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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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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的人生
谢小珍
我叫谢小珍，1938年12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六角湾村，那里青山绿水，一条潺潺溪水欢快地从我家门前缓缓流过，我家祖祖辈辈一直在那样一个如花似锦的山水间生活着，父亲谢福街、母亲邓桂秀，是两位勤劳善良的普通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我兄弟姊妹七人：一个姐姐，五个哥哥。我排行老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对我十分疼爱，虽在那样的峥嵘岁月，哥哥姐姐都没读书，只供我一个人上学，有时贪玩，想在家玩耍时，我的大哥就戏谑地对我说：“小妹，你不去上学，那你就到山上看牛，看你读书还是放牛。”我只好乖乖的又去读书了，就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温暖的家庭中，我读完了小学，进入桃源师范就读，童年、青年我就这样健康、幸福、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带着从小学到师范学来的知识，我于1962年进入奎溪完小代课，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在这期间，我与丈夫邓安琪先生相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始了我的坎坷人生，丈夫的父亲邓超前，因家贫，幼时读书，是二位伯伯烧木炭供给学费，当时邓姓族长邓寿全，见父亲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族上出资，读完湖南第一师范，后又出资保送到中山大学就读，1926年由组织派送到俄国莫斯科大学深造。毕业后，1929年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厅督导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丈夫父亲借故其母有病，便辞职带领全家回到老家大溶溪，1941年8月25日酉时被匪刺杀，时年四十四岁。因他家父亲被杀，我丈夫大溶溪的家被充公，从此没有了居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62年，我在奎溪完小代课，我丈夫被下放支援农业生产。当时大溶村拖船坳属水淹区，准备移民，丈夫的母亲与寄父均住拖船坳，丈夫要我辞去奎溪完小代课教师之职，两人准备回唐溪老家当一辈子农民。谁知，当时唐溪党委书记不同意我们回唐溪，因唐溪当时是水淹区，水淹区要移民不能加人，后经张书记、区委书记陈泰敬、柘溪党委书记李新初三人研究决定将我们迁回柘溪苏家村落户，1962年8月，我与丈夫迁到苏家村，当时苏家村支部书记谢以清安排我丈夫当民办教师，因丈夫决心当农民，只同意我在苏木溪当民办老师，他便在苏木溪一队参加出集体工。同年十月，我生下了第一个女孩，取名邓虹，象征彩虹一样五彩缤纷，生活充满阳光。在苏木溪两年后，我又怀上了第二个小孩，这时群众有异议，向大队支书反映，说什么邓老师来落户，又没有带田土来，生了第一个，又怀上第二个，将来不知要生多少，不同意我们长久住下去，支书没办法，只得安排到四队落户，64年底从苏木溪搬到六角湾，于是我又在娘家六角湾任教。六角湾任教四年中，我又添了第二个小孩——邓朝阳，第三个小孩——邓向阳，人丁越来越旺，当时我丈夫想建一栋住房，村支书也同意了，但引起了当时个别想建房而未被批准的社员眼红，要我家滚出苏家村，丈夫没办法只好到县革委找到牛主任，解决了我家的安置问题，把我家迁往通溪村。到了通溪后，大队安排我丈夫到谌家台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并为我家准备了两间卧室、一间破屋当厨房，在这间破屋子里，又添了第四个小孩——邓艳阳。