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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苏联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沙皇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诞生了苏联文学，它以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创作方法出现在世界文坛上，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从十月革命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经历了74年的历程。本章主要介绍1917年至1953年间的苏联文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二十年代文学(1917—1929)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后，由于采用了“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文艺领域内的斗争异常激烈，苏联文学界呈现出派别林立、团体丛生、思想交锋激烈的局面。斗争的焦点是文艺事业要不要接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以及要不要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问题。影响较大的文化团体除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还有“谢拉皮翁兄弟”、“左翼艺术阵线”、“拉普”等。“拉普”（1923—1932），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主要成员有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叶尔米洛夫等，他们主要通过《在岗位上》和《在文学岗位上》两个杂志来宣传他们的文学理论和主张。成立之初，“拉普”在贯彻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他们在政治上唯我独尊；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粗暴打击“同路人”和不同派别的作家；在创作上以哲学上的马克思主义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日益严重。“拉普”的错误后来受到俄共中央的批评和纠正。
十月革命后，诗歌这种适合抒发革命激情的文学样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激情和信心。最著名的诗人有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别德内依(1883—1945)、勃洛克(1880—1921)、叶赛宁(1895—1925)等，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唱出苏联各族人民的心声。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其早期创作受未来派的影响，运用夸张、荒诞的形象，隐晦的象征，追求奇特的音响效果，1915年发表的长诗《穿裤子的云》是诗人十月革命前所写的一部重要作品。十月革命后，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写下了许多诗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党和领袖，如《向左进行曲》（1918）、长诗《好》（1927）和《列宁》（1924）等。有的作品讽刺了人民内部的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如《开会迷》（1922）、《臭虫》（1928）、《澡堂》（1929）等。长诗《列宁》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在塑造列宁形象时，站在共产主义党性立场，把领袖的生平和革命活动，与世界革命运动史和俄国人民解放斗争史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了列宁和党密不可分、与人民血肉联系的主题思想。
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通过对12个赤卫战士进行巡逻的描写，反映了十月革命的伟大风暴和新旧世界的尖锐对立。叶赛宁也创作了歌颂革命和对苏维埃政权热爱的诗篇《同志》（1917）、《天庭鼓手》（1918）、《苏维埃俄罗斯》（1925）等。
20年代小说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最著名的是几部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富尔曼洛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的《铁流》和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被苏联文学史家称为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恰巴耶夫》塑造了一个被革命唤醒的传奇式的人民英雄恰巴耶夫的形象，恰巴耶夫从一个贫苦的牧童成长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师长，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的改造作用。作品中的红军政委克雷契柯夫形象属于苏联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成功的共产党员形象。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旧哥萨克军队如何在行军途中经受战火的洗礼，终于锻炼成一支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钢铁般的队伍，表现了千百农民群众和革命的血肉关系。法捷耶夫长篇小说的《毁灭》描写1919年夏秋之际一支远东红军游击队在队长莱奋生的率领下，与日寇和高尔察克匪帮战斗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在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改造的主题。
2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劳动者创造新世界的长篇小说是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它通过主人公楚马罗夫领导工人修复水泥厂的故事，赞扬了工人阶级忘我无私、坚忍不拔的精神。
这一时期在戏剧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拉甫列涅夫（1891—1959）的《决裂》（1927）和特列涅夫（1878—1945）的《柳鲍芙·雅洛娃娅》（1926）。《决裂》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夕，“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舰长别列谢涅夫和他的女儿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与旧制度的决裂。《柳鲍芙·雅洛娃娅》主要反映革命年代俄罗斯妇女的精神成长。两个剧本都反映了十月革命对俄罗斯人民生活道路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
二、三十年代的文学（1930—1941）
30年代，苏联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工农业等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工厂和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新的素材，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对文艺队伍的领导，苏联文学开始繁荣。题材新颖、思想深刻、艺术性高的作品大量涌现。
1934年，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当选为作协主席。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方向。
为了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特写和短篇小说深受作家喜爱。高尔基的《苏联游记》（1928—1929）开拓了新的特写体裁，法捷耶夫的《地震》（1934）是此时期短篇小说的杰作。
这一时期，长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30年代苏联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中，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题材的作品有列昂洛夫（1899—）的小说《索溪》（1930），克雷莫夫（1908—1941）的《油船“德宾特”号》（1938），卡达耶夫（1897—1986）的《时间呀，前进》（1932）。反映农业集体化的著名作品有肖洛霍夫（详见本章第三节）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潘菲洛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
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歌颂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身，是30年代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主题。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它是作者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成的。小说通过保尔•柯察金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表现了一代新人高尚的革命情操，展现了苏联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从内战年代到经济恢复时期奋战不息的生动画卷。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第一代革命青年的代表。在战争中他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复员到后方，投入到新的劳动之中，并且忍受住寒冷饥饿疾病的考验。战后，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以惊人的意志与疾病搏斗，并以文学创作作为新的斗争武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保尔光辉的一生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紧密联系，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特别是保尔在烈士墓前的一段内心独白，更具有极强的感召力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的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三十年代涌现的规模宏大的优秀长篇小说还有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彼得大帝》（1929—1945）和《苦难的历程》（1921—1941）、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39—1940）。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苏联文学走向成熟。
戏剧在三十年代也得到很大发展，较有名的是包罗廷的《带枪的人》（1937），后来他又写成《克里姆林宫的枪声》（1941）《悲壮的颂歌》（1958），组成“列宁题材三部曲”，成功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平凡而伟大的性格特征。
