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翻译第四学期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陈嘉庚翻译第二学期”。
11．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陈嘉庚在五公子陈国庆家中过夜，全然不知中日战争已经爆发。第二天早晨，他原准备和儿子驱车到他们的砖厂巡视。车到乌节路，当陈国庆看到路边贴着用英语写着“日本偷袭卢沟桥”的大标语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告诉父亲标语的内容，问中日是否开战在即。他父亲回答颇有预言色彩，他说：“目前尚为局部冲突。不过，如果日本进攻上海，那就是全面开战。那么，我们就得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了！”他父亲说得是那样的平静、坚定而肯定，陈国庆觉得父亲对这条消息没有一丝慌乱，也没有引起一点个人情绪的波动。然而，这消息确实多多少少败了陈嘉庚巡视砖厂的兴致。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卢沟桥事变会波及到整个东南亚，会把他们统统卷入生死搏斗之中。
照陈嘉庚的估计，7月华北的事态尚不明晰，还不足以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募捐筹款运动。无论如何，一旦中日开战，那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迟几天组织募捐委员会无关宏旨。此外，他指出：任何大规模的募捐行动都需要时间周密计划，征得政府的批准。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他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的态度是正确的。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8月15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募捐公众集会，700多名由118个地方公众团体派出的代表出席，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陈嘉庚在会上讲话，他说：“今日集会的唯一目标是筹款。筹款活动要紧之事是筹集的钱要多，又要长期坚持捐输。”他认捐国币每月2000元，直到战争结束。东南亚其他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筹赈组织。
1937年12月，菲律宾中华筹赈会主席李清泉建议陈嘉庚组织并领导南洋华侨筹赈总机构。陈嘉庚以“责任重大非吾辈所能承担”为理由予以回绝。经过反复讨论和大量的准备，在中国政府的允诺和帮助下，从马来亚、荷印、泰国、菲律宾、香港、婆罗洲、沙捞越、缅甸、安南等阜的180多名代表开了七天会，商讨救助祖国难民事宜。陈嘉庚作为临时主席发表演说，强调海外华侨筹款救助难民、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性。他着重指出：为了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需组织统一机构，协调、促进东南亚华侨的筹赈运动。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中，成立了华侨统一的协调机构，南洋华侨救济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历史把陈嘉庚铸就为700万东南亚华侨的领袖。
南侨总会最大贡献是：在1938年到1941年间，华侨自愿捐款、认购国债，直接筹资，间接的是往国内家中汇款（50亿国币）。
这源源不断的巨额硬通货的注入，使中国政府免于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困境。
身为南侨总会的主席，陈嘉庚不可避免地要碰上扮演政治角色的场合。他最突出的政治作用是1938年、1939年对汪精卫及其与日本人议和图谋发起的无情抨击。陈嘉庚从路透社得知汪精卫和日本人议和的消息，便给汪发了一则电报，想试探其真实性，汪精卫的回电证实确有此事。陈嘉庚连发两个电报给汪精卫，提出是时与日本人妥协无异自杀的论点。1938年11月17日，陈嘉庚采取了可垂青史之一举，给正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发了个电报提案，称：在敌退出国土之前，任何公务员谈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电报提案经过一番激烈辩论，获参政会通过。而主持参政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本人。
南侨总会采取的另一重要行动是招募南洋技工到缅滇公路服务。1939年，陈嘉庚接到一则电文，要求雇佣技工到缅滇公路工作。缅滇路是能够把当时储存在香港的货物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3200余名热血司机和修理工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服务。
1940年，陈嘉庚组织并率领华侨回国慰劳团慰劳抗日将士，慰问战争难民，到各地巡察。此行中，他对延安进行了意义重大的访问，并首次会见了毛泽东。
12．匿居的岁月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陈嘉庚在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卧床上，突然听到三声炸弹的爆炸声，看到空中火花四溅。与此同时，高音警报长鸣，陈嘉庚明白敌人正在轰炸新加坡。对英国的战争已经打响。此刻，他感到极大的宽慰，因为，从此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不再孤军与敌人奋战了，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陈嘉庚被请求负责华侨动员会，为各地提供援助。
