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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口述史:我为什么参加上山下乡?
在这些年的田野过程中,我听到知青们最多的感慨,就是子女对他们过去的故事没什么兴趣。流萤虽渺小,我愿为流萤著书立说。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我为什么参加上山下乡文/肃慎猫 序曲·致流萤(To Fireflies)
在这些年的田野过程中,我听到知青们最多的感慨,就是子女对他们过去的故事没什么兴趣。“每次和孩子说,他就反问‘既然不想去,为什么要去?又没有人逼着你们去,去了也可以回来嘛’,完全说不通”;“孩子倒是愿意听我们说,不过我也明白,孩子们自己事情也多,压力也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看他们挺烦的,我也不想说。”我想起几年前曾经给90后本科生代课,在播放了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之后,我问孩子们:“你们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一个坐前排的男生,看上去就像是班级里的活跃分子,认认真真、字正腔圆地道:“我觉得那个时候人都特别坏,而且特别傻,那个年代很不好。”我一时竟无法认同也无法反驳。英文中有一个词,Stereotype,即“刻板印象”,比如“独生子女都娇气”,“90后都跋扈”,“女人离了婚就不好再嫁人”,刻板印象让人们免于深思熟虑和创新进步,囿于熟悉的comfort zone。《亚热带雨林的一千零一夜》上线后,收到了很多来自90后的好评,很多人表示“作为90后,第一次知道那个年代的故事,很震撼”,也有极少数人表示“知青一代都是傻X,他们受苦活该。”无论是觉得知青一代“可怜”还是“可恶”,恐怕都是简单的“刻板印象”,对于一个年代、一桩历史事件、一群历史人物的描述,从来不能用寥寥数语来完成,即使我在《亚热带雨林的一千零一夜》中用了洋洋洒洒的四万字篇幅,也不可能完整的还原革命年代的历史故事。不过,在我看来,不妨暂时放下价值上的判断,放弃“可恶”、“可爱”、“可怜”、“可耻”这些情绪的、道德的标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人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无论这种行为在当下的价值体系看来合理还是不合理,总有其从一而贯的逻辑。
所以我又动笔写了这篇《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依然是真实的知青故事。其一,我希望能够回答开篇中提到的知青子女们常有的困惑“没有人逼你们去,你们为什么要去?”我想在我们的视野中,知青一代一直是以父母辈的姿态出现的,但我们的父母并不生来就是提醒我们多吃饭、穿暖衣的殷切长辈,他们曾经是和我们一样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纯真少年。每个人都有过青春,每个年轻人都有过理想,即使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年轻人渴望出人头地的奋斗欲望,即使这种“出人头地”在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异常艰辛。其二,本文中的几个小故事,可以看作是革命年代知识青年群体的一个缩影。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只是有人有机会发声,有人还在默默承受,提到“知青”,恐怕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北京知青”、“上海知青”(还有人会提到《孽债》、《年轮》、《血色青春》等等影视作品),因为这些知青群体还活跃在社会、政治、文化舞台上,但知青总体远不止这些,我最近在整理1962-1972十年间跨省安置(即A省知青到B省参加上山下乡)的知青资料时发现,上山下乡的影响并不限于几个大城市,从数据上来看,山东省曾有7400名知青前往青海、湖北省曾有8000名知青前往新疆、陕西省曾有2300名知青前往甘肃、辽宁吉林两省共有1600名知青前往内蒙,等等等等,更不用提省内安置(即A省城市知青安置到A省农村地区)的上千万知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革命年代的中国大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曾被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卷入其中(甚至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也建立了生产建设兵团)。即使这一场革命飓风已经烟消云散,即使当年参加过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已经决定保持沉默——“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流萤已经飞过”,流萤虽渺小,我愿为流萤著书立说。用真心、写信史。是为序。
注:本文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标题取自李白《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春·青青河边草 夕阳下,周建新扛着沉甸甸的麻袋在红旗河畔蹒跚走过,在他脚下,是被踩进泥泞中的一簇簇青草,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八个小时,他觉得自己的腰就像这身形单薄的小草,快要被压断了。这是他高中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一份码头搬运工的工作。