这时已是六口之家的大家庭了，谌家队的个别社员又向大队反映，不同意在生产队分粮，我全家的口粮要全大队供给，于是大队研究决定我全家从此吃大队粮，我丈夫认为虽然有粮吃，不会饿死，但总觉得不是滋味，已经下放快八年了，还是水上浮萍，没有生根落脚，丈夫把这一想法反映给大队支部和驻队干部，他们觉得我丈夫讲的很有道理，后开会研究决定把下八十三户农民从茶场分出来，加上我家这一户，一共四户二十多人成立一个生产队，单独核算。从此，我家的流浪生涯结束了。经过八年的周折，迁居五处后，总算解决了定居问题。户口落实了，住房是个问题。当时大队安排我家暂时住到下八十溪边的一间揉茶机屋里，我丈夫想如果下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屋会归大海，便向大队反映不能住的理由。大队立即开代表会研究我家的住房问题。会议决定，大队出木料，由各生产队派义务工，到五家凸为我家修建一栋三柱屋，安排茶场的劳力打屋场、盖房、搬家。71年冬，我家搬进新居。至此，我丈夫就在下八十队参加集体劳动，我就在离下八十队十几里路的向阳学校教书。在向阳学校十年中陆陆续续地又增添三女旭阳、四女昭阳和最小儿子骄阳，时值1978年，已是九口之家的大家庭了，寒来暑往，在向阳界上一呆就是十年。向阳小学，地处桃源与安化交界处，那里崇山峻岭，可与现在的辰山媲美，离通溪村下八十队十几里路，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到达，为了方便高山上的群众也能读上书，联校决定在向阳界上建立一所向阳小学，考虑我家住在通溪下八十队，而且方便我照看自家小孩，联校决定派我到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向阳小学任教。
当时的向阳小学，集安化与桃源学生，那时候那里没有学校，都没读过书，在那里建立了向阳小学后，方圆十几里的大大小小的都来读书，一则为了认识自己的名字，二则为了多认识几个字，学上一点点加减法。前来读书的小则五六岁，大的甚至十五六岁，四个年级一个教室里上课，一个教室分四排，上了一年级上二年级，上了二年级上三年级，再上四年级，我又当体育老师又当音乐老师，一个人包打包唱，我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还要为几个儿女缝补衣服，做鞋袜，经常要到转钟才能睡，虽然很辛苦，但我每天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个工作。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联系，不管天晴下雨都要接送学生。天气不好，有时涨水，要拿着伞去送离家比较远且年纪尚小的学生回家，遇上下雪时也要接送学生，以免发生意外，那时天气比现在冷许多，还没到放寒假，有时就开始下起雪来。落雪时，白雪皑皑，大地一片银白，路都没有了痕迹，分不清哪是山哪是路，要是现在，连想的勇气都没有，莫说是亲自走上去，想想都心里发颤，期间的艰难辛苦，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是这样的环境，锻炼出了走雪路的本领，记得有一次寒假到联校开会，开会时只是下着点小雪，开完会回去路上结满了象玻璃一样的冰，那晚中途就睡在一个家长家里，第二天还是大女儿拿着锄头挖开一条路才回家，虽然挖了一点点路，但路还是很滑，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就这样踉踉跄跄、提心吊胆地回到家。
那个时候学生都比较远，回去一趟需走二、三小时的山路，为了学生多学点知识，于是星期六别人上半天课，我却上整整一天课，远的学生都是带饭菜在学校吃，虽然我带着自家的几个小孩，但我工作生活两不误，从不缺一堂课，也不耽误一堂课，学生家长对我十分满意，家长经常送菜给我，正月间喊学生上学时，家长们都喊我吃饭，十分客气，吃饭时像过年一样。自家孩子多，没什么东西吃。所以学生家长十分热忱地叫我吃饭时，有时我也会不客气地吃上一两顿，好一饱口福。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别的地方都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因为我在那样的高山学校，山高皇帝远，运动没怎么波及，我就没怎么参加那样的运动，天天坚持上课。到文化大革命停息，在柘溪联校一次期中考核时，第一面流动红旗就在我校，虽然只是一面红旗，但象征着一种荣誉，我感到自豪。至今这面流动红旗还好好地珍藏于我的箱底，伴随着我的岁月。
