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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几次重要的会议
杨 白
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举办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会议。这些会议有的为理论界发起和组织，有的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在不断地学习、研讨和激辩中，在一次又一次应对来自思想、学术、传统等各方面的挑战和冲击中，中国的经济学不断成熟和发展。经济学家也在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今天，回顾这些会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79年：无锡价值规律问题会议
1978年，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热切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号召，学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生机，到处洋溢着“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激情。
从1978年下半年起，经济学界和有关经济部门开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先后举办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会议。在此基础上．中国计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决定联合发起“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热情的人们向大会提交了2万多份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会议于1979年4月16日至29日在江苏无锡举行，与会代表约400人。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讨论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二次盛会(第一次是在1959年4月的上海举行的)。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原本要来主持大会，但因出国访问未能参加。同是社科院剧院长的许涤新准备来主持，却因病住院也未能赶到。所以，薛暮桥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代替他们来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薛暮桥特别讲到台风。他说，作为学术讨论会，百家争鸣的学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百家承鸣，就是要坚持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有什么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以枚压人的所谓“理论权威”。孙冶方也在开幕会上讲：“党和人民对我们经济学界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办事，一方面要'三不主义，另一方面也要'五不怕'，这样经济学界才会生动活泼。”大会代表共分10个小组，就3个议题进行讨论。1-6组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7-8组讨论扩大企业权限与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29-10组讨论价格问题。分组讨论进行了5天，每组推举出3-4位代表到中型会上发言。中型会分3个会场举行了2天，然后再回到小组讨论，最后才进行大会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有：《南斯拉夫经济考察》(刘国光)，《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薛暮桥)，《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孙冶方)，《日本经济考察》(孙尚情)。无锡县委副书记施广聚作了《关于社队企业问题》报告。
无锡会议是一次空前的大聚会．它拉开了经济学界深入研究改革问题的序幕。会后，大会秘书处归纳出12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成为未来许多年里经济学界甚至思想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主题。
1984年：莫干山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经
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名义举行的会议。会议适逢我国改革事业如火如荼，经济学队伍亟需一大批新生力量，这次会议便成了发现、汇集、扩大经济科学工作者大军的一个具体行动。
会议筹备始于当年的3月，向全国发布的征文消息不仅吸引了经济学人，也吸引了实际部门热衷改革的中青年人，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余篇，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讨论会没有采取各念各的文章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会议的参加者多是些新面孔，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现出了良好的理论素养，文字泼辣、观点新颖、有见地。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不讲发明权，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而且，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老同志赞扬这些年青人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勇于探索和进取，严肃认真，有事业心、献身精神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讨论会主要涉及了以下8个问题：
(1)关于价格改革。会议认为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则有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
(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大家认为只有根本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问题．才能激发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挖掘潜力。
(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
(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
(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与会者分析了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诸如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体制、不存在金融市场、中央货币政策很难发挥作用等，并提出近期改革的政策建议及配套措施，包括扩大银行存贷自主权，制定公司法、票据法、银行法、破产法等保障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法规，建立银行准备金制度，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等。
(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大家对股份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充分探讨，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与会者认为，应解决价格倒挂问题和改革购销体制，选择好带头产业，运用好农村资金，重视区域特点等。
(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与会者认为，应当由经营型转向调节型，由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由低层次的管理转向高层次的管理。他们认为，政府担负的经济职能是：
(1)、对微观经济活功进行调行，例如制定法规，社会收入再分配，保险、补贴、救济等；
