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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读书笔记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研究中国的一本力作，书中竭力以西方人的视角去解说和评判从1800年至1985年间丰繁的中国历史，有针对地部分纠正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想象性理解，既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又为中国展现了一个建立在不同文明价值尺度研究中国的新颖思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分为四部分：
（一）、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1895年；
（二）、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1911年；
（三）、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满清的建立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满族人在明朝内外交困下入主中原夺得政权，要维持这样一个偌大的汉族为主体且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满族人采用了满人和汉人双重统治，沿袭农业官僚体制，以及皇帝直接干预的监察制度。在财政上有内务府和国库，前者主要供皇室开销后者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收入。皇帝的主要职责在费氏的笔下浓缩为培养继承人和选拔官吏，在后者上，科举制度是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重心仍然放在西北内陆，对蒙古族分而治之并果断地镇压了西北少数民族的叛乱，在西藏问题上也牢牢控制。在内部社会中，人口猛增成为一个打破平衡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与商业经济增长伴随发展，盐和茶的商业运作最具代表，人力贩运和水路运输是货物流通的主要方式，商会和钱庄也随之兴起。由此也导致诸多社会内部问题，首先是政府机构在人口和商业增长面前的滞后性，导致竞相钻营、贪污横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诸多农民起义在此基础上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它对基督教的借用又反映了中国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西方的入侵导致中国的经济、外交方面捉襟见肘，鸦片对中国的侵蚀日益严重。面对亘古未有的千年变局，有着强烈忧患意识且最早接触过西方的部分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翻译西方著作，开明人士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也即国内定义的“洋务运动”。
在第一部分中，费正清敏锐地发现了人口猛增对社会走向的影响，人口因素贯穿于诸多矛盾中，对管理机构、官场清廉、商业发展等的影响，人口增长而对儒生没有提高相应地录取比例，使得大量人员通过私交、推举、贿赂等手段挤入政府，原有的选拔制度受到挑战，人口激增使得生存竞争压力变大，也使得部分
人转向商业，而政府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口丝毫没有变更统治策略和扩大统治机构。其次便是费正清纠正了传统上中国对西方侵略影响的夸大，中国在其内部已经酝酿着变革和新生力量，而且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逐步确立的现在看来是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经过费氏的分析只是清廷对处理西北内陆政策的挪用。费正清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也没有盲从完全否决，而是仔细阐述和辨别其中优劣，对于清政府的腐败问题费氏探讨十分仔细和深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费正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潜在的立场，他在拨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迷雾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夸大了西方入侵的积极作用，而对主权等原则问题则只字不提。在对西藏问题上仍然使用的是“宗主国”概念。对于借用基督教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认识到其革命意义，它对清廷有着广泛而深刻地冲击，模糊意识到家天下专制制度的极大弊端，试图从传统和西方教义中寻找方法，体现了广大农民的呼声。虽然在评价农民起义问题上不应过分夸大其积极作用，但完全诋毁其革命意义也是不应该的。
第二部分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宣传入手探讨晚清时期的变革，耶稣教会和天主教会逐渐渗入到内地，同时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促使士绅阶层开始反思并提出变革的要求，康有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领导了公车上书运动，修改古籍以托古改制，光绪皇帝接受维新图强试图变法，仅过百日便遭到镇压。慈禧垂帘听政后支持义和团反帝运动，保守而盲目的排外运动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割地赔款之后，各地督抚掀起自强运动，兴办实业，没有理会慈禧对外宣战的通告。新闻媒介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迅速成长，小说、报纸、政论等开始兴起，基督教会也进入了它最有影响的时期。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威胁来自海外，因而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也开始在海外兴起，华侨社会飞快发展，孙中山成为职业的革命家，日本也成为革命火种的来源地，各地的秘密会社最终联合成立同盟会，孙中山为领导。此时清廷的改革中军队较有成效，袁世凯因训练新军日益显赫，但在财政和立宪的改革上完全失败，绅商合流加重了农民的剥削，各地起义蜂起，直至辛亥革命胜利。
在这一部分，费正清重视了基督教会在兴办教育、开启民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注意到了革命派的特色，他们多以海外为革命基地，在起义时没有发动群众，单靠政党和军队的力量，也尖锐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并没成功，基本上是一个
失败的革命，它拒绝社会革命，尤其是农民革命，清政府推翻后建立一个怎样的新政权又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在这一历史时期，恰好是外国侵略和剥夺日渐严重时期，在19世纪末最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费氏对此轻描淡写，对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由此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这一民族创伤，书中只字未提，如果说前一历史时期西方以经济侵略为主，这一时期则是赤裸裸地军事侵略，清政府完全丧失了主权独立，沦为傀儡。
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但他无法解决体制上的诸多矛盾，革命党人信奉内部和谐必然符合民族利益，他们试图通过选举、组阁等诸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镇压了1913年的反抗，解散了国民党党部和议会，然后废止省级和地方的议会组织，试图恢复帝制，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心力衰竭而死。袁世凯倒台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中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增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主体—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军人充满了被压抑的爱国主义热情。凡尔赛合约上中国利益不但没有保障反而进一步受损，于是在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作为整个革命前进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在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留学生回国后立刻担负起他们在外国学习的那些领域中的领导职务，从而使中国从欧洲和美国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耶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平民教育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开始登山历史舞台，但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苏联在20年代中期给予广州政府资金、武器和顾问等诸方面的帮助，孙中山在1923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苏维埃似的专政政党，在第三国际的推动下，国共开始合作，并进行北伐。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最重要的人物，而且意识到中共渗入到国民党中，于是酝酿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言人脱离实际的指导，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长征途中中共形成新的领导集体，最后到达陕北，逐渐肃清了不切实际的照搬共产国际指令在党内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于此同时，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相互打。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暴露早期就有的弱点，并且在程度上更