苏联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使三十年代的群众歌曲获得繁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大量涌现。著名的诗人有伊萨柯夫斯基（1900—1937）、列别捷夫—库尔奇（1898—1949）、苏尔柯夫（1899—）。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感情真挚，深受群众喜爱，如《卡秋莎》表现了少女卡秋莎纯洁高尚的爱情，为苏联人民广泛传唱，也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但是，由于30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和肃反扩大化，一批文艺家和作家由于学术上和艺术上的问题而受到政治上的无情批判，甚至被逮捕、被流放和被镇压，其作品也禁止出版，这些作法助长了后来以行政命令干预文艺的盛行，给文学带来很大损失。
三、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1—1945）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出兵入侵苏联，苏联人民为保卫祖国奋起反抗，历经了四年可歌可泣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作家表现出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千多名作家自愿上前线，作宣传工作，担任战地记者，甚至亲身参战，有数百位作家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争初期，作家们选择了能最迅速地反映现实的体裁，如诗歌、短篇小说、政论和特写等来控诉法西斯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消灭敌人，阿·托尔斯泰的政论《俄罗斯性格》（1942）是其中的名作，文章力图从历史的发展来阐释祖国的概念，无情地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
诗歌是战争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内容多是表现苏联人民对祖国和亲人深沉的爱。列别杰夫—库马奇（1898—1949）的《神圣的战争》（1941）被谱成曲后，成了全民的战歌。西蒙诺夫（1915—1980）的《等着我吧》（1941）是人们最喜爱的抒情诗。伊萨可夫斯基的《灯光》（1942）和《前线的树林里》（1942）也是其中抒情诗的名作。在长诗中最负盛名的是吉洪诺夫（1896—1979）的《基洛夫和我们的同在》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前者歌颂了被敌人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格调高昂，充满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后者塑造了机智勇敢、纯朴善良的人民英雄焦尔金的形象，他在失败和死亡的威胁下而从未伤失过信心和力量，这一艺术典型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
在小说创作方面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西蒙诺夫（1915—1980）的《日日夜夜》（1943—1944）、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不屈的人们》（一译《宁死不屈》1943）、瓦西列夫斯卡娅（1905—1978）的《虹》（1942）、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艰苦卓绝和悲壮，另一方面又颂扬了苏联人民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品质。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它描写1942年9月德寇占领克拉斯诺顿前夕，该城的青年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给德寇以沉重打击，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多数队员被捕，英勇就义。小说热情地赞扬了青年近卫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做到史实与虚构完美结合，对人物的外貌描写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有机联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在戏剧创作方面，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列昂诺夫的《侵略》（1942）、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前线》是其中的三部名剧。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苏联人民誓死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精神，这在战时鼓舞了人们的斗志，颇受好评。
四、战后初期文学（1945—1953）
苏联人民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面临着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由于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苏联加紧实行“冷战”政策，苏联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战后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了一些落后于生活的严重现象，悲观主义、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盛行。对此，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就文学、音乐、电影和戏剧的现状及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关于与两杂志》（1946）、《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关于影片》（1946）、《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1948）等。当时主管思想工作的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还对其中的某些决议作了专门的讲话或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强调了党性原则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但又犯有“左”的错误，对战后初期文艺现状的消极面估计过于严重，以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待文艺中的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如非党作家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就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处分，并且给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与理论设置了不少人为的禁区和清规戒律。此后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无冲突论”滋生、泛滥，致使苏联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
尽管如此，战后苏联文学仍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其中小说创作中反映刚刚结束的卫国战争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作品有波列伏依（1908—1981）的《真正的人》（1946）、布宾诺夫（1909—）的《白桦》（1952）、卡扎凯维奇（1913—1962）的《星》（1947）和爱伦堡（1891—1967）的《暴风雨》（1947）等。取材与战时和战后年代的劳动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引人关注，巴甫连科（1899—1951）的《幸福》（1947）、阿扎耶夫（1915-1968）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收获》（1950）和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长篇小说，思想深刻，情节动人，艺术性强。此外还有一些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自传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和《慌乱的年代》（1954），小说主要表现俄国劳动人民在19世纪末叶的艰难困苦和觉醒的过程。费定（1892—1977）的《初欢》（又译《早年的欢乐》1945）、《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历程，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情节曲折，场面广阔，气势恢宏，语言优美，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苏联文学诞生于十月革命的烈火之中，它置根于十月革命后社会生活的土壤，继承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站在时代的高度，表现出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苏联文学的主要题材，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革命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也理所当然的成了苏联文学的主人公。苏联文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它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文艺政策，对文学进行干预、管理和控制，使文学成为有领导有组织的活动。苏联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即要求作家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要求既鼓舞了苏联作家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促进了苏联文学的繁荣，但忽视和排斥了非现实主义文学和文艺的娱乐、审美功能，使苏联文学隐伏下粉饰现实、窒息文学批判任务等祸根。
第二节
高尔基
一、生平和创作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以丰富的艺术创作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1968年3月28日出生于俄国中部伏尔加河畔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细木工家里。高尔基幼年父母早丧，后来寄居在外祖父家里，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家庭成员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争夺不已，使幼年的高尔基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只有在外祖母阿库琳娜那里才感受到温暖。外祖母讲述的优美的童话故事和民间歌谣，使他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1879年，外祖父破产，年仅11岁的的高尔基便流落“人间”。他拣过破烂，当过店铺的小伙计，做轮船上的洗碗工、圣像作坊的学徒，受尽欺凌和虐待，饱览人间的不平。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但他却靠勤奋自学成为举世闻名的大文豪。1884年，高尔基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由于没有中学文凭，喀山的大学未收留他，他不得不置身于下层人民中间，贫民窟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先后当过码头搬运工、面包师傅、杂货店伙计、园丁和守夜人等。底层的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人民的疾苦，看到社会的罪恶。这时他结识了民粹派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作，还在工人、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从此，他开始了对革命理论和斗争道路的探索，逐渐树立起改革社会的决心。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了解祖国和人民，高尔基两次漫游俄罗斯南部，并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两次被捕入狱，最后到梯弗里斯，进入铁路修配厂做工。两次游历开阔了他的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素材，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强烈愿望。
