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母校(镇江六中)的回忆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六十年前的回忆”。
【陈年往事补遗】
母 校 的 回 忆
我的母校地处历史文化名城镇江西区和平路的中段，北面通小码头，南边不远就是繁华的西门老火车站。学校这块地方三面环水且连通长江，光绪时候曾经是大纶缫丝厂所在。日寇入侵时镇江沦陷，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抗战胜利后这块地方成为“四益农场”（由镇江实业人士冷遹、陆小波、严惠宇等人兴办）的一个分部，我清楚地记得1954年发大水前，有一回跟着母亲到农场里买过一次西瓜。这时和平路刚刚造好，为了发展西区基础教育，镇江市在农场原址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幢机翼型平房校舍，命名为镇江市第三初级中学（简称“三初”）。1956年秋天开始接收第一批初一新生，前二年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第三年招收了四个班，共有8个班，达到了完中标准。1959年“三初”更名为第六中学（“一初”、“二初”也同时更名为镇江市第四和第五中学）。
我家就住在学校大操场的正对面，二者相隔一条河，就连体育老师喊口令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学校里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一早就能听到学校广播喇叭里的声音，平日里新闻、歌曲、广播操音乐不绝于耳。1958年“大跃进”，学校里上演过一幅幅令人难忘的场景。操场上竖起一座小高炉大炼钢铁，不知疲倦的人们挑灯夜战，在炉前奋力攻关；一堆堆煤炭冒着青烟那是在“炼焦”； 镇江市“少年之家”艺术团的大朋友们在人海中表演节目，为大家鼓劲，慰问日夜奋战的师生们。
1960年夏天，我考入六中读书。当时初一年级一共4个班，班主任都是从市区小学骨干教师中提拔上来的。一（1）班班主任是吴俊老师，一（2）班班主任是韩瑞庭老师，一（3）班班主任是俞德昌老师，我们一（4）班主任是徐开莲老师，全班共有50几名学员（同学和任课老师名单附后），教室就在马路边上的一排平房里。由于靠家很近，我每天上学总是捧着几本书，从来没有用过书包。
我上学时的成绩很好，每学期都拿到优秀奖状。从初一开始就一直担任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经常主持大队部的活动，一当就是三年。那时的大队辅导员是顾明娟老师（后来又回到金山河小学任教）和徐发新老师（后来改名徐凯，调市少年宫工作）。
那个年代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我家的兄弟姊妹多经济困难，在学三年一直 享受每学期7.5元的助学金。当时初中的学费每学期是8元钱，冲去助学金，自己只需缴纳0.5元学费。此外，每逢寒暑假，学校都安排我们这些家庭困难的同学留校参加生产劳动，勤工俭学。班上享受助学金和学费减免的同学还有不少，大家深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深感幸福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因此感恩党和政府对学子们的关怀，在学习上都很勤奋，一心想学好知识报效祖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那时候班上的学习气氛确实浓厚，同学之间你追我赶，不甘落后。记得初一时徐开莲老师曾经倡导开展“过五关、赶六将”活动（指的是在学习上要过好思想关、生活关、家庭关„„，赶超班上公认的六个学习尖子），对于推动全班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相当丰富。初一时，徐老师带领我们星期天步行去焦山登高赏景。还鼓励我们参加各种兴趣活动，我学会了吹口琴、笛子和箫。初二时我参加过业余无线电小组的活动，由高年级江昌亮同学讲解“无线电发报原理与技术”，至今未能忘怀。我还参加过卫国卫生救护训练班，由市人医的医生给我们讲授人体构造和急救处理等方面的医务知识，这些教材我至今还保留着。初三时，班主任霍仁山老师经常组织全班同学根据爱好开展美术、歌咏、灯谜、集邮等课余活动，以发挥各自的才能。
