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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放与中国兴衰的“周期律”
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扰者历代统治者。毛泽东曾与黄炎培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中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隐藏在“周期律”背后的历史兴衰规律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社会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一个新生的封建政权建立后，旧的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遭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新兴的统治阶级仿佛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建设新的王朝。他们开始时往往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比较清醒的了解，采取了一些迎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措施，以民为本，励精图治，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甚至能够开创一个盛世的局面。然而，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封建统治文化中的“周期律”基因就开始发作了。
家庭/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各种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开始应运而生，这些集团绝大部分都包含有家族的背景；此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土地和社会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社会逐步形成从家庭/家族式小占有到集团/阶层/阶级/专制/皇权式的大占有，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便产生了“变法”的念头。所有封建王朝的“变法”，其核心都是对统治者内部利益的调整。局部利益的微调往往能够成功，但整个社会的利益大调整，特别是触及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核心利益的调整总是以失败告终。
在唐朝，唐自“安史之乱”后，各种社会矛盾就更加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国势日衰，民困政废。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早已被破坏，“租庸调”的税制已无法推行。德宗时改行“两税法”，即并田赋户调与徭役为一，根据政府支出用途的需要，按照人们的贫富定出等第高下，分夏秋两季收税。这样虽给政府增加了收入，但“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政府增加的收入原来只是更加沉重地加在农民的身上。同时，由于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权，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各地藩镇的节度使各自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结果连年内战不已。宦官大权在握，他们和他们的亲友无恶不作，鱼肉人民。加之从汉魏以来门阀士族的势力不断发展，他们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逐渐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顺宗年间，有一批出身于庶族地主的士大夫看到社会政治的黑暗，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感到忧虑，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史称“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派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宣告失败。为
了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结果也遭到失败。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扩张如癌细胞一样无法扼制，等待封建王朝命运的就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了！
人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约定、风俗、道德、宗教、哲学、政治、法律等各种形式协调、满足人的占有欲，维持个体、群体、种族乃至人类的存在。因而，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协调个体与群体乃至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个体与群体、社会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当一个社会大部分个体的生存出现危机时，社会动荡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当文化调节社会利益的功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时，社会动荡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当文化调节社会利益的功能不能起到积极作用时，社会动荡就会加剧，直至王朝的垮台。
由此看来，造成“周期律”的根源恰恰在于，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一旦产生，文化对于社会机体内部利益的调整功能就会逐步丧失。
中国王朝更替的“周期律”是否适用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呢？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怎么能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政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个生存、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苏联、东欧的巨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已经有了活生生的现实。
为了 “跳出周期律”魔咒，毛泽东直到去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就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搞，而且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他在政治上强有力地抑制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他似乎非常清楚，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利益支撑集团都是反人民的。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政治运动的形式，中国就会像历史上的王朝时代一样出现政治集团和形形色色既得利益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中国又早早地回到革命的原点——封建官僚主义时代——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封建官僚主义时代。那些与他一同打过江山的人，可能最终成了那样的人。在那个没有改革开放时代形成的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对新生而脆弱的中国，其危害将会更大！从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每隔三、五年就开展一次政治运动，以强有力的形式不间断地打击形形色色的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通过政治运动等政治高压手段，从而使中国人民始终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一辈子究竟做了什么，他的二件大事分明可以解读为：他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在政治上站了起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一干二净的中国。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他对中国最大的二个贡献吧！
为了扼制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出现，毛泽东一直将反“右”反到了尽头，反“右”已反到了无路可走。在他的晚年，尤其是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分明是他在精神上挣扎的表现。*后期，特别是在经历了林彪事件之后，他更感到绝望、痛苦而孤独。毛泽东一定是在精疲力竭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一辈子都在从事他的革命理想——只不过，他在社会政治理想的革命中，最终输掉了。他的理想主义的失败，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面前，不引进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无异于自寻死路。与西方“帝国主义”为敌的毛泽东和他的国人怎么可能学习西方文化呢？于是，一场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江山”是毛泽东领导人民打下来,所有的土地、河流、城市、矿产等一切资源都为国家和人民所有。在毛泽东离世的时候，中国仿佛依旧是一张洁净的白纸。正是在这张白纸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走向成功！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走向了成功？如果在邓公改革之先，中国有了集团势力的存在，邓公的改革能成功吗？这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毛
泽东式的政治运动虽然扼制住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出现，但他却未能阻止政治权力的滥用，结果导致了全国的无序状态，怨假错案遍及全国，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经济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中国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在闹剧中收场，在悲剧中结束。
七、八年来一次的“*”是不可能的了。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认识到必须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主要是反“左”。
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体制内部利益的调整，而内部利益调整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各种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体制内的改革如果没有体制外的因素作为改革的动力，改革是不可能走向成功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较大进展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体制内的改革——甚至可以说，任何体制内改革都不可能解决收入不公、贫富分化、集团占有、官商结合等社会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同时，必须开放。
一旦涉及发展起经济，解放社会生产力，整齐划一的“人”们之间就会出现差距。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体制内部的利益调整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官倒、双轨制、分配不公等现象。在社会财富并没有迅速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财富只是实现了转移，只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人富了，就有人财富减少了，仿佛是博弈中的零和游戏，而减少了的财富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被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政治经济权力非法占有的国家财富。社会不公导致人们对政治的不满，以及对财富的仇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左”的势力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十分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敢迈开大步。在体制改革不能有所突破的情况下，只能在其内部的利益分配方式上进行调整。这便是传统式的改革。从中国式的历史规律来看，改革者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一场政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语）。
这是改革中的阵痛，是大国成长中的烦恼。这场政治**之后，中国改革继续在艰难中前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战，而开放也涉及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领域。事实证明：改革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法宝，而开放却是平抑内部矛盾的一把利剑。
从广义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活动的一切结果都表现为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对外一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交流等各种活动统称为文化开放。经济崛起在本质上说是文化崛起的一部分，经济往来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中国对外开放在最初的时候只涉及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在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中实现了全面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渐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活力更加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文化的魅力成了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
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之后，正如毛泽东在世时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社会矛盾就会转化为集团占有与民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但单纯的体制内改革是无法解决国内众多问题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如果没有开放作为缓解、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中国国内利益的调整就会归于失败。历史是一面镜子。改革的阻力正是来自于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阻挠。唯有开放，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结合起来才能以消解政治集团（主要是“左”倾思想顽固坚持者）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引进西方竞争性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实行充分竞争，大力推进全球化，以消解利益集团对国家和人民权益的垄断式占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化开放推进经济崛起；经济崛起加速文化开放；文化开放推进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加速文化开放。世界文化走进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开放给中国人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中国产业快速实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生产制造乃至对外大规模出口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巨变，中国与世界文化实现了越来越快的交流与融合。毛泽东担心的“周期律”问题已经转化为国内与国际两个部分，而消解“周期律”的手段也实现了多元化。从国内来看，快速致富了的中国人，更加渴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从国际上看，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已悄然演变成“中国威胁论”。
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较大突破的情况下，贫富悬殊与集团利益等诸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中国人以文化大开放的胸襟赢得了中国崛起的宝贵时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
“周期律”这个紧箍咒依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文化开放使中国国内更稳定，国际更安定，中国人民更自信！
“周期律”如同一把利剑时刻高悬在中国政治家们的头顶上。只有加快开放步伐才能消解乃至最终跳出“周期律”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