1942年1月31日，英军炸断连接新加坡和柔佛的大桥。新加坡即将被放弃。因为英国人和重庆政府对他们的安全转移都无能为力，陈嘉庚的支持者只好制定应急计划，一旦日本人进攻新加坡，他们便可撤离。2月3日一大早，陈嘉庚和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登上一艘摩托艇，离开新加坡。他急急忙忙出发，连和孩子、亲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他原打算等形势更加严重时才离开，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政府来人登记小摩托艇，假如小艇被征用，一时将无法弄到别的船只。
第二天中午，他们到达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陈嘉庚得到华侨的关照；在爪哇，得到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校友的照料：总的说来，没有吃太多的苦头。然而，敌人千方百计要搜捕他这个中国人，悬赏一百万盾要他的人头，他经受了不少惊吓、紧张，还有精神上的焦虑和思想上的痛苦。
1942年5月15日，陈嘉庚被护送转移到梭罗一个新的住处。当他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车票已经售完。就在当天晚上，日本人在西爪哇各火车站检查旅客的身份证。陈嘉庚没有任何可说明身份的证件，要不是随行人员机智和勇敢，他一定会被日本人扣留的。两天后，刘玉水前来与陈嘉庚一行会合，一道搭乘火车到梭罗。在火车站，日本人随意抽查旅客。因为旅客很多，潮水般地涌入站台，混乱中，陈嘉庚再次侥幸地逃脱，没有被日本人抓出来。
多数日子，陈嘉庚主要住在玛琅和巴株，化名李文雪。日本人确实一直都在追寻他的行踪，但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陈嘉庚。为防万一在玛琅被查出，陈嘉庚经常往返于玛琅、老王、巴株之间，在这三个城镇中也经常更换住处。
确实，日本人在玛琅和巴株使尽浑身解数搜捕陈嘉庚，但始终没有得逞。1943年的一天，陈嘉庚碰到了平生少有的紧张时刻。两个日本军官突然闯进他的住处，要咖啡喝。他们见陈嘉庚正在房间里看小说《三国演义》。华侨李荣坤告诉日本军官看书的这个人是他叔叔，是个聋子。日本人点点头，随即到客厅讨一杯咖啡喝。李荣坤便命一个过来拜访陈嘉庚的年轻人去拿咖啡。年轻人端着盘子过来，盘子上放着两杯咖啡。一见那两个日本军官，年轻人手直发抖。因为他双手发抖，咖啡溅出，日本人开始怀疑这个年轻人和李荣坤。幸好李荣坤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这个年轻人，几个月前在吧城，因为没有向日本人鞠躬，被痛打一顿，所以，一见日本兵就害怕。日本军官似乎听信了他的话，没再咋呼什么，便离开屋子。在陈嘉庚匿居的岁月里，发生过许多类似的虎口脱险的故事。
一次，陈嘉庚觉得厦门大学校友黄丹季对他的安全十分焦虑，便引用一句中国古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开导他。他对黄丹季直言道：如果自己被日本人抓获，他将为国捐躯。1943年3月，陈嘉庚最后决定要写回忆录。他前后花了13个月写成该书。1946年，该书在新加坡印行，取名《南侨回忆录》。在东爪哇避难处，他还写了几本有关中国交通问题，有关住屋与卫生的小册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投降。陈嘉庚喜出望外，决定于10月1日从玛琅返回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派便衣警察在沿途各火车站护送陈嘉庚。
10月6日，陈嘉庚在吧城登上一架飞往新加坡的飞机，结束了他在爪哇三年半的避难
生活。他对黄丹季等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冒死保护他的生命，无时不存感激之心。
在新加坡、重庆等城市，人们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陈嘉庚的安全回归。毛泽东为他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4． 为兴闽尽力
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在北京度过几周之后，陈嘉庚于10月30日离开北京南下，于12月27日到达他可爱的家乡集美。看到遭内战破坏的学校和村社，满目疮痍，他很伤心，决心重新建设学校和家乡。他仍热情洋溢，计划重开所有的学校，并增设师范学院和工业学校。在和集美的亲属交谈中，陈嘉庚一再告诉他们，他在有生之年将长住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关注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陈嘉庚最为牵挂的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建设。今日福建的许多现代机构和建筑都是他事业和成就的绝好见证。
1950年6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嘉庚说：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一个有着1200万人口的省份需要有交通网，他以过硬的理由极力推动中国政府在福建省修建铁路。此外，他亲自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帮助修建他倡议的横跨福建省的铁路线，洗刷福建没有一寸铁路的耻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支持他的提议，1954年鹰厦铁路开始动工修建，不到两年便修成，比原计划提前大约一年。
