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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思考
对于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问题，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进行过很多有益的、富有成效的讨论。通过讨论，使得西方音乐学科在摆脱外来因素的制约与自身思想的束缚中，有了学科的自觉意识与独立性，并且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又面临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些课题和挑战有的来自社会的大环境及其影响，也有的是我们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都是必然的，不足为奇。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面对。
最近，我简单思考了一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发展的问题①，并有一个感触：我觉得我们曾讨论过如何学习西方音乐史问题（方法论问题），也讨论过音乐学的学生（包括西方音乐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和素质的问题等等，但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明确――学习西方音乐史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学习西方音乐史？中国人现在学习西方音乐史有何现实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
我想就其中的几个要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指的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掌握。这里引发出了另一个基本问题――西方音乐史的内容。
西方音乐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教学和研究有没有涵盖西方音乐史的全部内容？有没有空缺和盲点？我们现在的教学与研究条件比以前改善多了，是否可以设法填补这些空缺和盲点，比如：
1）档案研究、手稿研究。这方面我们是先天不足，历来只能采取回避态度。现在可以考虑要不要去碰？怎么办？
2）乐谱研究。我们从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读懂西方古代乐谱？有多少老师能熟读？现代乐谱又如何？有多少人能读？要不要学习？怎么办？
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我的意见是，请专家来讲学，派学生出去学习，以前做不到，现在有条件了，应该努力做。
3）文献的收集、翻译和研读。这个问题需要多讲一点：
首先，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基本文献的收集状况如何，我们心中有没有数？比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文献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当代西方音乐学的最新成果有哪些？另外，西方音乐史权威性的期刊②,国内哪个图书馆收集得较全？各个图书馆有哪些？缺哪些？是否可以认真做一个调查、统计，搞个目录，以便心中有数。
其次，是翻译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国外人文学科相关的学科，其文献的翻译状况与本学科的发展水平一般成正比，换言之，从一个国家在这门学科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当中，即可大体上看出本学科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文献的翻译尚处于起步阶段，恰好反映了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程度。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建国后的17年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设立的编译室。这两个编译室所翻译的著述和文章之多，质量之高，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之大，至今仍令人由衷地佩服！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及其它原因，他们的翻译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些诸如资料来源、语种、观念等方面的局限性。即便如此，他们的工作对处在封闭状态下的中国音乐界已经起到了与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的作用，功不可没。今天，我们的国门打开了，青年人外语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不知什么时候这两个编译室消失了，真是非常可惜！
当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学界逐渐出现了介绍国外音乐动态或综述性的文章，其传递的音乐信息和研究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苏联，而是扩大到了西欧、北美，乃至亚洲各国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对开阔我们的眼界，了解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包括了解西方音乐史及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情况，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留学人员的增多和“海归派”的壮大，更有一批新的、音乐学的学术著述陆续从各种语种得到翻译和出版，或者正在翻译和出版之中。一些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正在组织翻译并取得初步成效。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看起来大家似乎都在做，但有没有在学科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下形成规模？而具体到西方音乐史学，尤其是西方音乐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多少已经翻译，或计划翻译，可以讨论和交流。
我想强调的是，要在学科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下，有计划地将西方音乐史的权威性经典著述翻译成中文，还必须保证翻译的质量。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翻译队伍的水平要有保证。因为只有翻译者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同时又精通音乐中的某一门学问，中文还要好，才能翻译得好。有必要特别强调翻译者的责任感。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是否能够耐得住寂寞，对翻译者来说就是相当严峻的考验。我们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集中”，非要成立“编译室”不可，但是，外文不通，中文不精，又缺乏责任感，就很难于保证翻译的质量，反而会出现误解、歪曲、漏译、编造等等问题。为此，建议组织翻译队伍时，应严格谨慎，同时还要严格注重审查和校对的工作。否则一旦出版，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上个世纪90年代，杨燕迪、孙国忠就曾发表文章呼吁组织翻译，并列出了书目。时隔十几年了，有多少进展？我们心中是否有数？
从我对学习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目的认识出发，感觉对文献的收集、翻译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换言之，它关系到我们西方音乐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否真正进入了学科的本体？这也是我们能否“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
与文献有关的，还有一个研读的问题。
对文献的收集、翻译固然重要，而提高西方音乐学的未来学者的研读能力，从长远看，更加重要。杨燕迪在2005年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论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精辟地提出音乐学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的四个方面――理论素质、音乐素质、人文底蕴和语言能力。我觉得非常好。其中语言能力（包括汉语和陌生语言，如古代汉语、外语）很重要。音乐学学生的实际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音乐学学科将来的发展。
对于负责音乐教育的音乐院校来说，应该帮助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文献的能力。我们的前辈张洪岛、廖辅叔、钱仁康先生们一代，以及于润洋先生等一代，都具有两门或两门以上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我们现在的学人、学子真是望尘莫及。英、德、法、意、西等语言问题，是学习西方音乐史的基本功或基本素养之一。这个问题谈了多少年，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实在有必要认真考虑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要不要改进？如何改进？何时改进？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西方音乐史人才的语言能力靠谁培养？如何培养？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从音乐院校的教育体制上根本改革。
似乎有必要作一个统计：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阅读西方音乐史的元典文献？大约能够读懂多少？他们占学生的比例如何？同时，我们似乎还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方面我们究竟做了多大的努力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设法解决基础问题，不帮助学生培养他们的基本能力，应该说是学校和教师的失职！我听说，有些学校开设了经典文献的阅读课程。这当然很好，但不知道对于文科基础相对薄弱、外语程度多数比较浅的音乐院校学生，能否仅仅通过一门“阅读课程”就解决西方音乐史文献阅读能力的问题，我深感忧虑。如果我们从长远考虑，从基础做起，相信可以改变现在尴尬的局面，而音乐学系的学生阅读元典文献的水平，应该有更大的提高。