周建新194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康的家庭,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有点文化,就让儿子一路读书读上去,一直读完高中。1963年,周建新高中毕业了,他成绩虽然优秀,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但因为出身问题(历史反革命子女),既不能读大学又找不到正经工作。周建新身体条件一直不错,在学校时就加入了好几个运动队,所以在红旗河码头当了一名码头工,虽然辛苦,工资又比较低,不过勉强能够养活自己,周建新很满意。1964年,上山下乡运动降临湖南,居委会开始动员周建新,希望他能到乡下去。周建新总是好脾气地和居委会干部解释,说自己已经毕业,也已经工作了,不是“吃闲饭”的,不需要到乡下去。这一天,居委会又把刚下班的周建新拉来做工作,一群人在街口围着周建新反复游说,周建新作为反革命子女,什么都可以不好,唯有脾气不能不好,一再恭谨地表示自己在码头运输队搞运输,不想去农村,也不需要去。突然间,居委会的苏主任似乎失去了耐心,大声道,你不去不行!这时周建新邻居家的小谢刚从附近的粮油店出来,扛着20斤米,又拎着2两油,听见苏主任蛮不讲理的话,插嘴道,你要人家下乡可以,但是不要骂人家嘛!苏主任虎躯一震,怒目圆睁,冲上前去对小谢吼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小谢那年才15岁,出身还算不错,从没经历过这些,苏主任一发脾气,被吓到了,他转身想走,可是扛了20斤米,又拿了一个油瓶,踉踉跄跄在路上摔了一跤,米撒了一地,油瓶子也打了,在64年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人每月定量2两油,23斤米,小谢这一摔,摔掉了一个月的口粮,泪水立刻涌出眼眶。苏主任见状立刻跑过去,一把抓住小谢,指责他破坏上山下乡,小谢被吓得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周建新见状连忙也赶过去,好声好气地道,苏主任,你不要抓人家,人家也没有犯错误,小谢那句话也没有说错呀。苏主任松开小谢,又一把抓住周建新的领口,反问道,怎么样,你想打我啊?周建新还没来得及分辩,居委会的人马上一拥而上,把周建新送到了派出所,罪名是打人和破坏上山下乡。
周建新孤独地坐在派出所里,好容易挨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以为会放他回家,没想到派出所的人去吃了晚饭,回来又把周建新拉出来,带到公安局,关在牢房里,和一帮盗窃犯、抢劫犯关在一起。周建新饭也没吃,饿的有点发晕。又等了一个来小时,公安局的人把周父也抓了来,周父也还没吃晚饭,父子二人在牢房里过了漫长又饥饿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派出所的人来了,继续动员周建新下乡,周建新当时还是不想下乡,他又解释说自己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没有去农村的必要。派出所的人失去耐心,丢下一句,你要是不写自愿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申请书,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周建新那一年还不到20岁,没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听到这话突然担心了起来,他自己一个人坐牢也就罢了,还要连累自己的父亲,周建新害怕了,跟派出所的人说自己考虑考虑。
周建新一考虑就是一整天,派出所的人则给父子二人送来了牢饭。周建新一个人思来想去,去还是不去?不去,怕父亲吃亏,去,真的不甘心。到了晚上,派出所的人又来问他考虑好了没有。周建新还是不愿意去农村,想着再最后为自己争取一把,于是道,我还是不要去吧,我在城里有工作、有饭吃,我不想去也不需要去农村啊。派出所的人一听就转身离开,丢下一句冷冷的话,那你就在这里呆着吧!我们也不管你了!见来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周建新更害怕了,周父并不说话,让儿子自己做决定。这天晚上,周建新终于痛苦地下定决心,参加上山下乡,至少先把父亲救出去,父亲以前是国民党,怎么看历史也不算“干净”,留在这里恐怕会有飞来横祸。在牢房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保护老父亲,周建新含泪写了一份申请书。
第三天,派出所的人又来提审周建新,问他有没有想好,周建新说想好了,他去。派出所的人一听就眉开眼笑地道,你早就该这么想嘛!你早这么想,当天就放你回去了,你现在才想清楚,白做了两天牢嘛。派出所的人叫周建新尽快写个申请,周建新掏出前一夜写好的纸条,派出所的人一看大喜,连声说好好好,还说马上把周父也放出来,父子二人一起回去。周建新和父亲回到家,不到两个小时,居委会送来了一朵大红花。光荣的大红花。周建新见自己去了一趟牢房,就走上了光荣的道路,顿时感觉哭笑不得又莫名悲伤。周建新被送到离家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农村,距离不算太远,不过他也没有时间总往家里跑,他得想办法赚钱养家。在农村,周建新认识了自己的太太,也是因为出身不好被送来农村下乡的,周建新和太太觉得凭他们的出身,一辈子都要扎根农村了,干脆早早的结婚成家。周建新虽然是城市青年,骨子里却有很传统的中国传统家族的意识,不但勤劳肯干,还认为多子多福,因此即使在农村过着捉襟见肘的清贫生活,还是迅速的和太太生了两个孩子。嗷嗷待哺的孩子让周建新很是心疼,在农村的收入养不活他们,他就进城去打工。60年代末,文化革命的浪潮袭卷全国,进城打工是很艰难的,城市人不允许农村人在城里当“黑人黑户”,进城偷打黑工的人被视作流窜犯,抓住就要遣返。周建新偷偷摸摸的进城找体力活做,正好赶上湖南那年三线建设,搬来好几个军工厂,需要打土方,也就是把山挖平,周建新和其他农村来的、一起打黑工的知青们就留在工地挖土。不过,等工厂建好,周建新就又失业了。
在周建新下乡地方的镇上,有一条泗水河,连着老家城市里的那条红旗河,两岸也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周建新从小在河边长大,水性很好,游泳潜水都不在话下。每到夏天,泗水河里总是挤满了洗澡、避暑的人们,而每年夏天,都会有不少人淹死在看似温顺实则汹涌的泗水河中。于是周建新又有了一份新工作,下河打捞尸体,一具尸体60元。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几元,60元的辛苦费足够养活一家人了。后来,城市扩建,在泗水河上修了好几座桥,每一次泗水河涨水冲垮修建大桥的架子,架子上修桥工人的工具也就掉进了泗水河,扳手锤子之类的,一旦掉进水就沉到河底,工人们往往会申请新的工具,周建新则往往趁着工人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就着晚霞中的黄昏,潜入泗水河打捞这些工具;还有建桥墩时把沙包固定在河床上的钢钎,通常在桥墩建成之后就没有用处了,但因为淹没在河底,没有人回收,周建新下河打捞工具,也去收集这些钢钎,捞出来的钢钎当作废铁卖掉,工具则作为旧工具处理,价格比废铁稍微高一些。在泗水河,周建新一次次的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或在众目睽睽之下拉上硬邦邦的尸体,或在悄无人烟的黄昏偷偷拉上来金属物件,他在这条河里艰难的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努力养活一大家人。本文节选自豆瓣阅读自出版作品《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作者 肃慎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