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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精英的表演与分化
作者:南雁
自2000年以后人们关注精英与平民的冲突日甚。近日爆发了郎咸平关于国资改革的大讨论。张维迎的一篇“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一下子就把社会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企业家；一种是那些“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普通民众。这一举动一下引起社会众怒。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已形成一种平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社会结构。谁来关注民众所应享有的权益？下岗失业、农村农民这些“没有贡献”或者贡献甚小的群体如何在当今的社会中生存？他们还是否拥有一些基本权利？贡献大的人应当怎样做？已经成了需要全社会认真探讨的问题。
非典后，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黄静事件、孙大午事件、北大改革、人大修宪、生活无着人员、业主维权、民工维权等等平民的生存际遇问题一一成为话题。
康晓光[中科院研究员]：在九十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积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在“党治”前提下，在民众的忍耐力与权贵的贪欲中寻找新的平衡点。5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或许会走上有限自由与开明专制体系。
中国学人始终没有从政治糸统里分离出来，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了非他专业的事。关心时政、国家大事，胜过关心自已，这就造成了学人的悲剧。杨小凯承认：我在*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把对政治的兴趣，当成一种“精神享受”。杨小凯的一篇《政治随想录》超过了所有的经济论文。知识精英都有很重的“智囊情结”，由于经济不独立，爱傍大官，傍大款来获利。这跟古代士大夫想获得皇恩无甚区别，只不过更疯狂。其实，知识精英跟当代社会一样浮躁，二十多年的改革重功利，知识分子也让这种功利心占了主导。
腐败泛化
2000年学人腐败问题越发严重，学人作伪、做弊、抄袭、晋升级变得厚颜无耻之后，学术腐败闹得近乎疯狂步的地步。上牵扯院士、教授，下到学生。2004年的“北航事件”教授几乎干出黑社会的行径。使人惊叹：学人疯了。中国出现的泛腐败只能有一种解释 是制度性安排。学人腐败的近乎疯狂。可悲的是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全是古代出现过的老问题，但比古代有过之无不及。在西方文明的成就示范下，中国人是希望自己能借助于其文明精神，例如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公民、宪政民主制度等等，来完成文明的更新。但是，我们更多发现的是一种向专制传统的回归。
北京有一景：中南海门前，中办、国办；高检、高法，中纪委、中组部大门前，都有千里到北京告御状一些群众，有的手里举着冤牌。同时还布满了大批警察、便衣，甚至还有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在此等候“截访”。
我将近30年没去过香山，2004年去了一次，跟一个艺术家去了他的山庄。我发现共产党把地主消灭了50年，到了90年代后迅速自动恢复了，主人也坦然当上“红色地主”，据
说近在北京香山和近郊区，有几万这种山庄。他们管理方式完全是地主式的，有管家，有家丁，有保安在看家护院。一年主人只在这里住1/4的时间，其它时间都交给管家。下山后我就想：就这管理体制，中国就产生不了贵族。我们管头头、领导叫老板，老板是什么？即主子！除了主子就是奴。
教育、医疗糸统、科研院所体制改革20年几乎未动，决策层出于什么考虑，我不大清楚。中国的学人往往不得不在体制内来寻求利益的保护，因为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成本太高，不得不靠论文评职称一点点往上爬的过庸俗生活。他们最懂名利关糸，还特喜欢跟媒体打交道，最好是中央台。伴随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烟雾，垄断行业绝不放弃对知识份子的全面控制，要么学官，要么学商。经济圈子里的主流非主流，新左派、自由派之争，吴厉之争，左右之争，不仅显示了*式骂人水平不浅，还反应出政治迫害的功力。一方说对方民粹独裁，一方说对方卖国特务。国难当头，养成了知识子先咬的传统。胡风，愈平伯，梁漱溟等大师即是让无名小卒的拱倒。让你们象狗一样先掐起来再说。先让你腐败再说，省得你成天老叮着官员腐败，司法腐败，警察腐败，谁也别笑话谁。
许纪霖[文化学者]：首先知识份子始终没有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对于知识份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高度发散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有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知识精英百分百都关心起经济来。现在有一命题：知识份子是否已经死亡？
皖河：前苏联是将旧房子推倒，盖新房子；新房子又没盖好，人们也没有地方住，这种休克疗法导致混乱以致失败；而中国改革是先盖新房子，再拆旧房子，新房子盖起来了，但新房子的主人自已住进去，不让旧房子里老百姓住进去；旧房子没拆，没维修，几近危房，无法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副研究员]：如果绝大多数人不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或者受益很少，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就开始丧失，革命的风险就开始加大，执政党不可过高地估计自身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于建嵘则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工人抗争与农民暴动的特点与新变化直接阐释了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上层精英集团的强排斥性和边界封闭性加大了其它阶层进入上层核心的成本，广大工农进一步边缘化趋势已无法逆转。
你可以禁止人们不上厕所，但防止不了别人尿裤子
熊平：随着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与恶化，社会正义道德体系开始沦陷，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并且日益固化，上层精英对处于社会结构低端的广大工农群众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形成一种新的平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社会结构。
