，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司法现象。”
无独有偶，江西某县法院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刑事审判法官表示，“在我们这儿，还没有出现过律师与法官发生过冲突的，因为他们在这儿不可能那么强悍，除非他们不想干了，他们都尽量是要和我们法官搞好关系的。”
从我国《律师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律师执业是没有地域限制的，这有利于北京、上海等地律师去外地办案。也就出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律师去外地办案，如上文提到的北海、小河等地，不受当地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的制约，这也是外来“和尚”敢于“闹庭”的原因之一。
“审辩冲突”到底是什么？谢佑平教授认为，“审辩冲突”是辩审双方情绪异化所导致的一种行为走样。“审辩冲突”的核心是“控辩”冲突的中国式反映，本质还是“控辩冲突”而不是“审辩冲突”，是辩护律师跟控诉方的冲突。面上的冲突主体是法官和律师，法官背负了一些不应该背负的东西，真正的冲突方在背后。所以，“审辩冲突”是一种中国式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律师在法庭上对抗的是控方，而表现出来的是审方跟律师冲突起来。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也认为，“审辩冲突”是司法实践中权力运作和诉讼的表象，实际上审辩冲突背后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权利间的冲突。法院代表了一种国家权力，一种政府权力的运作，跟检察机关是勾肩搭背的关系，这与代表着个人权利的辩护方产生冲突，而法院并没有把自己从中摘出来，取得一个凌驾于双方之上居中审判的地位，相反经常看到的是法官冲到前台，成为侵权的一个来源，这样与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辩护方产生激烈冲突。所以，这种冲突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权利之间的一种冲突。
同时，谢佑平教授毫不掩饰地认为，“审辩冲突”是中国式的产物。在国外，我们很难想象法院的法官会把律师赶出法庭。国外律师非常尊重法官，法官也愿意倾听律师的意见，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关系。法官知道自己在当律师时的感受，迫切希望能听到律师的声音，怎么可能跟律师有一种紧张的关系？他们中很多法官是从律师做起的，律师的话哪怕有偏见和固有立场，都是有参考价值 2 的。所以，在国外是很少有法官与律师的冲突的。既使律师做了过分的行为，法官会警告律师，律师进而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会尊重法官的意见，不会出现中国当前这种律师与法官的紧张关系。
关于“审辩冲突”的根源，久经刑辩沙场的栾少湖律师也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要定量的话，80%的以上原因在法官，在法院。除了一些专家教授谈到的根源之外，还应该看到有个别法官的“小”。他们不愿意得罪检察院，怕引火烧身。
“审辩冲突”的解决之道
“律师对法官没有对职业身份的尊重或者认同是‘审辩冲突’的根源之一。谢佑平同时强调，“中国司法界产生的这种现象部分源于身份之见，中国没有法律职业梯级制，从业者相互瞧不起，律师瞧不起法官，法官也瞧不起律师。律师瞧不起检察官，检察官也瞧不起律师等。国外很多法官从律师中遴选产生，法官有若干年经验备受尊重，律师会觉得你是一个智者、长者，水平一定会比我高，会认同。中国没有这种制度，就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检察官和律师之间会出现口水仗？为什么律师和法官之间会关系紧张？重要一点与身份的认同或应有的职业梯级制度未建立起来密切相关。客观地认为，有些律师的法律水平要高于法官，很多律师对刑诉法条文的了解程度、记忆程度是惊人的，他们可以随时把条文背出来，而且不会错，哪一条第几款都烂熟于心。法官言行稍微不规范，就把条文拿出来直接指明你违背这个条款。有些律师的理论水平，确实要高于法官的水平。加之律师本能地瞧不起法官的心理，所以情绪就会异化。”
在应对”审辩冲突”问题上，天津高院的周恺法官认为，从法院的角度讲一是提高业务水平，尤其是驾驭庭审的能力；二是改革庭审方式，这是最关键的。摈弃以往那种形式主义的庭审方式，不能够将庭审分成几部分，说几句固定的话就了事，庭审的内容要充实，要着重解决实体问题，不能走过场。走过场的庭审，律师有权死磕。第三也要做一些观念上的改变。有的律师爱死磕，就要有耐心奉陪下去的决心。国外的庭审很多连开几天的，我们对于一些案件，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则认为，“‘审辩冲突’里，主角是法官，主动也是法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文章里提到，我们 3 的法官是否存在小题大作或者反应过度的情况？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着这种情况。我曾经把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以四首歌的歌名来概括：一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二是从法官角度来看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三是从律师角度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四是看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法庭是一面三棱镜，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法治的七彩之光。当前出现的“审辩冲突”的现象，用谢佑平教授的话说，只是暂时的一种中国式现象，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化解“审辩冲突”的良方会应运而生，如法院“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方案如期而至，从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