加厉害，于此相反，延安的中共在政治民主建设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行“三三制”，进行土地改革，不断扩大敌后根据地，在理论建设上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时的美国成为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国民党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积极帮助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在和中共方面的较量夺得最后胜利。国民党诸多问题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政权，中共建立新中国。
在这一部分中，费正清在评价袁世凯时很敏锐地就发现了专制体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官吏们只对上司负责，在仓促的、封闭的执行程序中管理国家，“人治”大于“法治”。对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评价，也很精当，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虽然剥削和气压一直存在且程度不亚于清政府。军阀混战它代表了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一种较普遍的黩武主义，武器装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老的绅士、商人和官吏阶层没有嫩里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民族进取心在这时期反而陷入低潮。外国教会对中国教育的推动作用仍较显著地提了出来。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很深刻，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军人变成的政治领袖，他具有统一中国的爱国决心，善于玩弄权术，有着个人的领导才干，果断而有预见能力，这些品质对于清算军阀政治、建立中央政府是必要的，但他的长处只是在军事政治上，没有看到在中国已经进行的、把群众包容在政治中的社会革命。费氏似乎也看到了中共内部旧意识的残余，着重指出了长征途中领导人睡担架的特殊化，尽管他没有仔细区别这一现象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在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上，费正清也有诸多有价值的意见，经济上管理混乱，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日本投降后利用日本人和伪军去打共产党，无视国内和平的呼声，失掉了民心，同时漠视甚至镇压公众的和平运动。
费正清也存在理解失误的地方，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种试图避开政治的文化运动，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新文化运动受惠于西方先进思想，启蒙大众，唤醒国民意识，深入讨论旧制度以及伦理道德的弊端，显然不是避开政治，而是为改造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他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而在关于苏联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帮助时，费氏认为苏联将两个党派都改造成了专政的政党，但他没有区分两者同为
***的区别，前者的专政代表了少数阶层的利益，后者则是代表最广大基层的利益，是为多数人服务，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两者的专政显然有质的差别。费氏还认为长征拥护毛泽东作为新的政治领袖，在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支持者，战时齐心合力，建立新政权后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些功臣的问题，并以中国以往历史比拟，尤其是明代。表面上看似乎吻合诸多历史现象，后来很多高级将领受到迫害也似乎印证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可否认伟大的人物确实具有推动或延迟历史车轮的作用，战时高度集权的领导有利于果断反应和政令的迅速执行，拥护毛泽东是必然结果。而新中国建立后高层领导受到迫害并非简单地清洗，而是诸多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像所有功劳不能归于毛一人一样，所有的错误也显然不能都归咎于毛。
第四部分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地方上维持现状，原旧职官员原地不动，依旧履行职责；经济上迅速整顿，遏制了通货膨胀；改造旧社会残存的丑恶现象，鼓励和动员公民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妇女也实现了解放，土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为更好利用和发挥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机构，1951-1952年间开始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在农村开展，工业化也以“五年计划”逐步实施，知识分子的改造教育开始进行，并导致反右斗争。火热的建设热情和欺上瞒下导致“大跃进”运动，由此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对中国的损害是巨大的。1964年中共发动在农村干部中整风的群众运动，1965年毛开始向党外寻找整风办法。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恶化，1966年“*”开始，外交关系也因为“*”受到很大影响。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政局仅过一系列变化最后由邓小平主持大局，政策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党进行重新建设和整顿军队，农业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方面提倡市场经济，扩大私营企业，同时控制人口增长。
关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分析与评价，费正清较少提及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成就，更多关注的是被忽略或不愿提及的负面部分，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比如对新中国仿照苏联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时，没有注意到，苏联实施这一策略有着本国的特殊情况，人口不多但资源十分丰富，而且革命前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发动“大跃进”时，延安时期经历过的平均主义理想和对毛的个人崇拜
这两个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注意到了军队和学生两个群体在不同时期扮演的不同角色。
但由于其对新中国的定位以批评和纠错为主，所以出现了很多求全责备以及歪曲史实的地方。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只是让妇女承担了更多地生活重担，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潜在地对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一种贬斥，显然这是一种求全责备，即便是现在——包括美国——工作与家庭的两难是普遍遇到的生活问题，而非完全关涉妇女解放。关于宪法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他认为这是旧帝制的回声，这一断言过于武断。对于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完全抹杀了这两种发展农业方式的积极作用，全盘否定。而对于邓小平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他认为这只是中国进行改革的一种特征，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持怀疑态度。当今天回望改革开放所取的的成就时，不能不否认费氏完全低估了邓的高瞻远瞩。但如果我们将作者放入他成书的年代——1986年4月写下前言——当时苏联还未解体，国际局势还处于“冷战”后期，对中国这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做到祛除（至少表面上）情绪化研究，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并为西方提供新的视域，显示了作者的难能可贵的求实品质。而现今读这部作品仍有很多有价值的部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和这部作品的超时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