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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主持人:陈启能)·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摘要] 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 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关键词] 当代史研究；意识形态；西方话语；本土史学;现代性自负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11—0029—04
当代史最为波澜壮阔、曲折摇曳,又几乎与每个人的当下境况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最受人们关注。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对于当前的史学界来说,当代史去古未远,余波荡漾,过程清晰,线索历历,最值得抓紧研究,不必等待凝固之后、甚至完全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乃至蜕变为纯粹的文献之后,再去着手研究。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①。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私利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更重要的是,治当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譬如,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界大都沿用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许多东西的同时当然甚至会遮蔽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毕竟会给你指出一条途径,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样彷徨无路。而当代史则是这样的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来自前边所说的材料太多太杂,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变迁的脉络和主次的差别。其次,则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和边界。试想,你本人身在其中,周围的一切又都在变动不居,远不像已经消失的凝固在有限的文献上的“古代”那样可以供你从各个角度静止地去观察,而现实的一切则可能是混沌一片乱丝一团,很难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觉。换句话说,“距离太近”的历史是本然的历史,而“文献”上的历史则是前人记录整理后的结果,———后者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一种秩序或“整体感”了。譬如《宋儒学案》、《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已经给了我们一种师承传授的系谱或学术版图了,甚至包括民国时期的学术版图我们也已经有许冠三先生的《新史学九十年》这样带有经典性质的著作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当代呢?不全靠我们自己去直接观察和判断吗?再者,“历史”的本质含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没有“历史”。所以,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的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说来,对它作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过程”还不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因为,一个明确概念的提出,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等于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当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正是马克思本人进行了卓越的带有典范性质的当代史研究,这就是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实际上,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材料不充分或过程未终结时,准确的判断是否可能?已有的例证表明,这部分取决于洞察力的深浅,并不完全取决于材料的多寡。实际上,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材料永远没有充分的时候,相对于历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远无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现实;至于过程是否终结,也很难说,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难说儒学所推动所介入的历史过程已经终结。总之,洞察力对任何时段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当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对洞察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再进一步地说,具有“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前提。
在笔者看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是说,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身说法,作者定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历史,死无对证,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还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给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其三,当作者与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对象有某种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而不能认同于他们当年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时,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烦的事。如实评述吧,心有不忍,心有不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吧,又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背,进退两难。这就是笔者当时的感受;但这些感受还明显局限在学术本身上。事实上,问题比这里说的要严重得多。这当然让不少聪明人知难而退。
在历史研究领域,当代史研究的状况似乎最不令人满意。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实际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谬误也在起着不小的阻碍作用。
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从而认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写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就是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偏见。这种偏见赖以流行的预设是,同时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几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别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多年来,史学界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偏见指导之下搁置了当代史研究的。应该说这种认识不无部分道理。尽管那些历史刚刚逝去、余音未绝,但历史当事人的沉默、失语和成功者的控制、筛选,使近现代史、当代史也变得迷雾重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谁都知道,历史学家历来主要是通过耳朵而不是通过眼睛来研究历史的。假如说历史学家是通过研究的话也是借用别人的眼睛来看历史,譬如说,秦汉史家们只能通过司马迁和班固的眼睛来看历史,等等。他们的著作固然都带有“实录”的性质,后人通过他们的眼睛固然看到了部分真切的历史,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或不想让后人看到的或他们认为没有价值而实际上价值很大的历史后人都永远也看不到了。兰克认为撰写历史最好能“如实直书”。笔者曾指出,当兰克们在撰写历史时,“历史”本身早就不在了,“实”早就消失了,“如实直书”又从何谈起呢?当兰克的中国弟子们写“秦”的历史时,“秦”本身早就灰飞烟灭了,如何“如实直书”?应该说,“如实直书”的治史理念也许只有在治当代史时才能部分地变成现实,———惟有它可以部分地诉诸历史本身来检验。所以严格地说,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笔者实在不敢相信,几十上百代之后的人比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更能写好“毛泽东时代”?正如笔者实在不敢相信,今天的史家竟能比司马迁更能写好秦末汉初的历史一样。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最好与这个人朝夕相处一段;我们要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能对这个时代有某种切身的感受,最好能在这个时代生活过一段,然后再跳出这个时代。人们常说,写历史最好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也就是说,最好能“回到现场”,那么,基本在“现场”范围之内或离“现场”不远的人当然理应比不在“现场”或远离“现场”的后人更有资格和可能写好这一段历史。他(她)们尽管有种种局限,特别是容易受到他(她)们所属集团的“集团假设”或“集体偏见”的制约,有可能使他(她)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能摆脱“偏见”和“预设”来赤裸裸地面对历史,后人研究前人时也同样会受到“偏见”和“预设”的左右,但身在“现场”之中对历史的直接观察毕竟会使史家感受到历史真实的强大存在,而不必像后世史家那样再通过对所谓“材料的批判”和所谓的“去粗取精”来获得历史真实。