(2)、提供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控制人口，以及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稀缺资源和社会共有资源等；(3)、经营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主要是交通、邮政通讯、银行以及新兴产业的重点项目、围防工业等。
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大舞台。莫干山会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创刊。中青年经济学家在8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相当活跃。80年代末，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走向分化，他们中有的人继续研究与改革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出国。
1985年：“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会议
198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放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会议汇聚了众多国外的高水准经济学家，他们是：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奈；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沃弗森学院院委委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治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亚历山大·巴伊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南朝鲜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里罗尔·琼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奥特玛·埃明格尔；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米歇尔·阿尔伯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中国方面的代表有安志文、薛兽桥、洪虎、马洪、吴敬琏、刘国光、赵人伟、高尚全、童大林、项怀诚、王琢、张卓元、周叔莲、戴园晨、郭树清、楼继伟等50多人。
9月2日上午，薛暮桥致开幕词，当天的中心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3-4日的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5-6日的议题是计划与市场问题，6-7日讨论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国际经验，7日上午闭幕，由马洪致闭幕词。中外学者们都格外珍惜这次聚会的机会，他们利用晚上互访，进行自由交谈。
中外经济学家乘坐“巴山轮会议”从重庆启航，沿途经过了许多地方，并做短暂停留，进行参观和考察。“巴山轮”会议引起厂人们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新闻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经济学家们都说了些什么。有关媒体作了大量的跟踪报道。
“巴山轮会议”的一个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中外学者几乎给出了一致的认定，就是经济出现了过热，总的对策意见是要收缩信贷，压缩需求。特别是托宾，这位美国凯恩斯主义一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人物尖锐地说出了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来避免危机。他的发言使当时中国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名义宣扬“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这次会议也给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了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结论。
“巴山轮会议”还开始了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1988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寻租理论座谈会”
1988年9月24日，由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北京西斜街召开“寻租理论座谈会”，分析腐败产生的机理、本质，估量中国“寻租”活动的范围
和租金总量，并探求消除“寻租”环境的途径。参加座谈会的有吴敬琏、荣敬本、顾锦屏、何匡、胡志红、李成瑞、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林毅夫、陈东琪、丁宁宁、沈昌文、黄亚生、张吉林、贾德昌、费晓栋、徐足之、王方、沈明高、胡和立、李青原、薛小和、张玉川、高尔强、姜季等。
在中国，“寻租”问题的提出最早见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8年第2期发表的美国经济学家拉迪的文章《中国经济体制再造》。他提出当时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成制下的各级政府收入留成，实际上是“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租金”(rent)。他认为由于价格改革的迟滞、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的继续保持和保护主义的强化，“寻租”活动十分流行。由于拉迪提出的问题富于启发性，读者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寻租”理论，于是1988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第5期刊登了4篇这方面的文章。
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上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差价，倒变批件、额度、票证等腐败现象严重，利用“寻租”理论这一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源很快被中国经济学家所采用。座谈会上，林毅夫认为，政府干预是租金和“寻租”行为的根源，而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又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他提出如何使政府干预适当化的问题。周小川认为只要有约束存在，就会有租金，对于由外部经济条件限制形成的租金应尽可能以拍卖的方式去治理，对于政府内部限制所形成的租金，则应以立法、行政的相对独立等方式，来加强总量的科学分配过程及结果的合理化。他还用时下流行的以人(“高干”)为媒介的“寻租”活动说明租金的根源在于政府管制并通过政府官员具体化。因此，他认为包括某些地区的优惠政策一类的差别待遇是不必要的。楼继伟强调，大幅度和全面限制“寻租”要依赖市场化，但市场化会遭到“寻租”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我们应把完善市场机制和反“寻租”活动结合起来进行。他批驳了那种认为腐败现象是必然的，能起到润滑作用的观点。黄亚生尖锐地指出“寻租”的真正害处在于它会使社会上产生既得利益阶层，形成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最大阻力。吴敬琏认为对待“寻租”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措施难以奏效。治理“寻租”行为的根本之法在于消除多轨的磨擦和混乱局面。
“寻租”理论座谈会引发了很多学者对于腐败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响应。1989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把国内外的相关文章编辑成一本名叫《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的文集出版，1993年修订后以《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的名字出版了第2版。然而，腐败问题愈发严重。1999年本书又有了第3版。首先把“寻租”理论介绍进中国的吴敬琏，当再一次为此书作序时，“感慨系之”，痛心地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分析并没有能够成为社会的共识，更没有得到那些应以除贪反腐为天职的官员们的重视。”