1892年，高尔基在梯弗里斯的《高加索报》上以马克西姆·高尔基（意思是“最大的痛苦”）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895年，高尔基经诗人柯罗连科的介绍，到《萨马拉报》工作，成为该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高尔基早期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统治、渴望自由解放的革命激情，早期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表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左巴尔和拉达热情相爱，但为了生活自由和人格独立，最后不惜抛弃宝贵的爱情与生命，表达了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最有名的短篇是1895年发表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
《伊则吉尔老婆子》由三个故事传说组成，写了腊拉、丹柯、伊则吉尔三个故事。腊拉是鹰和人之子，长期离群索居，性格自私孤傲，他因杀死一个拒绝他爱情的姑娘为人们所唾弃，永远过着孤独的生活，最后化为影子在草原上漂浮不定。丹柯是与腊拉对立的形象，他是古代的一位英雄，在自己的民族被仇敌赶进原始森林、走投无路的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掏出自己那颗燃烧着的心照亮别人前进的道路，大家得救了，丹柯却牺牲了。伊则吉尔年轻时美丽健壮，热爱生活，向往自由，但没有付诸行动，也没有正确的生活目标，只图个人享受，结果虚度年华，老来一事无成。通过这三个故事，作者谴责了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歌颂了正直无私、为人民英勇献身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崇高品德。
《鹰之歌》是一篇具有象征意义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塑造了鹰和蛇两个对立的形象。鹰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身受重伤，眼看就要死去，但它没有悲观丧气，它感到自豪，因为它在战斗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死前，鹰仍然渴望战斗，于是鹰“骄傲的大叫一声，用爪子抓住岩山上的粘泥，走到悬崖的边缘”，展开翅膀，终于在天空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与鹰相反，蛇却习惯于在散布着腐朽气味的阴暗峡谷里爬行，根本无法理解鹰的英雄壮举，它认为，“不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大家都要变作尘土。”因此它感到心满意足。在鹰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俄国革命者渴望斗争、追求光明的英雄气概，蛇则象征那些苟且偷安、自私保守、缺乏理想的市侩形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雄鹰和用自己燃烧的心照亮人民前进道路的丹柯一样，都是当时俄国革命者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
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作品揭露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又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等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不满情绪。高尔基曾经长期与流浪汉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生活十分熟悉，因此，他不少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关于流浪汉的题材。《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我的旅伴》（1894）、《切尔卡什》（1895）、《草原上》（1897）、《玛莉娃》（1897）等是其中的名篇。《叶美良•皮里雅依》写一个四十多岁的流浪汉叶美良生活极端贫困，一天晚上，他潜伏在桥头准备抢劫一个商人，却遇到一位因失恋而准备投河自杀的少女，他一下动了恻隐之心，去劝慰这位姑娘恢复了生活的勇气，而他自己也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切尔卡什》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进城打零活儿的青年农民加弗里拉一道行窃和分赃的故事。切尔卡什大胆机智，加弗里拉却胆小如鼠，可分脏时，加弗里拉企图杀死同伙，独吞巨款。切尔卡什虽遭暗算受伤，还是饶恕了他，并轻蔑地把钱全部掷给加弗里拉，切尔卡什认为，尽管自己“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绝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通过切尔卡什和小私有者加弗里拉自私、贪婪的对比，作家肯定了流浪汉身上那种热爱自由、蔑视一切的可贵品质，但也指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是消极和盲目的，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流浪汉是俄国资本主义的畸形产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残酷压榨，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又缺乏明确的目标，最终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他们的遭遇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强烈抗议和控诉。高尔基对流浪汉的生活十分熟悉，既写出了他们的正直善良、敢于反抗、重义轻财的一面，又表现了他们的粗野放荡、盲目反抗、沉湎于无政府主义而不能自拔的消极面，显得真实感人。
在高尔基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还有一些作品是表现俄国工人阶级和小市民的。《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对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监狱似的地窖里，二十六个面包工人终干着沉重、乏味的劳动，只有一个年轻活泼的女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乐趣，是他们心中的太阳。可是一个大兵出身的面包司务却勾引了她，破坏了他们视为神圣美好的东西，从此二十六个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安慰，在嘲笑和诅咒中打发无聊的日子。在揭露小市民的贪婪自私和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作品里，《因为烦闷无聊》（1897）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和他属下的职员，因为烦闷无聊，以恶作剧来嘲弄站长家雇佣的厨娘阿琳娜的爱情，阿琳娜受辱之后，自杀身死。作品以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有力的抨击了市侩们的自私无聊、庸俗卑劣。
1899年，高尔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作家第一次力图用“广阔而内容丰富的画面”反映俄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小说的主人公福马•高尔杰耶夫是富商之子，从小就被教导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但福马心地善良，难以容忍资产阶级的肮脏事业。长大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百万家业，当上了老板，却越来越厌恶资产阶级贪婪伪善、残酷掠夺的品行，感到苦恼、失望，沉溺于放荡生活之中，并在公开场合怒斥商人们的卑劣行径，表示对本阶级的叛逆。然而，商人们联合起来，宣布他患了精神病，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小说通过福马的遭遇，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又以福马的叛逆暗示资产阶级在它上升时期就已开始从内部瓦解。
20世纪初，俄国受到欧洲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在列宁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01年3月，高尔基在彼得堡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亲眼看到沙皇军警对革命的血腥镇压，他预感到革命风暴的到来，把自己的创作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当即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短篇《春天的旋律》，由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在《生活》杂志上只发表了其结尾部分《海燕之歌》（1901）。
《海燕之歌》以象征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壮丽图景。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雷声隆隆，闪电象火蛇在游窜，大海上巨浪翻滚，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并以预言家的姿态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里，乌云、狂风、雷电象征反动势力，暴风雨象征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海燕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化身，他正满怀豪情地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而那些肥胖的企鹅、蠢笨的海鸥、海鸭，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四处躲藏，惶惶不安，这些海鸟则象征着那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小市民对革命的恐惧。《海燕之歌》是对1905年革命前夕群众运动的艺术反映，它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这一时期，高尔基开始创作剧本，以舞台来宣传革命思想，相继创作了《小市民》（1901）和《底层》（1902）两部剧本。《小市民》通过小市民家庭里父亲谢苗诺夫和养子尼尔两代人的矛盾冲突，表现小市民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冲突，尼儿是一个新型的工人形象，他认为，“谁劳动，谁就是生活的主人”，“权利不是给的，权利是争来的”。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坚定乐观的革命信念。《底层》是高尔基最优秀、社会影响最大的剧作，它是作家20年来对流浪汉生活观察的总结。在柯斯蒂略夫开设的夜店——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住着一群沦落到生活底层的流浪者，其中有手工业工人、码头搬运工、小偷、妓女、逃犯、游方僧、落魄的贵族和潦倒的知识分子等，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看不到光明，悲惨的结局等待着他们。剧本由此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作家还通过剧中鲁卡和沙金的辩论，引导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挣脱底层的枷锁?怜悯和同情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沙金否定了鲁卡的安慰哲学，他指出，“凡是亏心伤理的人，„„或是吃人家血汗的人，才需要说谎话，„„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要改变现状，就“应该尊重人”，“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万事都在乎人，万事都为着人啊!”这些振聋发聩的话唤醒人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号召人们为改变现状而斗争。《底层》还表现了高尔基戏剧创作的特点：没有惊人的情节和舞台效果，却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和深刻的哲理性。高尔基由此被称为社会哲理剧的创始人。