我们上初中时正好逢到“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老百姓的生活极度艰难。由于粮食越来越紧张，居民的粮食定量标准不断被削减。初中生入学时的定量标准是32斤，后来一年多时间减到31斤„30斤，直到29斤。但是大家毫无怨言，而是大谈“一人省一斤，全国可以节省多少斤粮食” 的道理。由于棉花连年减产，居民定量布票也从原来的每年一丈多削减至1尺6寸，被赫鲁晓夫嘲笑为“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而我们却以“节衣缩食，为国争气”为荣。大家都在公共食堂里代伙，喝着粯儿粥，吃着黑馒头，嚼着老咸菜，还是觉得很有味道。由于粮食紧张，很多人家吃了上顿愁下顿。在“低标准、瓜菜代”的号召下，有的同学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浮肿病”，学校还专门配给杂粮以调剂营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学校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开展各项支农活动。各班同学在教师的带领之下，乐呵呵地送肥抬马桶下乡。那时候的学习条件十分简陋，学生的课本、讲义、练习本全部是用粗劣的 黄色纸张印制的（有的我至今还保留着）。学生们穿的全是粗布衣服，食堂里的餐具也都是粗瓷大碗，总之一切都在倒退„„。但是条件虽然艰苦，同学们的思想一点儿都不乱。大家怀着一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爱国之心，经受着艰苦生活的考验，跟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这主要得益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好。那时候无论上面有什么政策，只要是牵涉到群众利益的事，学校总是先组织学生中的团员、骨干分子开会、统一思想，然后再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社会主义阵营趋向破裂，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市场物资奇缺，政治谣言四起，黑市买卖猖獗。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学校政治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反帝反蒋反侵略，抵制修正主义思潮等方面进行教育疏导。还通过经常各种各样报告会的形式，展开一系列的正面教育。譬如：初一时曾经邀请过当时皮革厂的书记、先进工作者张学礼来我们年级，讲如何发扬工人阶级优良传统，做到又红又专。初二时邀请过一位姓吴的老红军到校作报告，讲延安精神，讲三八作风，讲部队战争生活，讲革命光荣传统。还邀请过中百公司的徐方涛来校作关于“市场计划经济与物价”的报告。学校还组织师生集体收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辑部文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大家一次又一次冒着凛冽的寒风，端坐在操场上听广播，秩序井然。那年头，一般大型活动都是集中在大操场举行，或者偶尔借用火柴厂大礼堂开会，组织纪律相当好。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有针对性。除了经常性开展校风、校纪、规章制度和党的教育方针等方面的教育外，遇到学生中的违纪行为和不良倾向，都是由汪澜、黄笔农二位校长亲临有关年级讲话。组织观看革命题材影片、写好电影观后感也是对学生进行真善美、爱国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形式之一。记得《洪湖赤卫队》、《红鹰》、《聂耳》、《孙悟空三大白骨精》等影片观后，班上都出过墙报、黑板报，开过座谈会。优秀的电影插曲一下子变成了校园流行歌曲，学校因势利导开展大唱革命历史歌曲活动。例如，影片《聂耳》放映结束后，学校开展歌咏比赛，每个班集体登台演出。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精神抖擞，引吭高歌，都在为自己的班级争光。操场上《洪湖水浪打浪》、《毕业歌》、《码头工人歌》、《三八作风歌》等革命歌曲响成一片；还有独唱《小曲好唱口难开》、《珊瑚颂》、《我生在哈瓦那》；教师们演唱全篇《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活动在那个时期大大振奋了人的精神，激励了斗志，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
此外，学校每月还开展班与班之间的红旗循环赛，对思想、纪律、学习、劳动、文体、广播操等方面的优胜班级颁发奖旗，因此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很强。团支部经常组织进步青年听团课，开展学习刘胡兰烈士事迹的活动。我几次听过焦千等老师讲过的团课，也参加过接收新团员的支部大会，受到了团的知识方面的教育。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很多，不少同学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报告。很多人坚持晚上到校自习功课，利用假日参加义务劳动和公益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学校的文体活动亦很活跃。我就在图书室借阅过《红旗谱》、《红日》、《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烈火金刚》、《王若飞在狱中》、《暴风骤雨》等书籍，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丰富自己的知识面。课余时间的篮球比赛，每年一次的学校运动会，每逢重大节日的文娱汇演，各个班都踊跃参加。记得有一次师生同台演出，老师们装扮成少数民族同胞集体演唱朝鲜族歌曲“哩哩哩”，博得学生们的一致赞许。