这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身在现场的人都能写出真历史,这里只是强调,对于那些具备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人来说,研究当代史所受到的局限比研究古代史所受到的局限并不更多也并不更大。相反的,一个连自身所在的时代都看不清看不透的人,你如何指望他(她)能看清早已消逝了的“秦汉社会”、“魏晋时代”?他(她)仅根据偶然遗留下来的若干死材料就能穿透一两千年时间屏障的洞察力靠什么来取信于人? 大浪淘沙。时间之流不知过滤掉了多少对于认识历史而言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倡导“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无意压抑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史研究,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而这一切从认识上都可能根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现代性谬误:总是顽固地认为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对历史看得更清,这大概也是进化论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代性自负”在历史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另外,当代史的难写和难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代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历史本身所存在的巨大距离,而且,这个当代的话语系统还几乎完全来源于西方,换句话说,近百年来我们用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概念工具基本上是西方的。这大大增加了把握历史真相的难度。最迟从18世纪开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写出本土化的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我们还能否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否走入中国历史,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从话语系统的角度看,中国史学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史在中国”。晚清以前的正史编撰,是中国在没有他者做映照的前提下的自言自语,没有任何的自觉,更谈不上批判和自省,处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原始的历史”阶段。他们贯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把历史写成了帝王、朝廷、贵族的历史。包括《清史稿》的编纂,编者们虽然生活在20世纪的背景下,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所描述的历史完全同调,没有对历史的任何反省。这种历史的长处在于保留了原汁原味,未经污染,而短处在于它没有任何的批判观念。第二阶段是“中国史在西方”。梁启超开启了这种历史研究状态,其实质是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中国历史,用西方程序对中国历史重新编码。这一阶段,大量新观念、新词汇、新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人开始运用“革命”、“阶级”、“社会”等西方概念工具来描述、评析中国历史。这时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 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以欧洲历史为“主干”、为“典型”、为“标准”、为“正常”,中国社会则成为“例外”、“化外”、“变种”和“早熟”,总之是“非正常”。譬如马克思就称“中国是文明发展早熟的小孩”等。中国的历史话语被改变了,用这种话语写出的大都是不带中国味的中国历史。最典型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是从西方视角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改写,实质是披着东方外衣的西方主义。现在看来,欧洲人的手电筒只照到了中国人的一面,有意无意之中,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另一面。中国也有灿烂的传统文化,也有繁荣的商品经济,也有活跃的土地买卖,也有繁华的都市生活。西方人把文化的空间差异还原为文化的时代差异,把历史演化路线的民族差异还原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而把横向问题还原为纵向问题,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基本预设,没有事实根据,是胜利者的神话!这种预设强行把中国的过去纳入西方历史阶段的序列,使中国历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样做当然也有其长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对中国历史保持了反省的立场,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短处,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阶段。其次,这是一种把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与全球史、与普世价值相联系的历史叙事。第三阶段是“中国史重返中国”。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阶段。所谓的“中国史重返中国”,是指重新寻找中国史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扎根于中国经验,而不是西方经验当中。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这一思潮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本土化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质。这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已经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中国史重返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各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尚不能令人满意。如何在“西方话语”仍是主流话语的背景下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当然还有赖于学术界作更深一 步的探讨和研究。其中,清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本身相结合过程中所存在的经验教训,当是关键一环。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青年学者蒋海升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一书。“古史分期”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农民战争”问题论战、“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论战、“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的这五大事件被后人称作“五朵金花”,近20年来,从学术史、问题综述和史学思潮的角度论及“五朵金花”的著述不少,但从话语系统和概念工具的运用这一前沿意识出发的探讨,还非常少见。此一书稿正是这若干“少见”成果之一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此书稿下力清理了“西方话语”成为20世纪史学界“五朵金花”大讨论中主流话语的过程,分析了“五朵金花”问题讨论所依托的理论预设、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指出“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展开,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编码而产生的分歧,使用基于欧洲经验提出来的理论模式和概念,而这些概念和模式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着较大距离,这种难以跨越的距离正是构成“五朵金花”讨论中诸多分歧出现的原因。这些大论战的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可以看作是中国事实、中国经验对西方话语和外来模式的反抗!作者同时指出,“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虽然存在种种距离,但它毕竟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和概念工具,毕竟使中国历史朝社会科学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毕竟开启了历史研究理论化的进程,从而使历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作者的这些认识均堪称真知灼见!总之,作者力图客观准确地呈现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实面貌,这不失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种积极努力。值得欣喜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严循学术规范,所能到手的资料可以说网罗无遗,证据的坚实程度自不待言。至于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思路清晰等,尚属余事。因此,此一书稿可以视为当代史学学术史研究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当然,此书也还有一些不足有待弥补,一些地方不够精细,另有若干章节有待加强,个别提法尚需打磨斟酌,等等。这些都说明,作为一名学术新手,作者前面的路还很长,还需付出很多甚至更多的艰辛!我们期待作者置身其中的一代青年才俊尽快成长起来。
(说明:本文系作者为蒋海升著《“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一书所作序言,该书2009年10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武卫华)*收稿日期:2009-10-08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
① 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载红旗杂志社编:《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