1905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尔基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月9日，沙皇政府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高尔基当即写了《告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地舆论界书》和特写《一月九日》，声讨沙皇政府的暴行。在革命高潮时期，高尔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工作，1905年夏天加入了党的组织，他不但成为反抗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还作为革命战士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于1906年初受党的委托，赴西欧和美国宣传俄国革命并为党筹划经费。1906年在美国期间，高尔基撰写了评论美国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和民主的政论集《我的访问记》和《在美国》，另外，他还完成了剧本《敌人》和著名长篇小说《母亲》，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篇章。
《敌人》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罢工事件作为素材，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但它反映的已不是自发的运动，而是工人群众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戏剧的主要冲突，同时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分崩离析，并预示着工人阶级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革命者遭到了血腥镇压，无数革命者惨遭杀戮，加之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和前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大批人开始消沉、颓废，有的甚至背叛革命。一时间，辱骂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成风，文艺界也弥漫大量反动、黄色的作品。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坚决地同颓废消沉作斗争。在列宁的影响下，高尔基认为必须给那些寡廉鲜耻的家伙、卑鄙下流的坏蛋以应有的打击，他写下了《论犬儒主义》（1908）、《个性的毁灭》（1909）、《论卡拉玛佐夫气质》（1913）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文，对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中的悲观颓废情绪，色情淫乱思想，以及攻击革命、污蔑人民的反动言论进行猛烈抨击，并热情赞颂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强调知识分子、艺术家应该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有所创造。这些文章受到列宁的赞扬。
但是，由于高尔基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受到党内“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影响，思想上出现了迷误。所谓“取消派”就是要求放弃党的纲领，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召回派”就是要求放弃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主张召回参加议会的工人代表。并且还提出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合流。高尔基同情召回主义，并赞成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神来，他还写了宣传造神论的小说《忏悔》（1908）。《忏悔》描写一个从小受尽屈辱和磨难的弃儿马提微，为寻找上帝和真理而饱尝人间的辛酸，最后终于明白，上帝是找不到的而人民必须创造出一个新的公正和博爱的神来。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给予高尔基极大的帮助，他给高尔基写了大量书信，指出修正主义的危害，造神论的反动性，在列宁的关怀下，高尔基逐渐改正了思想上的错误。在卡普里岛期间，高尔基也创作了许多好的或较好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夏天》（1909）、《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奥古洛夫镇》（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01—1911）、和剧本《最后一代》（1908）等，反映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生活。《夏天》描写了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农村的觉醒，1905年革命后，高巢村的农民在从城市来的革命家戈尔的影响下逐渐觉醒，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还组织革命小组，进行反对沙皇的地主富农的斗争。
侨居意大利期间，高尔基还创作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革命激情的《意大利童话》（1911—1913），《意大利童话》共27篇，其中7篇曾在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上发表，得到列宁好评。作者虽然以童话的形式描写意大利的生活和自然景色，实际上却反映了俄国及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赞扬了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1913年底，高尔基在列宁的建议下回到俄国，积极投入文化组织工作之中。他还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5），第三部《我的大学》完成于1922年。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根据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描写小主人公阿辽沙·彼什科夫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真实表现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俄国社会的面貌，展示了俄国社会的野蛮、愚昧，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丑恶。阿辽沙战胜苦难、探索真理的过程正是俄国一代新人寻求知识、追求光明的艰难历程。
十月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高尔基于1917—1918年间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组政论文章，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阐述了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在科学和文化都很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农民只是消极的破坏力量，无产阶级不可能同农民联盟把革命引向胜利，只有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才能掌握政权。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又对生活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批评，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残酷无情。这些思想多年来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当时也受到了列宁的批评，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观点意义深远。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党徒刺伤，高尔基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从此走上同苏维埃政权密切合作的道路，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和文学创作之中。1924年列宁逝世后，高尔基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回忆录《列宁》，回忆录通过列宁的革命活动和日常生活，描写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缅怀列宁对他的深切教诲，生动的再现了革命导师的伟大智慧和“象真理一样朴素”的崇高品质。
在苏维埃时代，高尔基担任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创作方面，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特写、回忆录、政论以及文学论文，如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未完成）、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人们》、特写《苏联游记》（1929）和《英雄的故事》（1930）、政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1930）等。