初二时，镇江师专有一批实习教师来我们学校实习。我们班分到两名数学男老师（高淳籍、宜兴籍）和一名语文女老师（镇江籍），同学们与实习老师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白天，实习老师给我们上课，业余时间帮我们辅导，还编写了相声、故事等节目让同学们表演。我就表演过一段相声《谈谈错别字》，在故事会上脱稿讲述过一个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那位高淳的潘正柱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师专宿舍（校址就在后来的镇江宾馆）游玩，临行送我一张印有厦门中山公园的照片作为纪念，至今我还保存着。在他们实习结束时，学校召开欢送会，师生们依依惜别，共叙友情。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致欢送词，最后应该讲“相信你们一定会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我却说成了“希望你们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因为用辞不当差一点闹出了笑话。
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包蕴华、鲁庆鹏、周鸿、吴闻修等语文老师的亲切教诲，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候老师们要求很严，整篇整篇地背书是常有的事。周鸿老师坚决反对写错别字，这对于我日后的写作中很少出现错别字有很大的帮 助。记得1963年我到武汉读书时，看到街头上有不少错别字感到不舒服，还特地写信告诉过周老师，表示对错别字横行的不满之情。班上还经常组织书法和作文比赛，吴闻修老师书法功底颇深，老先生教我们的颜体、柳体使我至今未忘。周鸿老师既教音乐、拉手风琴，又教我们的语文和书法对我后期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时隔多年，但是心中仍然时常惦念这样的好老师。
初三下学期，学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学习雷锋同志的优秀事迹等活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开展为人民服务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作为学生代表去阴雨球场，聆听雷锋生前班长刘景风同志所作的雷锋事迹报告，在学生干部中引起了轰动与反响。在本班同学范祖舜的带领下，我几个文艺骨干赶排了一出锡剧《雷锋之歌》，反映雷锋同志生前在雨中揹送大娘回家的事迹，我在剧中扮演了雷锋战友王大力的角色。此剧得到了团市委的重视，还到人民大礼堂（后来的中级人民法院新楼原址）参加了全市中学生汇报演出。
当时高中的升学率非常之低，初三时，学校开始对毕业生进行“服从祖国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安排去金山乡参观人民公社“河网化”的成果。请新民洲共青团农场青年突击队代表吴琪等一行5人到校现身说法，介绍他们艰苦创业、献身农场的感人事迹。会后还安排学生代表与他们座谈讨论，勉励毕业班同学以实际行动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的趋势是教育下马，“僧多粥少”，除掉少数人有可能继续升学外，所有毕业生的去向是到淮安白马湖农场落户。学校组织听取“赴白马湖考察组”的考察情况汇报后，大部分毕业生都打报告要求去白马湖务农。（9月3日，镇江市一大批应届初中毕业生离镇奔赴苏北白马湖农场。）
升学考试发榜了，我和三(2）班的邵荣喜同学录取武汉河运学校。据说全校四个班还有10名同学考取普高就读，其余同学全部落榜，这是毕业班历史上结局最惨的一届。1963年8月18日我们告别了母校，告别了故乡，踏上了去武汉的征程。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不常去母校，但是有人问起我的经历时，我依然自豪地告诉他：我是镇江六中毕业的。
[ 此件当年交与施哲先老师，献给三十年校庆，1987.2.26.修改，2015.2.20.又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