具体如何解决？音乐院校现有的本科、研究生外语教学应该做大的调整，大力提高外语在教学中的地位和分量。对于我们音乐院校音乐学系的外语课程，我个人觉得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作曲系的“四大件”。从招生，到入学后的教学，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教学必须大力提高和重视外语。目前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外语教学的学时究竟是多少？够不够用？学生是否“吃得饱”？教学上有什么问题没有？音乐院校的外语教师的待遇如何？地位如何？水平如何？教学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有必要做调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此外，建议至少在目前，招收西方音乐史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考虑打破从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生招生的单一模式，而增加外语专业或其他人文专业又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热爱音乐并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入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文化基础更加宽厚，可能更有利于他们思考音乐文化现象的问题。如果外语能力强，更有利于提高西方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提出“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其要点是对西方音乐史的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掌握。同时必须明确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不是目的，而是基础，是必要的基础。我们的教学当然应该传授知识，但是更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注意帮助培养学生自己不断索取知识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二、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
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科来讲，“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才能做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这里强调“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是态度，也是方法。重要的是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只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利，就加以研究。既要打破西方、东方、国界、民族界线，又要发挥东方人、中国人的特长和独特的视角；要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在了解世界的对比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且有意识地做出别人不能或不容易做的独特贡献。
我觉得承认并强调“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它要求人们具有多元的观念和多元的意识，即承认世界的多元文化这个现实，认识到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多元文化的观念和意识要求我们具有多元的态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必须加以尊重与了解，并且提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所谓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汉族、少数民族，高雅艺术、俗文化，艺术音乐、流行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属于世界村的文化大家庭。
多元文化的观念也要求我们具有多元的思维。而多元的思维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做好的。尤其在音乐学术研究中，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者和学者，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元思维能力和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常规，突破固有的知识结构，努力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如果有了上述多元的观念和意识、多元的态度和多元的思维，那么，以多元文化的视野进行音乐研究才会成为可能。
为了培养今后具有多元思维能力的未来的、新型的音乐学工作者，迫切需要在现有的音乐学教育方面做必要的调整和改进。目前，我们的学科分工很细，学科之间相互隔绝，缺乏交叉与交流，而音乐院校本科的教学中，对学生知识的基础教育又过于狭窄，学生过早开始专业学习，从体制上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许多西方音乐史专业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一般知识了解过于肤浅，对中国的音乐史、民间音乐不熟悉，缺乏深厚的感情和兴趣；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相当贫乏，基础更加薄弱，这些都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学生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怎么能用多元的思维思考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的教学体制，恐怕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这个问题同样提出了很久，却没有改变的迹象，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在音乐院校当中，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适当调整，尽量做到多元化。
我们首先可以从局部做起，比如先打破音乐学内的子学科之间的界线，将西方音乐史与美学或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史等学科联合举行研讨会，共同商讨一些可行的课题，有意识地组织跨学科（或跨“子”学科）的交流和合作。组织这类学科建设相关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无需过多的资金、人力和时间，只需两个学科，几个人碰头，即可探讨具体合作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小型的专题研究不能只靠哪个学会二三年一次的年会才举行，而是一年内就可开几次，可开的先开，可行的先行。相信我们的教学与学科建设一定会有新的起色和进展。
可以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很多，我把自己初步想到的一些具体题目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题目是指大的方面，每一个都可以再细化成许多小题目。其中有些方面实际上有的同仁早已开始研究了，有的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文章、论文、或学位论文，但是仍有相当的空间，可以细化，并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如：
1.基督教音乐文化的研究
2.西方艺术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契合3.各类音乐表演艺术的史学研究或流派传承历史演变的研究
4.西方音乐中的犹太（音乐）因素
5.中、西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及对后世的影响
6.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
7.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西方文化与古代或与东方文化的契合8.西方标题音乐与中国器乐的标题性研究
9.西方器乐音乐中的“升华”与中国文人器乐音乐的“韵律”问题
10.西欧不同国家撰写的西方音乐史或通史（法、德、意）的研究与比较研究
11.东方国家撰写的西方音乐史或通史（日、韩、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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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提出一些我所想到的，当然还有很多。我的初衷是通过一些跨学科（或跨“子”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以便在共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只有“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世界，认识自己，才能达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
①上个月我开始考虑“2007年第二届西方音乐学年会筹备会暨本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发言时，接到福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的“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的通知，其议题与这次的研讨很有关系，更促成了我的这篇发言和想法。
②西方音乐史权威性的期刊，如：
JAMS Journal of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1948―)
JM Journal of Musicology(1982―)
ML Music and Letters(1920―)
MQ Musical Quarterly(1915―)
MSD Musicological Studies and Documents(AIM)
RILM Réｐertoire International de Littérature Musicale（International Repertory of Music Literature）（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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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本人在“2007年第二届西方音乐学年会筹备会暨本学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蔡良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