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通过麻纺织厂厂主阿尔达莫诺夫和工人莫洛佐夫两家三代的历史，描述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50年间资产阶级兴起、发展和衰败以及无产阶级从奴隶变为主人的过程。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出身农奴，他利用农奴制改革时得到的一笔酬金买田置产，成为纺织界的暴发户。老伊里亚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事业心，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者的特点。老伊里亚死后，长子彼得继承父业，但他既无管理事业的才能，又缺乏对事业的热情，对他而言，事业是个沉重负担，因而精神苦闷，沉溺于放荡生活之中而无所作为。第三代的代表是彼得的次子雅可夫，他更是一个贪吃贪睡、懦弱无能、腐化堕落的寄生虫。他在十月革命期间仓皇出逃，最后被人打死。这个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演变过程，正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走向衰亡。在阿尔达莫诺夫家族中，只有彼得的大儿子小伊里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说明资产阶级内部正在不断分化。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也写到了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逐渐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中觉醒、反抗，特别是1905年革命使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聚会，学习，开展革命活动。最后，工人们接管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花了十年时间创作的一部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它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总结。小说描写了19世纪70年代末到1917年十月革命40年间俄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并着重写了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的故事”，高尔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刻画了灵魂空虚的克里姆·萨姆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萨姆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加入革命队伍，而在革命低潮时却敌视革命。他崇拜个人英雄，轻视人民；对待爱情，只是逢场作戏。最后，在1917年群众示威游行时，被人们踩死，“像一个充满了卑贱拙劣物品的脏口袋一样”被历史抛弃了。同时，作家还塑造了和萨姆金对立的形象——库图佐夫，库图佐夫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他真诚坦率，大公无私，具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在他身上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他与其他革命者一道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解放运动，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艺术地展现了十月革命前40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通过作品人物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哲学、美学、宗教等观点的变化，生动地再现了历次重大事件，并力求在人物性格与环境的辨证关系中探索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复杂的有机联系，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促进民族精神文化的革命性转换。所以小说被称为那一时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
1934年，高尔基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做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并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走完自己光辉的一生。
高尔基的一生与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建立相伴随，他的创作生动地再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辉煌历程，列宁指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同时，高尔基还是积极的革命战士，他以他的革命活动和创作与俄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母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他在1902年开始构思，1906年写成并发表，列宁称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小说的人物和素材取自真人真事。20世纪初，高尔基的故乡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附近的工人区索尔莫沃，工人运动高涨。1902年，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组织者工人彼得·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扎洛莫娃继承了儿子的事业，为革命到处奔波。当时高尔基和地下党组织有密切联系，与这母子两十分熟悉。《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作家并没有局限于真人真事，而是融入了自己在1905年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生活素材和斗争经验，经过深刻的艺术概括创作而成的。
《母亲》以工人运动的兴起、发展、壮大引起母亲尼洛夫娜思想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重点描写巴威尔与他组建的革命小组在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的成长过程，同时写了母亲尼洛夫娜的觉醒。第二部主要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在群众中所进行的艰苦的宣传工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工人区里，老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被厂主榨干最后一滴血汗，病死了。他的儿子巴威尔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离开夫辈们走过的道路，学习革命理论，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向新的目标前进。一次，厂主以修整草地为名，提出要在工人的工资里每卢布扣除一个戈比，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巴威尔积极支持并领导工人同厂主说理辩论，同时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由于广大工人尚未觉醒，斗争以失败告终，巴威尔被捕入狱。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接受了巴威尔的同志们的请求，把革命传单散发到工人中去，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巴威尔出狱，他因领导了“五一”游行而再次被捕。尼洛夫娜继承了儿子的事业，经常乔装打扮把传单、报纸、和宣传革命真理的小册子送到群众受里。巴威尔拒绝了同志们要他逃跑的请求，在受审的法庭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后被判终身流放。巴威尔的演说词印成了传单，由母亲去送，但在车站被特务包围，她毅然把传单撒向群众。母亲被宪兵拖走，尽力高呼：“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巴威尔是作家着意刻画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也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革命无产者的典型形象。他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成长历程。巴威尔最初是一个普通工人，与其他工人一样，在工厂主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巴威尔和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开始读“禁书”，学习革命理论，秘密组织革命小组。马克思主义真理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意识到他们痛苦生活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决心起来斗争。在斗争中，巴威尔不断成长。
小说主要通过三件事来表现巴威尔的成长。“沼地戈比”事件是一次自发的工人斗争，巴威尔被仓促推上领导岗位，但由于大多数工人尚未觉醒，巴威尔还不够成熟，只限于讲大道理而没有和工人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斗争很快就失败了，巴威尔因此被捕入狱，巴威尔也看到自己的弱点，懂得了斗争的复杂性。巴威尔领导的第二次斗争是“五一”游行，这是一次自觉的政治斗争。游行那天，“一面工人阶级的大旗像红色的鸟儿一般，突然飞扬在仰首企望的人们的上空”，巴威尔在街头讲话时，人们“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一样，聚拢在他的周围”。巴威尔高呼“全世界工人阶级万岁”，千百万群众齐声响应。巴威尔已成为深受广大工人群众拥戴的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巴威尔因领导游行再次被捕，沙皇官僚机构审判他时，他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宣判了剥削阶级和专制制度的死刑。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成熟的革命者了。
巴威尔作为一个革命先锋战士表现出了坚定的党性，具有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品质，以为革命事业献身为己任的崇高精神。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
母亲尼洛夫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她的感受表现出来的。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年代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开始她只是普通妇女，受到阶级压迫、宗教统治和夫权压迫，这使她养成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革命意识的觉醒和成长过程较巴威尔缓慢得多，当母亲第一次发现儿子在看“禁书”、参加秘密活动的时候，感到十分恐惧，但是，巴威尔和工人小组的成员的革命言论和优秀品质使她深受教育。“沼地戈比”事件后，为了搭救在狱中的儿子，尼洛夫娜主动代替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终于迈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五一”游行时，她和儿子一同走向街头，不畏沙皇军警，走在队伍最前列，巴威尔被警察抓走后，她从地上捡起被扯碎的红旗，代替儿子宣传革命道理。这表明她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了。
巴威尔再次被捕后，尼洛夫娜搬到城里和革命知识分子住在一起，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她经常扮成修道女、小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禁书”送到农村、工厂去，也因此更多地了解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意义。她本来是一个东正教徒，现在做祷告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甚至对上帝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了。在审判巴威尔的法庭上，尼洛夫娜进一步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和虚伪，儿子的演说使她深受鼓舞，她为儿子感到自豪，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小说的结尾，母亲在车站散发传单时被宪兵抓住，她也不放过向群众宣传的机会，不顾毒打，尽力高呼：“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复活的灵魂——是杀不死的!” “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这时尼洛夫娜已是一位无所畏惧、具有革命理想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了。
