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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陈方案”与雄安新区的共同思考
摘要：本文分析同为疏散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区与“梁陈方案”，思考和评价两个思想方案的不同，研究前者成功，后者失败的原因，并总结经验，分析雄安新区对北京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
关键词：“梁陈方案”；雄安新区；京津冀
4月1日，清明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央视播发的新闻表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标志，浦东新区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开放的产物。雄安新区的建设被比喻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历史定位将超越深圳和浦东。不仅显示出雄安新区分量之重，而且给社会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和解读空间。与此同时，这也让人们掀起了对建国初期时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的激烈讨论。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未来中国发展的引擎，就是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经济特区，带动了珠三角发展；上海浦东新区，带动了长三角发展；而“首都北京”，过去被赋予了各种功能，不但没能带着津冀发展，反而由于虹吸效应，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发展条件严重恶化——交通拥堵、雾霾锁城、房价居高不下。十八大后，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两项战略举措，其一是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即北京市搬到通州；其二就是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二者将形成“首都北京”新的两翼。这就是说：我们的“首都北京”，先从行政层面，建一个“北京市”；再从产业层面，建一个“雄安新区”。剩下的部分，就是专注首都功能的中央政务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雄安新区”就是把“首都北京”过去吃进去但又消化不良的“非首都功能”放在河北，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的引擎。
“梁陈方案”再次被翻出，重回历史，总结原因
由于雄安新区的提出，使得“梁陈方案”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两个方案同是疏解首都的功能，但是“梁陈方案”在建国初期是被否定的，而现在却实行了一个跟“梁陈方案”起着共同作用的方案，对此，大家众说纷纭。
建国初期，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
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们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而当时同为被邀请参加首都规划的苏联专家则提出要以**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最后被当时的政府采纳。而“梁陈方案”方案十分合理但还是没有被实施，究其原因，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方案自身成本原因，而另一部分则是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梁陈方案”的规划理念和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运用了当时西方最热门的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当时“梁陈方案”只落脚于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缺少了对领导人人心、当时经济实力和历史背景的综合考量，因此“梁陈方案”从经济上需要的资金是要大于苏联专家的方案的，建新城的费用要远比拆迁费用更高；从对领导人人心的考量和历史背景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自古以来，最高领导人或者机构都是安置在北京皇城这一片区，于是这一片区在中国人心中代表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新中国领导机构想要坐落在古往今来权利的最高地是人之常情；同时在历史背景上，当时战争刚结束，全国百废待新，推翻了以前的旧政府和旧思想，人们去旧革新的想法很浓厚，对于旧城的拆除与北京城的改造起着推动作用；另外采用苏联专家的方案还有可能与当时苏联在世界的地位有关。
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梁陈方案”尘封历史长河，虽说“梁陈方案”是十分科学合理的，但试想如果当时方案真的被实施了，如今的北京城又会如何？
我认为，在一方面，如果“梁陈方案”得到实施，会很好地保护了北京城的古城墙等遗址；但是北京如今的现状不是因为“梁陈方案”没有得到实施而造成的，比如它的交通、环境等各种病症，这些“大城市病”是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建国后，北京产生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导致空间的变化，第一个是“大跃进”时期，开始修十大工程，大概有六七个都在城中心内，特别急剧地改变了古城的格局；第二个是“*”时期，红卫兵把规划资料烧掉，把私有产权的地契、房契都烧掉了，这使得以后恢复产权变得不可能，城市管理瘫痪了很多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运动经济能力还是有限的，还不足以撑破整个古城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大的地产商进驻，在旧城里面修，规划大的房子、道路，这才导致了北京的混乱。那么再回到“梁陈方案”，里面完全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如果当年方案实施了，先不说它有多大实施的可能性，实施了的话，可以疏散旧城的密度，但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比如政治运动、城市规划的失控、地产商摆脱城市规划的条理，在我看来“梁陈方案”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现在的北京是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
在保护古城完整性方面，“梁陈方案”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这同时也是梁思成规划思想的体现，当然，“梁陈方案”也不仅仅是保护古城，“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以前北京城根据《周礼.考工记》兴建，如今以此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到来，早已不能满足现在城市的生存模式，“梁陈方案”运用了芬兰学者埃列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二战后，西方纷纷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伦敦规划和大巴黎规划，这个理论很好的为过度膨胀地大城市，有效地疏散了不必要功能。
结语：“梁陈方案”已成过去，雄安正在进行。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着眼未来，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依托国情的基础上，着眼未来，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探讨而总结出来的，可以说在一个新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再次实行了另外一个“梁陈”方案，同为疏解首都的功能，但是雄安新区顺应了历史的脚步，解决了“梁陈方案”没有考虑到的时代背景等主观问题，国家强大了，社会发展了，雄安新区的提出合理地减轻了首都的各类问题。
随着北京的不断发展，城市不断膨胀，在京津冀城市群，天津的不愠不火，河北的相对落后，北京的繁华并没有带动周边的发展，反而产生了虹吸效应，不断使得资源流入北京，不仅影响了周边的发展，还给北京带来了严重“大城市病”。雄安新区设立，是要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并使得雄安新区成为另一个高速发展点，平衡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减轻甚至抵消首都的虹吸效应，使得地区资源得到均衡，同时也能减轻北京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北京也可以再向立体发展，加强开发强度，增加建筑密度，使土地利用率再次提高。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梁陈方案与北京》：《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2】 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梁陈方案”的不具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