十几年来，“寻租”一词成了大众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术语之一．而它是从1988年那场座谈会开始被介绍进中国的。
1992年：《改革》杂志呼应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会议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3月11日新华社终于发表了政治局会议的新闻。3天之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改革》杂志社在北京举行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研讨会，时间是3月14-15日。开一次学术界的会议原本是筹划之中的事，题目原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而后，他们乘着南方谈话的春风，改变了会议的主题。经历了改革低潮期的老经济学家们兴奋地赶来了，到会的学者
有四十几位，《改革》杂志的老主编蒋一苇抱病出席，竟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路面。于光远重病在身没能参加．送来了书面发言。他们用“梦寐以求”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迫不及待地一吐肺腑之言。
蒋一苇说，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生产、交换的形式，是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商品经济在运行方式上是有共性的，不能说资本主义干的事都等于资本主义。徐雪寒说，有人认为国营百分比下降使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威胁，事实上，调整结构必然此消波长，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其绝对位仍然增长很快；如果用“和平演变”概括这种变化，就会动摇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国策，影响对外开放。龚育之概括邓小平的三句话来说明改革是什么，第一句是“改革是必由之路”，第二句是“改革是一场革命”，第三切是“改革是一场试验”。吴明瑜尖锐地指出近两年理论界出现了“凡事派”，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凡事派”是“凡是派”的翻版，都是否定实事求是原则。厉以宁认为改革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的稳定是以经济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不故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把“蛋糕”做大，问题才好解决。董辅礽说改革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就和手一样，无手心就无手背；比如市场配置资源，在竞争中，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同时就可能会出现破产、兼并；有人用负效应去否定市场，甚至把不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悬殊也归咎于市场。吴敬琏则提醒大家警惕有人借改革之名，行复辟旧体制之实，比如，将价格“双轨制”改成单轨制后，又恢复到计划价格上，这是走回头路。他认为，这种改变不叫改革，那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发现在改革低潮时，经济学家往往试图利用这个时机静心总结经验，设计新的改革高潮到来时的方案，但实际上，在没有条件改的时候．没有心思去研究，而机会到来时往往又拿不出方案-这就是有人说的“研究疲软”。因此，他呼吁．新一轮改革高潮正在到来，经济学家要坐下来务实．拿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为新体制运行做好各方面准备。
海外媒体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视之为“新动向”。香港报纸也竞相报道，他们还习惯性地关注出席会议的人是谁以及谁没有来。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印了出来，广泛赠阅。
这次研讨会是经济理论界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的最快反应，它具有重振精神、明辨是非、加快改革的示范效应。
1994年：京伦饭店微观经济学国际会议
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它是两个课题组在经过几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邀请国际有关方面的专家所进行的主要涉及现代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的一次研讨会。有人将它和9年前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认为它开创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并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深层研究，被称作“京伦会议”。
研讨会邀请了“重量级”的外国学者，如研究厂商理论、合同理论以及破产程序的奥立弗·哈持，研究企业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保罗·米尔格罗姆，研究日本企业组织和银行体系的青木昌彦，研究财政以及中国财税体制的罗依·伯尔，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尼古拉斯·拉迪，研究财政和金融的罗纳德·麦金农，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问题的卡兹米尔
斯·波兹南斯基等等。中方代表有陈清泰、蒋黔贵、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张卓元等约40人出席。研讨在四个议题上展开：一是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和所有权；二是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以及破产程序；三是财税体制改革；四是1995年经济改革展望。
从发言题目上，我们可以领略到这次研讨会的桔彩：“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近期设想”(蒋黔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框架”(周小川)；“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青木昌彦)；“战后的日本银行与企业债务的清理实例”(青木昌彦)；“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许成钢)；“日本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米尔格罗姆)；“东欧转轨过程中的私有化存在什么问题”(波兹南斯基)；“中国国有企业--银行债务重组的没想”(吴晓灵、谢平)；“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债务重组的方案设计”(刘遵义、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破产程序设计”(奥利弗·哈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国改革的比较展望”(罗依·伯尔)；“如何建立中国的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新制度”(楼继伟和李克平)；“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楼继伟和李克平)；“1995年改革重点的设想”(吴敬琏)。
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人从此知道了“公司治理结构”、“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现金拍卖”、“结构性商谈”等等概念，并开始了对于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的关注。而当年“京伦会议”上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议题，如今也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尽管不是那么及时和顺利。
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 第一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