母亲由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的人生经历反映了20世纪初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和在战斗中的成长，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的巨大威力。
在小说中，农民雷宾的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贫苦的农民，对统治阶级怀有本能的仇恨，但也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起初他不相信革命知识分子，不相信革命书刊，凭借个人的力量去斗争，结果失败。后来在巴威尔等人的教育、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终于接受了革命真理，到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使广大农民开始觉醒。不久雷宾被捕了，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叶菲姆·雅可夫等雇工，斯吉潘·彼得等农民又承担起宣传革命的任务。雷宾的形象反映的农民的觉醒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母亲》中还刻画了不少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戈尔、沙馨卡、索菲亚等人，他们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但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走向革命，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母亲》通过以巴威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以尼洛夫娜为代表的革命群众的经历，真实地再现了俄国人民的觉醒，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进程。同时，正确地表现了无产阶级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领导作用，并显示了必胜的前景和信心。
《母亲》采取了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小说描写的是工人阶级反抗旧社会的伟大斗争，并且正确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前景。
在表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时，工人阶级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小说塑造了鲜明的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如巴威尔、尼洛夫娜。高尔基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发展中去反映社会的真实，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母亲》写的是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无产阶级的斗争，巴威尔、尼洛夫娜这样的革命者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代表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新兴力量，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小说的结尾，虽然巴威尔被流放，母亲被捕，但绝不是悲剧式的结局，因为在他们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同情并参加了巴威尔所献身的革命事业，有力的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艺术上，小说善于在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去刻画主人公形象。小说表现巴威尔如何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家时，着重写了巴威尔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对资本家的斗争，在“五一”游行时和沙皇军警的搏斗，在法庭上对整个旧世界的批判，同时，英雄的成长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小说通过巴威尔和尼洛夫娜的经历，还表现了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小说善于用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致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的变化。对不同场合、不同人物，运用不同色彩的语言。母亲开始柔弱、忧郁、温顺，常说宗教性的语言，在革命斗争中，母亲逐渐变得乐观、坚强，语言就显得坚定有力，说明母亲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巴威尔的话简洁、明朗、具有说服力，体现了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的特点。
《母亲》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体现了时代的需要。《母亲》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肖洛霍夫
一、生平与创作
米哈依尔·亚力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时代的著名作家，是一位具有史诗气质的编年史式作家，他的创作反映了俄国从十月革命胜利直至苏联接近解体的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和残酷斗争。特别是由于他以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魅力描绘了顿河地区哥萨克在苏俄各个历史转变过程中的生活和命运，“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肖洛霍夫获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24日出生于顿河军屯州维奥申思克镇克鲁日林村。母亲出嫁前在地主家当女仆，父亲是俄罗斯内地人，后移居顿河地区，哥萨克人称这些迁入者为“外乡人”。他的父亲曾当过雇工，后来做过商店店员和磨坊经理，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政权下粮食部门的职员，他有许多藏书，使肖洛霍夫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熏染。肖洛霍夫成长于顿河地区，对哥萨克的生活十分熟悉。十月革命前，肖洛霍夫在故乡一带读小学、中学，国内革命爆发后他辍学回家。1919—1920年，他目睹了革命后顿河上游地区发生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革命*。1920年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建立后，肖洛霍夫投身到红色政权做革命工作，他从事过农村教育和文化宣传工作，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征粮队，任粮食采购员、检查员和机枪手，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匪、富农分子作斗争。1922年秋来到莫斯科，当过装卸工人、泥水匠和房管部门的会计员、办事员。1925年底，肖洛霍夫回到顿河故乡，从此未曾离开过故乡的大地。
肖洛霍夫于1923年开始创作，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从此成为专业作家。肖洛霍夫的早期创作（1923—1926）大部分收在1926年出版的《顿河故事》和《浅蓝的草原》（一译《蓝色的原野》）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里。特别是《顿河故事》引起文艺界的高度重视，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特意为《顿河故事》作了序，称赞它“象草原上的一朵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
《顿河故事》真实地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地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极其残酷的斗争。不但村镇居民分裂成敌对的两方，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还常使亲人之间互相残杀，成为势不两立的人。《看瓜田的人》写一个当白匪警卫队长的哥萨克阿尼西姆，残忍地打死了同情和帮助红军俘虏的妻子，他的小儿子为了从父亲手里救出受伤的当红军的哥哥，挥起斧子砍死了父亲。《胎记》描写在一次剿匪斗争中，一个红军骑兵连长被一个凶恶的白匪头目打死，白匪头目跑过去脱下死者的皮靴，从左脚的胎记上认出正是自己的儿子，顿时震惊万分，悲痛欲绝，遂饮弹自尽。《死敌》描写十月革命后哥萨克的阶级对立，“仿佛有谁在村子里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敌对的双方”，一方是村苏维埃副主席叶菲姆和村子里的贫农，另一方是伊格纳特等四五个商人、富农和一部分中农。叶菲姆立场坚定，不怕打击，不怕利诱，积极领导农民同伊格纳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被暗杀时仍然毫不动摇，他坚信一个人倒下去，将会有二十个新的叶菲姆出现，革命事业必将取得胜利。《道路》的主人公彼得是个毡靴工人，因父亲被白匪杀害而放火烧掉敌人的仓库，投奔红军。后来他在村苏维埃政权里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在敌人的一次进攻中受伤被俘而被迫当匪兵，但他依然忠于革命。一次白匪进攻苏维埃农场，彼得乘机杀掉白匪头目，鼓动匪兵哗变，倒向苏维埃政权。在这些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小说里，作者一方面表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表现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生命力和革命哥萨克的优秀品质，展示了哥萨克劳动群众的觉醒过程和走向新生活的艰难道路。《顿河故事》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故事结构严谨，人物性格丰富鲜明，对大自然的描绘细腻动人，语言具有浓郁的哥萨克乡土气息，显示出作者比较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杰出的艺术才华。
1925年底，肖洛霍夫回到故乡后着手写作《静静的顿河》，小说规模宏大，分为四部八卷，分别出版于1928、1929、1933和1940年，小说出版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肖洛霍夫也因此获得国际性声誉。
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1930年，斯大林接见肖洛霍夫，鼓励他“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肖洛霍夫理解为让他更关心现实问题，积极投入农业集体化运动之中，并开始创作反映农业集体化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第一部出版于1932年，受到文艺界的普遍赞扬，第二部于1960年出版。