在争取北京的中央政府修建集美——高崎海堤过程中，陈嘉庚也起了重要作用。1953年2月，他建议修建该海堤，理由是这将使福建省大陆和厦门岛之间的交通更为方便。政府再次接受他的建议，于1955年10月建成该海堤。
1949年解放以前，福建省会福州的老百姓没有自来水。他们饮用井水、江水、溪水，有害健康。陈嘉庚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说服了省政府和中国的水利工程师，在他们的帮助下，1950年，修成多座水库，给居住在省会的80万居民提供清澈的自来水。
在1954年至1959年间，陈嘉庚还提议在福建建设另三个经济建设项目，其中包括集美潮力发电站，该发电站因技术上无法取得必要的突破而半途而废。
15．重建集美学校和厦大
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倾注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财力。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为集美学校的重建计划慷慨拨款800万元；同时，陈嘉庚本人捐资420万元用于集美建设，86万元作为维持学校费用。陈嘉庚还向他富有的族亲、亲属以及集美、厦大的校友募捐了大笔款项，用于两校的维修和重建。必须着重指出：陈嘉庚为两校的恢复呕心沥血，但从不干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管理和正常教学。
从1951年到1954年，为重建厦门大学，陈嘉庚不仅忙于募捐筹资，而且忙于建筑设计。此外，他每周都到工地巡视，风雨无阻。陈嘉庚亲自为厦门大学设计的大楼总共24座，截至1954年，这些工程都已竣工。在这些项目中，有可容纳5000人的大会堂，可容纳2000学生的图书馆。这些建筑都由陈嘉庚于1950年12月组建的厦门大学建筑部承建。
在厦门，陈嘉庚的另一座“纪念碑”是六层的华侨博物馆。该馆于1956年9月动工兴建，1958年12月竣工。陈嘉庚为其捐资10万元。
如果说厦门大学的重建振奋了陈嘉庚的精神，那么，集美学校的建设工程则重新激起他对教育似火的热情。陈嘉庚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策划、设计、巡视集美学校各楼的建设。1955年，一座可容纳4000人的学校大礼堂建成，接着，一座15层的高楼南薰楼也于1957年完工。不久，另两座高层建筑又拔地而起，融入新建的楼群，其中包括一座体育馆、一个游泳
池、一个淡水水产养殖池，还有许多供学生和教工使用的实验室。截至1960年，集美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举足轻重的区域性的学校，学生总数达1万1千人，是1950年学生总数的10.5倍。
陈嘉庚在集美的最后一座“纪念碑”是鳌园。鳌园于1950年开工，1961年最后建成，历时11年。鳌园的建设工程也是陈嘉庚亲自设计，由他出资兴建的。该园坐落在集美半岛上，占地约1万平方米，绝大部分是由浅海滩围筑而成的。园的正中央屹立着集美解放纪念碑——集美最显著的陆标之一。纪念碑碑名的七个大字是毛泽东所题。纪念碑是为纪念在中国国内战争最后阶段为集美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而立的。纪念碑底座上的石刻，题材包括中国现代史中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国内战争的若干片段。陈嘉庚的意图是让参观者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的，使他们受到教育，懂得珍惜胜利成果，而且代代相传。
20.陈嘉庚与蒋介石
1927年到1928年，陈嘉庚对蒋介石麾下中国的统一作出的回应是主动而且有力的。他是最早为中国的统一感到欢欣鼓舞、认可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海外华侨之一。1928年，陈嘉庚亲自用汉字写了一条条幅，意为“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让《南洋商报》的经理悬挂在办公处，警示每一个人。他的理由是：既然多数国家已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中国国民有责任依此行事，此外，中国需要和平与稳定，以便开始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
1935年，蒋介石授予陈嘉庚一枚奖章，以示承认他为中国，特别是为福建教育所做的贡献。尽管这只是一种迟到的姿态，但奖励加强了陈嘉庚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1939年，陈嘉庚被提名为设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使他进一步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
1936年，陈嘉庚当选马来亚“捐机寿蒋会”主席，成功筹集国币130万元，足够购买战斗机13架，祝贺蒋介石50岁生日。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消息冲塞了华文报纸的头版。陈嘉庚为此焦虑非常，寝食难安。他守在电话机旁，一个早晨每两三小时就给《南洋商报》社打电话，询问蒋介石的境况。蒋介石平安无事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与朋友、家人同庆共欢。据报道，门口台阶上燃放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陈嘉庚全力以赴支持祖国抗战，支持蒋介石政权。