何清涟：这种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与不稳定性很危险。于建嵘则对这种上层精英对广大工农的强排斥性提出了警告，强调对广大工农的过分边缘化有可能导致结果就是革命。康晓光也指出上层利益集团必需重新考虑平民大众对剥夺的承受力，指出中国未来变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平民大众的最大限度剥夺”这个博弈中求得平衡。王绍光、丁元竹和胡鞍钢三人在对中国外化繁荣经济研究考查后指出，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主张更强大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而与此同时，二十年改革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却在国内掀起购买小轿车和多套住房消费的热潮，他们的子女在加拿大和美国西海岸过着连当地人都艳羡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无数现代包身工来维持，需要牺牲无数打工仔打工妹的健康、人格与尊严来维持，这种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的正义性又何在呢？一个国家GDP要靠农民卖血来支持，卖完血得了爱兹。那小康日子还有什么意义，过成了弄出了一群废人。私有化的鼓噪，引起新一轮卖国有资产的高潮，卖完了国有企业资产，卖医院，卖学校，卖女人，卖官帽，把一切能卖的卖光了„„还卖什么？
人民群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社会不安全感，经济不安全感，危机感与日聚增，国内消费一直疲软。而与此同时，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返祖现象，比如从九十年代初的下海，到现在的上岸回归体制，因为体制太强大，作为个体的文化人太不化算。明星参军，洋博士进名校，公务员转国防科工委，把自己的饭碗打造成铁的、金的，还不满足，抢吃共产党的大盘子，并享受双轨制带来的好处。精英变得更善于投机取巧变成贼民。媒体和文化精英共同在大肆传播着封建皇家的伪幸福。
余世存说：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国情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它而去。中国近年流行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已经落幕，用西方的概念看中国，知道概念的游戏和游戏的概念是如何毒害中国的：由这些概念可以得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中国社会空间的扩大，大众文化的繁荣，自由主义对社会有支配力，至少是民众、政府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复杂的共识”，中国的个人主义现象很普遍，甚至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久远，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经历了这种现代化道路的变迁过程，从经济中心，到技术资本，到企业制度，不论主义，到法治，每一条道都摸了，都没走通，最后没招了，政治家眼光终于落回到人那里去了，以人为本。中国的转型期已经告一段落，这个转型非但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向中国的拉美化、印度化或向专制传统又迈出一步。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印度化、拉美化、俄化，黑社会化的迹象，印度化（等级制度森严）、拉美化（资本外逃加剧与贫富差距恶化）、俄化（权力精英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力）和黑社会抬头（社会犯罪增加）的迹象，2003年2月12日上午，富豪周祖豹被杀手乱刀捅死；2003年1月22日，富豪李海仓在办公室被人枪杀；；2002年11月30日，香港富豪林汉烈在香港一茶室被杀手枪杀，当场身亡。„„这些案情跟平民没有关糸，仍有精英把它规罪于仇富心理。
网友评论：越来越多使用暴力和威胁手段的黑社会参与娱乐、餐饮、零售等行业的经营。他们可能对竞争对手采取暴力手段欺压甚至杀害竞争对手；他们可能利用暴力手段强迫卖淫或是用其他手段对员工进行威胁伤害，利用员工的血汗获取暴利；他们可能对顾客采取暴力手段获取暴利„„，几乎可以说，他们的整个经营过程就是一种暴力行为，不仅对商业经营是威胁，对整个社会的安全也是威胁，这种威胁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中下层，还有一部分是合法的经营者。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在创业或是经营的时候往往就不规范、不民主，这也是引发暴力手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一旦发生矛盾，他们往往不是运用法律而是采取极端，暴力往往是首选行为。黑吃黑的案件时有报道，但目前还没有象样的分析，黑社会一旦跟官方联手会如何，黑社会一旦和富豪联盟又如何，黑社会跟国际资本搭界又怎样，都是未知数。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盟也不稳固，双方都想急急火火切入到对方的本体，从此再也不绕圈子，官方想直接介入经济经商，商人也想直接当官过过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加上国际资本还有黑社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危害呢？假如国际资本和黑社会连手会带来什么恶果？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正忙着将中国这只大船凿沉。
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能否解决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资本外逃、社会不公正，社会稳定和三农问题等等一长串中国一直以来都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呢？有没有
第三条道路走和平改革只是学界和民间的单相思。
中国发生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全面的复古。曾经发生的事情都将发生，一切都将周而复始运行。当学人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若不想迅速腐败与堕落的话，精英们就得改变现在这种生存状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要求万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