《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哥萨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建立新生活、实现农业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小说第一部叙述了列宁格勒的金属工人达维多夫和逃亡的白军军官波罗夫策夫于1930年1月的同一天来到哥萨克的格列米雅其村。达维多夫到村苏维埃报到，波罗夫策夫却在自己的老部下富农雅可夫家隐藏起来。达维多夫和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村苏维埃主席拉兹米推夫相配合，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动员村民加入集体农庄。而白军军官波罗夫策夫却指使雅可夫煽动农民，杀掉牲畜，不交麦种，进行破坏活动。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集体农庄建立起来了，并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千百年来被荒芜的处女地也被开垦出来。第二部写的是集体农庄的巩固过程。达维多夫深入群众，关心他们的疾苦，然而白军军官波罗夫策夫再次来到格列米雅其村，企图策划反革命暴动，敌人的阴谋很快败露，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达维多夫和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壮烈牺牲，敌人被活捉。这悲剧性的结局显得忧郁而感伤。《被开垦的处女地》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的再现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严酷性和复杂性，不仅反映了敌对势力或明或暗的抵抗和破坏，而且表现了劳动者对这一运动的怀疑和观望；不仅写了达维多夫等人的胜利和成功，也表现了他们在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小说除了表现复杂的阶级斗争外，还对日常生活和劳动进行了描写，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共产党员的群像，如忠于党的事业的达维多夫、村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苏维埃主席拉兹米推夫等。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达维多夫，他是上级派来领导工作的干部，曾经当过水兵和工人。他立场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和人民群众充满阶级情谊，对敌人却决不留情。他沉着冷静，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妇女骚动”事件中，群众被敌人煽动起来枪种子，他被妇女打得鼻青脸肿也不还手，誓死保卫仓库的麦种，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但是，小说并没有把达维多夫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曾与朋友的妻子关系暧昧，也曾迷恋行为轻佻的妇女鲁什卡。最后，他因警觉性不高而未识破暗藏的敌人，使集体受到损失，自己也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
《被开垦的处女地》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风景描写融为一体，悲剧因素和戏剧因素有机结合，今天看来，作品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有艺术价值。
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肖洛霍夫以上校军衔在前线担任军事记者，写下了许多特写和政论，如《在顿河》、《战俘》等。此外，在战时和战后，他还创作了歌颂苏联军民爱国主义和英勇献身精神的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2）、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69，未完成）。问世于1956年和1957年之交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尤负盛名的作品。
《一个人的遭遇》是作者酝酿达十年之久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国内外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作品以自述的方式，描写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索科洛夫四十多年的悲欢，特别是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索科洛夫年轻时曾参加红军，父母在国内战争期间饿死。他当了工人，在卫国战争前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战争爆发后三天，他就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负伤被俘，在德国集中营里受了两年非人的折磨，多次死里逃生，1944年才回到祖国。可是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在1942年被敌机炸死，儿子也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在柏林前线牺牲。战后，索科洛夫复员当了汽车司机，收养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两人相依为命。索科洛夫的悲惨遭遇，真实地表现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共同遭遇，概括了一代人的命运，小说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强烈地控诉了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了苏联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在战争中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被誉为“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
《一个人的遭遇》是苏联战争题材文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小说以往战争题材的作品着重描写重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惯常写法，而是另劈蹊径，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命运。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索科洛夫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他经历平凡，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却表现了普通人平凡中的伟大，纯朴中的崇高，揭示出普通人身上潜在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价值，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力量。同时，通过战争对索科洛夫命运的影响以及他对战争的切身感受，表达了作家对于战争、对于既往历史的思考，为苏联军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对50与60年代的文学影响很大。肖洛霍夫193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9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及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曾获得五枚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文学劳动英雄称号，1941年《静静的顿河》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1960年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同时获得列宁奖金，1965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病逝。
二、《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1926—1940）规模宏大，共四部八卷，被称为“史诗性的巨著”，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小说的前两部出版于1928年，当时引起了尖锐的争论。绥拉菲莫维奇、卢那察尔斯基都给予了热情的赞美。高尔基也在一封信中肯定了小说的第一部。但小说也招来很多人的尖锐批评，作家普罗柯菲耶夫宣称肖洛霍夫袒护富农和反苏分子。“拉普”的评论家则说肖洛霍夫根本“不是无产阶级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认为《静静的顿河》是“仇视无产阶级”的作品，说“肖洛霍夫本人是哥萨克富农和国外贵族的代理人”。因此，小说的第三部出版遇到了困难，直到1932年，经过高尔基等人的努力，第三部才得以出版。第四部则出版于1940年初。
小说主要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在1912年至1922年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中的历史，表现在战争与革命时期，顿河两岸五百万哥萨克“在风尚生活及人的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揭示“卷进1914年至1921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强烈旋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原是俄罗斯内地的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农奴、仆役、流犯和市民，大约从15世纪开始逃亡到边远的顿河、库班河大草原上成为“自由民”，并逐渐形成一个自治的哥萨克区域。哥萨克人热爱自由，英勇善战，性格粗犷强悍，曾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沙皇政府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一方面给哥萨克发放薪饷，免交课税，让成年男子为其当兵打仗，另一方面又培养他们蔑视俄罗斯的“乡巴佬”、“外乡人”的偏见，加之他们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里，过着一种近乎中世纪宗法制的生活方式，逐渐变得愚昧粗野，狭隘偏执，充当起维护沙皇统治的工具。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纷纷逃亡到顿河流域，妄图把顿河变成他们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基地，哥萨克内部产生了激烈的阶级分化，上层哥萨克公开参加反革命叛乱，大部分哥萨克中农和落后农民被他们欺骗利用，盲目地卷入和红军的野蛮厮杀，只有贫苦哥萨克和“外乡人”坚定的拥护苏维埃政权，踊跃参加红军。经过反复地拼搏和较量，哥萨克白匪的叛乱被平息，苏维埃政权终于在顿河地区彻底胜利。
《静静的顿河》以广阔的艺术视野对历史上这个巨大变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它深刻揭示出转折过程中哥萨克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残酷及其悲剧意义，从而反映出旧制度必然灭亡，新生政权必然胜利的趋势。全书共四部。第一部的背景是1912-1916年，主要叙述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传统、闭塞落后的生活方式。第二部描写1916年10月到1918年春天发生的重大事变，包括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和刚刚开始的国内战争。第三部主要描写1918年春到1919年5月国内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斗争。第四部描写1919年5月到1922年春，白匪和哥萨克武装叛乱的彻底失败和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的日趋巩固。