1940年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迫不及待地通过非官方渠道了解中国战时的情况。当他问到战场上和重庆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的心不免一沉。后来，他说在重庆所见所闻，无一项令人满意。在重庆逗留期间，最使陈嘉庚焦虑的是国共两党的磨擦。
陈嘉庚到达重庆两天后，蒋介石会见了他。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在成都，蒋介石设私人午宴款待陈嘉庚。午宴上，蒋介石问及陈嘉庚在中国的行程，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交通方便，想到延安看看。蒋介石立即攻击共产党，并告戒陈嘉庚不要被共产党欺骗。
陈嘉庚考察了延安以及其他战区后回到重庆，他信守对毛泽东的承诺，如实的谈论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便安排亲见陈嘉庚，让王泉笙当翻译。这是一次暴风骤雨、瞬息万变的会见，蒋介石完全失态，火冒三丈，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脸红一阵，青一阵，嗓门很高，声音发颤。他愤怒的吼道：“抗战要胜利，必先灭共产党。外国的经验证明：要赢得对外战争，先要肃清国内的反对派。”
陈嘉庚十分尴尬，只能表达对国家团结一致抗日的希望。
陈嘉庚即将离开重庆的时候，蒋介石邀请陈嘉庚到离重庆大约20里地，他在黄山的乡间别墅进午餐，也许是表示歉意，也许是对陈嘉庚为祖国所做的一切表示谢意。正吃饭时，响起空袭警报。所有的人都急忙从客厅走下几百级的台阶到防空洞，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警报解除的信号响后，他们步上台阶，走进客厅。蒋介石注意到陈嘉庚没有手杖，登台阶有些吃力，便得体地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杖交给他。陈嘉庚不肯接受，但只得从命。陈嘉庚一生都忘不了这件事，这表明蒋介石对他的私人感情。他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讲这个故事，说他和蒋介石不是私敌。
及至陈嘉庚该离开的时候，蒋介石派王泉笙全程陪同陈嘉庚。陈嘉庚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监视他，生怕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给共产党歌功颂德。
尽管陈嘉庚亲眼看到、亲身体察到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但他仍然存有希望：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内战可以避免。他也预见到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无意还政于民。他说：中国人民希望享受政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中国内战爆发前后，陈嘉庚与新加坡的左派力量开展反内战反蒋介石的运动。他再三指控蒋介石卖国，谴责他犯的罪行比起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有过之而无不及。待向毛主席道别（无）
14． 为兴闽尽力
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在北京度过几周之后，陈嘉庚于10月30日离开北京南下，于12月27日到达他可爱的家乡集美。看到遭内战破坏的学校和村社，满目疮痍，他很伤心，决心重新建设学校和家乡。他仍热情洋溢，计划重开所有的学校，并增设师范学院和工业学校。在和集美的亲属交谈中，陈嘉庚一再告诉他们，他在有生之年将长住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关注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陈嘉庚最为牵挂的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建设。今日福建的许多现代机构和建筑都是他事业和成就的绝好见证。
1950年6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嘉庚说：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一个有着1200万人口的省份需要有交通网，他以过硬的理由极力推动中国政府在福建省修建铁路。此外，他亲自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帮助修建他倡议的横跨福建省的铁路线，洗刷福建没有一寸铁路的耻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支持他的提议，1954年鹰厦铁路开始动工修建，不到两年便修成，比原计划提前大约一年。
在争取北京的中央政府修建集美——高崎海堤过程中，陈嘉庚也起了重要作用。1953年2月，他建议修建该海堤，理由是这将使福建省大陆和厦门岛之间的交通更为方便。政府再次接受他的建议，于1955年10月建成该海堤。
1949年解放以前，福建省会福州的老百姓没有自来水。他们饮用井水、江水、溪水，有害健康。陈嘉庚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说服了省政府和中国的水利工程师，在他们的帮助下，1950年，修成多座水库，给居住在省会的80万居民提供清澈的自来水。
在1954年至1959年间，陈嘉庚还提议在福建建设另三个经济建设项目，其中包括集美潮力发电站，该发电站因技术上无法取得必要的突破而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