丈夫精兵简政，被下放农村，做了二十年的集体生产，经济就靠我的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十分艰苦，吃是光薯米、萝卜、咸菜。炒菜时一般不放油，一斤油得吃上半年，对我们来说油是奢侈品。有一个鸡蛋，五个小孩就一个分一点点，一下子就吃个精光，日子穷得嗷嗷叫。实在没什么东西吃。有一次，我二儿子硬是熬坏了，捉了几只青蛙硬是要吃。我说青蛙吃不得的，哪个吃，二儿子一直吵着要我给他炒。家里没油，就是放了一些水、一点盐给他煮了，他吃得津津有味，差点把碗都吃了。也是家里一直没什么荤菜，看到青蛙突发奇想，解解馋，唉，多苦命的孩子。至今，还说他是第一个敢吃青蛙的人，因为那个年头的人都不敢吃青蛙。
孩子门虽然身处困境，但个个乖巧懂事。穿的衣服都是捡别人的旧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只要干净就行。一年到头，如果手头稍宽裕点，就扯布凭着从表嫂那里学来的一点点裁艺，自己做给他们过年穿，那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那时孩子们生病没钱抓药，没钱进医院，记得我的第二个女儿大妹，有一次十天不哭、不吃东西不睁眼睛，就是一位赤脚医生上去看一下。白天我上课，下课就到房里去看看，摸摸还有没有气。就这样忐忑不安地度过了艰难的十天，终于病情有所好转。后来才知是出麻疹。老天保佑，谢天谢地，让我度过了难关。有一次向阳肚子痛，艳阳感冒了，两个都附到我的腿上，不哭也不闹，我除了心酸，别无他法。俗话说：久病成医。我的七个孩子从来没进过医院。如果哪个小孩病了，就上山摘上一点枇杷叶、车前草、红苞子尖等农村小方子进行治疗。也是天见我可怜，孩子们虽然艰苦，但一个个也没出过什么大病，现一个个出落得身强体壮、标标致致。
我前前后后生了七个小孩，由于家里贫困，没有吃过几只鸡，我的父母在我婚前就已离世，丈夫的母亲早已改嫁，分娩时除了头一个有娘家嫂嫂在旁，其余都是一个人生下来的。那是怎样一个情景。还记得那时快要到生的时候，自己搬根板凳，坐到板凳上，手扶床沿，小孩呱呱落地，自己用先准备好的剪刀把脐带剪掉，把孩子稍微洗一下，再用准备好的一块布包好。现在讲起来容易，那时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接生的隔得太远，也不想麻烦别人。哪像现在怀孕、分娩一堆人照顾，看得像珍宝一样。记得生三女儿邓旭阳那天，我白天还在上课，晚上就生了，当时也没准备任何东西，还是第二天早上四嗲嗲给我送一碗猪油，几个鸡蛋。为了省钱，少请代课老师，我每次都是刚出月就去上课，既当保姆又当老师。
一直到1980年，我被调到通溪大队部任教工作才稍微轻松起来，不要教复式班了，但白天教书，晚上也要给夜校上课，学校周围男女青年晚上上课，进行全体扫盲。生活上也轻松许多，孩子们个个都长大了，直至1990年，举家迁往东坪，我和丈夫双双退休，落户东坪镇黄合居委。
人生分几段，苦—甜—苦，或是甜—苦—甜，或是苦—苦—甜，或是甜—甜—苦，老天是公平的，但凡人没有人一直一帆风顺，也没有人一直逆境又逆境。我就是甜—苦—甜，童年的甜蜜，中年的苦尽，老年的甘来。如今，我有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八十二岁，三个儿子一个畜牧局渔政站当站长，一个自来水厂上班，最小儿子广州电视台上班；四个女儿都找上了疼我们、爱我们的老公，孙子、外孙都找上了好工作，每逢周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欢聚一堂，要么闲聊，要么搓麻将、打跑胡，其乐融融。女儿们各尽孝心，今天嚷着要给我和老伴买这，明天嚷着要给我和老伴买那，好像要把过去没过好的日子给过回来，生怕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逢这个时候，我都会轻言细语地对孩儿们说：“孩子们，谢谢啦，妈妈很满足了，不愁吃不愁穿，我很幸福。”
领导点赞：谢小珍老师是一位长期坚守在边远山区学校，为贫困孩子送去爱心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