小说以中农哥萨克麦列霍夫一家的兴衰为主要线索，以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人物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是一个性格复杂、内涵深广的人物典型，他在动荡的历史年代走着一条独特、坎坷的人生道路。葛利高里出身于中层哥萨克之家，是一个热情、英俊、勤劳、勇敢的青年，对待爱情，他也显得执着而顽强，他狂热地追求邻居司捷潘年轻美丽的妻子阿克西尼娅，阿克西尼娅在丈夫离家后，也陷入对葛利高里疯狂的私情之中。事情很快暴露，葛利高里屈从父母之命娶了娜塔利娅为妻，但他对妻子并无感情，就带着阿克西尼娅私奔到亚果得诺耶，在地主庄园里当雇工，阿克西尼娅很快怀孕，生下一个女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残酷的屠杀使他厌恶战争，亲身的经历，现实的斗争，同共产党人和革命哥萨克的接触，使他开始有所觉悟。但沙皇政府的一枚十字勋章及家乡父老的“一整套谄媚、尊敬和欢乐”有立刻浸灭了他身上“伟大的人类的真理”。十月革命后，受哥萨克革命者波特捷尔柯夫的影响，他参加了红军，担任连长，英勇的同白匪作战。此时，葛利高里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是苏维埃政权短暂的同路人，特别是当看到波特捷尔柯夫不经审判而处死被俘的白军军官时，他十分反感、愤慨，“在顿河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最高潮里离开了自己的队伍”。1918年春天，葛利高里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顿河流域的反革命叛乱，他把布尔什维克看成是他生活中的敌人，认为革命使他失去了土地、特权和荣誉，于是疯狂地杀害红军战士。但葛利高里在情感上仍然与白匪军格格不入，不断与白匪军官发生冲突，1918年底，在察里津战役失败以后，他离开了叛军，想从此解甲务农。红军占领鞑靼村的时候，葛利高里公开咒骂苏维埃政权“除了使哥萨克破产以外，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庄稼佬的政权，庄稼佬才需要它”。他被列入被捕人员名单，闻讯逃跑。
1919年3月，顿河哥萨克再次暴动，葛利高里又投身到反革命狂潮中去，特别是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杀死以后，他更是怀着疯狂的复仇心理残酷杀害大批红军战士，并爬到白军师长的高位。但葛利高里在叛军中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10月，白军溃败，葛利高里象丧家犬一样被抛弃，他想带着情妇阿克西尼娅逃到海外去，未获成功。葛利高里怀着赎罪的心理再次参加了红军，在布琼尼骑兵队任连长、副团长，他作战英勇，奋力杀敌，但由于严重的“历史问题”，终究得不到红军的信任。1921年内战刚刚结束，他就被彻底复员了。
葛利高里回到家乡，世事全非，妻子娜塔利娅死于小产，嫂嫂妲丽亚自杀溺死于顿河，父母也先后病故，他的妹夫、鞑靼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珂晒沃依宣布要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为逃避惩罚，葛利高里加入了佛明匪帮。1922年春，佛明的叛乱彻底垮台，葛利高里潜回村中，想带上阿克西尼娅远走他乡。半路上遇到苏维埃征粮队的袭击，阿克西尼娅中弹身亡，葛利高里身心交瘁，象幽灵一样在森林村野游荡，1922年3月，他将枪支弹药抛入开始解冻的顿河，孤身一人回到村里。在门口的石阶上，他双手抱起唯一的儿子米沙特，“这就是在他生活中所残留的全部东西。”他“在许多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那一点点希望总算是实现了”„„
葛利高里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他既不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复杂人物。在短短的四五年间，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反革命叛乱，其徘徊动摇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无论在红军还是白匪中，他都是一个“陌路人”。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是无限感慨的说：“我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象醉汉一样遥遥晃晃„„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怀着极大的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这一切都变了样子„„在白军的司令部里，我是一个陌生的人，他们始终对我怀疑„„可是后来在红军里也是这种样子。”葛利高里的徘徊动摇实际上是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然而，革命与反革命泾渭分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最终使他以悲剧结局。
葛利高里的动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葛利高里出身于殷实的哥萨克中农家庭，中农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而葛利高里还是一个哥萨克军官。作为劳动者，他勤劳淳朴，向往新生事物，所以他两次参加红军。但中农的私有观念和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使他和无产阶级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他对真理、正义的苦苦探索，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个人奋斗性质，尤其是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和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使他倾向资产阶级，三次投入反革命叛乱，而劳动者的朴素感情和平等意识又使他同白匪军格格不入。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用自己的眼光超现实地看待对立的双方，认为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兄弟仇杀，白军和红军“价钱都是一个样子”，他“站在两种原则的斗争的中间，对这两方面他都不肯承认”，于是要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哥萨克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必然构成悲剧。
总之，葛利高里是一个不断探索追求而以悲剧结局的人物典型。他有着十分复杂的性格和矛盾的心理，在他身上，勤劳与愚昧、质朴与无知、勇敢与粗野、善良与残暴、正义与偏见、理智与疯狂、荣誉与高傲、自尊与虚荣等融为一体。这种性格和他执着而充满悲剧性的追求，正是顿河哥萨克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十月革命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产物。
小说还塑造了一些鲜明生动、个性突出的哥萨克妇女形象，如阿克西尼娅、娜塔利娅以及葛利高里的母亲伊莉伊奇娜等。阿克西尼娅和娜塔利娅都无私、坚贞而执着地爱葛利高里，阿克西尼娅美丽而富有激情，也敢于反抗自己不幸的婚姻，与葛利高里建立起真正的爱情后，情愿与葛利高里一起赴汤蹈火，死而无憾。娜塔利娅温柔善良，热爱劳动，忠于爱情，责任感强，她爱自己的丈夫，但葛利高里并不爱她，使她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作为一个哥萨克妇女，她也有刚毅的一面，她曾因自己的被遗弃而以死抗争，最后，为向不忠的丈夫报复，她强行打胎，终因流血过多而死去。葛利高里的母亲伊莉伊奇娜是老一代妇女，她一生辛劳，饱经风霜，道德感、家庭责任感都很强，但实际上她们只是家中男子的附属品，她的经历表现了哥萨克妇女的无权地位。
《静静的顿河》还描绘了一批英勇的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形象，表现他们在社会重大转折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不回避他们的一些偏激情绪和过火行为，体现了作家的客观立场。
《静静的顿河》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从体裁上看，它是一部史诗体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的是大规模的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战争和革命，并通过交替描绘顿河村庄日常生活、主人公命运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行动来实现，使小说规模宏伟、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小说采用了大量历史文献、编年史、命令、日记、书信等各种资料，使史诗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浓厚的历史感。
小说在结构上庞大复杂，但大而严谨，精巧有序。小说以麦列霍夫家族的命运为中心情节，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的情感纠葛是主要线索，他和娜塔利娅的关系则是次要线索，但作家的笔触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把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使小说既有变幻莫测的重大政治风云，又有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还有诗情画意的哥萨克人的劳动场面以及独具特色的个人情感纠葛。因此，小说在结构上既自由开放，又浑然一体。
在塑造人物方面，注重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动态地展示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是作家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重要手段。《静静的顿河》真实地表现了葛利高里一生心灵运动的轨迹，一步步揭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机制展示出悲剧的必然性。在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中，一方面是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身上纯朴善良的天性对新事物的向往与哥萨克的偏见之间的矛盾造成他内心的迷惘；另一方面是他在对爱情的追求中所形成的内心波澜。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与那个时代社会的冲突是葛利高里心理矛盾的根底，爱情的曲折与矛盾则是他心灵运动中美的浪花，两者相互补充，构成葛利高里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还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对顿河草原的风土人情和壮丽景色也作了出色的描绘，使小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作为一个出身于哥萨克农民家庭的作家，肖洛霍夫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日常生活习俗，如日常劳动、节日、葬礼、婚宴、晚会、服装、跳舞、唱歌等。书中还有大量关于顿河地区壮丽景色的描绘：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多端的草原风光，村庄周围草香四溢的牧场和吃草的马群，陡立的河岸和奔流不息的河水。风景不仅起到环境背景的作用，而且是作者借以烘托主题，反映人物情思和刻画人物心理的一种意识手段。如阿克西尼娅被流弹打死，葛利高里将她埋葬后的一段景物描写，作者写了“太阳升到断崖的上空”和照在葛利高里的白发上的情景，这时葛利高里感觉太阳是黑色的，形象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绝望。在小说中，地方的民歌民谣和习语土语也是表现哥萨克习俗特点和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如小说开篇的哥萨克古歌，就把读者带进顿河哥萨克悲壮的历史长河之中，他们的先辈们为自由而斗争，用血泪写下了无数英勇悲壮的篇章，同时预言这里又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可起到增加乡土色彩的作用，但运用过多，让不少读者感到费解。
肖洛霍夫的创作活动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作品数量虽然不算太多，可是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乃至语言风格上都独树一帜，他靠自己的天才和情感写作，这使他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20世纪各种理论思潮和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困扰，从普通人生活的层面去理解历史和表现历史。他在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